39 盔甲厂一小
一年搬了三次家，把我的心搬活泛了，转学也没太当回事。每天早晨上学，背着小书包，走过曲曲弯弯的胡同，路过悲鸿故居的大门，再前走几步，就到了盔甲厂一小。
我的教室在学校南院。一进校门，就是抬头望不见树梢的大杨树，左手的两棵杨树中间，空档大些，露出一座有把年纪的灰砖洋房和它前面的五层砖台阶，台阶两边有矮墙护着。上了台阶就到了我的教室。两个人的课桌和座椅，是由两片铸铁支架连在一起的，铸铁上有英文，显然是老物件。
转学没几天我就知道学校原来的名字叫“汇文一小”。因为学校只改了校名，校徽图案还是“汇文一小”四个汉字摞起来的小鸽子。翻翻档案，原来汇文学校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 。清同治九年（1870年），美以美会建立北京卫理公会教堂，并于第二年，附设一所名为培元斋的启蒙学馆，随后学生逐渐增多，馆内建宿舍，学生可以寄宿。可见，学校的成分有点高，还有海外关系，难怪学校随地名，改成了盔甲厂一小。校名虽然改了，但这所学校先声夺人的气势和百年积淀的校园文化，却不是一般的胡同小学能比得上的。
记得第一堂美术课的作业发下来，就把我震住了。徐悲鸿的邻居果然不一般，杨昌画的古代车马图，两匹御马画得强健有力、气势昂扬，线条准确流畅，透视极佳。杨昌比较瘦，好说好动，而同样爱画的宏然则壮实且安稳。我去过麻线胡同宏然的家，进了如意门洞，跨进顶门的西屋，他把自己画的波浪滔滔的水彩大海拿给我看，只这一眼，让我记到了今天。高最有个肉鼻子，好搞笑。北京日报曾经报道：建国门街道在哈萨克斯坦建了个面包厂。报道里面有高最的名字，我打电话给他，他说：那就是他。高最成了我们班里第一个名人。王强瘦脸尖鼻子，他让我记了一辈子的理由是一个造句。发语文作业时，老师故意逗他：“同学们，你们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见老师这么一说，全班同学立刻都支起耳朵来听，老师抿嘴笑笑，继续念下去”我们心意坚疋不拍因推。”大家先一愣，脑子快的同学带头笑起来，全班跟着像触电一样，哄堂大笑，王强去拿作业本子时，脸臊得通红。
大炼钢铁时，学校在我们教室前面的南墙根，搭了两个墓碑一样的小炼铁炉子，同时号召同学们捡废铁。一天放学，我顺着胡同一直往东，在一个工地的栅栏底下揪出一大捆粗铁丝蒺藜，反身拖了一路，亮灯才拖到学校。那时真傻、真实在，出了这么大力，没一个人看见，第二天，我自己也没说，反而觉得事后表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学校大炼钢铁的成果，是一摊比火烧大一圈、厚一层的圆铁饼饼，拿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有剪断的铁丝和生铁锅的碎片。
学校北院北墙东面两排房，围成一个院子，里面是住校生的宿舍。院当中立着几根杆子，杆子上有粗铁丝供住校的同学们晾衣服、被子。北墙西面是大食堂，这也是老校舍迄今唯一还可以见到的遗存。想听听五几年住校的小学生们有啥见闻和感受吗？下面看看他们自己怎么说。
安良回忆：“在城根下的德国公墓公园，我最爱玩转伞，一条腿套在绳圈中，一手抓牢绳子，相互追逐，被后者摸到的人就得下场换人。还有转椅，与女生不同，男生坐在上面，被推得飞转，不为别的，只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下来后还能站稳，否则就会被嘲笑。最后别忘了还有更刺激的荡秋千（学校里也有），我能把它荡到几近水平……”
提起荡秋千，直峰至今肝颤：“别提荡秋千了，荡到最高处我脱手飞出去，差点插在拦杆上，朋朋和几个同学扶我回校，三天没上课，脑振蕩。还是安良行，荡平秋千都没事。”
安良接着说：“那年流感来势凶凶，许多班都因病倒的人太多而停课。那时我住在北院东北角第二排宿舍。我们屋的五、六个人都病倒了，只有我还好。因此，我常常对人吹牛：‘我身体最捧！’但第二天我也高烧近40度，趴下了。那时，我们宿舍有一位阿姨值班，一天夜里我起来小便，刚站起来就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幸亏我起身时，在一旁打盹的阿姨就醒了，她一把抱住了我。那时候的学校老师和职工的工作态度特别好。
在小学几年中，有过唯一的一次食物中毒。起因是学校食堂做的腊肉和咸肉焖四季豆中，腊肉变质。我因不爱吃腊肉，逃过一劫，只感到胃部稍有不适。后来听说有二十几个同学病情较重，上吐下泻，幸亏校医崔护士发现得早，应对及时，立刻把这些同学送去同仁医院治疗，很快就好了。那一晚，崔护士忙坏了，她为学校立了大功。
还有两件印象很深的恶作剧：日坛公园刚建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回来时，有人把从沟里捡到的一个骷髅头，用草绳穿着提回校园，用来吓唬人玩，被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另一件是三年级时，有人弄了半盆水，水里还和了些炉灰，架在虚掩的房门上，克明中招，连砸带委屈，嚎啕大哭。惹得老师把几个使坏的臭小子，狠狠熊了一顿。”
那么点的孩子，没有家的呵护，也没了家的约束，长疯了，也玩痛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