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中印出版人的脚下。
新德里世界书展第二日上午，Ashok酒店三层宴会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掌声，来自中印两国的嘉宾欢聚一堂，共话中印出版交流的新机遇与新未来。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彭兆平、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锋等三位中国出版界翘楚，先后就“中印出版合作”和“出版业的创新发展”话题做了精彩发言。印度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主席、印度RELX集团顾问罗海特·库玛，印度帕西姆图书公司内容发展部负责人马妮莎·乔德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与品牌部负责人伊恩·丹尼森和威立公司印度总经理维卡斯·谷帕也分别发言。
此后的自由交流环节中，与会者们积极互动，寻找着发展“真经”，也寻找着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岩
文化交融、合作共赢、融合发展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岩
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集团，每年出版14000多种图书、50 多种期刊报纸，一直以7%-8%的国内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名列第一。
国际化战略注重“文化交融、合作共赢”
未来5～10年，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著名出版集团”。为此，我们的战略思路如下：一是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出版这两个中心话题。二是坚持近期做响、中期做开、长期做强、总体要做实的基本方针。三是形成欧美、新兴国家、亚非拉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四个市场逐步开发的基本格局。四是开辟重点进入高校、进入研究机构、进入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路径。五是加强资本、渠道和选题开发的重点合作。六是要坚持版权是基础、选题是关键、翻译是重点、人才是根本、机制是保障、数字化是方向的基本思路。
2013年习*平近**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2014年和2015年中印两国高层互访，为中国出版集团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机遇。中国出版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将秉承历史精神，以“文化交融、合作共赢”为核心。
具体来讲，中国出版集团愿意和大家分享三个重要资源。一是所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文学、音乐、美术等出版社，以及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它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资源、版权资源和进出口平台资源，在中国出版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强大的聚合能力。二是“易阅通”数字内容投送和服务平台。开通两年以来，其数字产品已经可以直接送达全球25000家公共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内的主要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三是“译云”数字翻译平台。它对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各类型翻译，其翻译的能力远远超过人工翻译。上线以来，已经产生强大的，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公共服务能力。这三种资源是开放性的，是社会化的，也是服务型的，欢迎印度出版机构和我们一道共同关注、共同开发、共同得益、共同发展。
探索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
首先，中国出版集团认为，在数字时代，出版的本质依旧是内容选择，出版企业的使命依旧是文化传播。其次，发挥内容优势，探索融合发展。在多介质的传播过程中，内容是根，编辑是本，融合是关键，核心是版权资源的多元开发。这种融合是跨界的，消解了介质之间的藩篱；是开放的，打通了产业之间的关联；是溢价的，实现了价值衍生和增值。因此，中国出版集团大力推动核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流程的数字化、商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
中印合作方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承担“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5年内要出版中文和英文经典图书各25种，1月8日在新德里首发《苏尔诗海》(中文版)。1月9日，集团与NBT印度国家图书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互译出版童书。少儿出版方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儿童百科全书系列颇受欢迎，天天出版社推出的曹文轩工作艺术中心的《草房子》发行超过1千万册，还合作成立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中译公司则引进了不少国外优秀童书。
实施中印互译工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他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将建设成一个内容权威、知识精确、具有互动性的百科知识平台。该社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了中国最权威、最专业的、5亿余字的古籍文本。我们还与全球领先的出版技术服务商——英国出版科技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为集团与欧美市场的深入合作打下了基础。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彭兆平
All is well. I believe it.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彭兆平
我们做过什么——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集团旗下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印度著名作家克里山·*达钱**尔的《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古尔辛·南达的《大湖彼岸》以及改编版的两部印度古代伟*史大**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还出版了《印度古诗选》等大量印度文学作品。近年来，集团旗下的多家出版社都与印度有出版合作，出版了《泰戈尔回忆录》，重新整理出版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作品，推出了《印度民间故事》等著作及林语堂先生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两卷本，分为《中国的智慧》和《印度的智慧》两册推出。除此之外，还有版权贸易和印刷方面的合作。
即使有这些，我仍认为，我们此前与印度出版业界的合作交流还是非常有限的。中印出版企业之间的合作，在版权贸易常态化、图书出版信息实时共享、图书内容的数字化开发等方面，都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依然是不够的。
我们还能做什么——
两个国家的文化界、出版界联手，从两国的传统文化中开掘题材，创造IP（Intellectual Property），展开全版权运营，这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
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文化悠远神秘，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丰富旖旎，其间蕴藏的题材资源和文化能量，足以催生出让世界惊艳的知识资产。我们这些文化和出版的从业者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璞玉精心琢磨，让它们绽放夺目的光彩。
说到从传统文化中挖掘题材和创造IP，中国的《西游记》是一个典型范例。全版权运营是一种趋势。同一种资源，在出版、影视、游戏、动漫等不同领域以不同的形态跨越边界，共生共赢，诞生了许多现象级的作品，也让整个IP市场更加繁荣。随着优质原创IP的价值提升，游戏、影视开发不断向文学领域攫取“内容”。这对于居于IP产业链上游的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发展的契机。中印两国的出版人，从各自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出优质题材，联手创作，联合出版，联动图书与影视、动漫、游戏、周边产品，在两国市场同步发售，效益和影响力都可以成倍地放大。
我们凭借什么——
作为中国文化企业30强企业，中南传媒有信心与印度文化界和出版界同仁一起尝试拓展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有500多家国家资本投资的出版社，有20000多家民间资本投资的图书策划公司；在发行渠道方面，除了每个省都有网点延伸到乡镇的国营新华书店集团外，全国还有8000多家民营发行公司和11万多家图书零售企业。无论是出版理念还是运营能力，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产业品质，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中国的出版业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中印出版业之间拓展合作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电影、动漫、游戏市场为我们将上游IP价值向影视和动漫游戏领域延伸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未来IP合作可以有多种模式，一是传统的IP销售；二是书影联动、书游联动、书与衍生产品联动；三是共同投资出品，即在作品创作初期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IP，充分调动双方的优势资源，共同打造顶级IP，利益共享，通过与文化产业链上不同平台进行深度互动合作，将IP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南传媒正在谋求凭借IP和资本的双重力量进入影视业。未来，我们与印度出版界同仁的合作空间也可以通过这个新的平台得以拓展。
我们怀着深深的诚意和敬意，期待此次印度之行，一能取得真经，二能觅得伙伴；期待我们一起怀着对文化的敬仰务实地推进交流与合作，在促进中印文化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长路上，留下中印两国出版人清晰的足印。记得印度电影《3 Idiots》中主角Rancho有一句有魔力的语言：All is well. I believe it.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锋
数字化时代出版业的创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锋
出版业为什么要创新？
最简单的回答是，不创新，就得死。这一场数字化浪潮，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只造成局部影响的技术革命，它深刻影响着、改变着、颠覆着，甚至灭亡着某些不适应新潮流的传统行业。据《独立报》援引国际会计与商业咨询事务所马仕运国际数据称，截至2015年6月，英国全年128家出版公司歇业，比前一年净增58家，其主要原因是数字化阅读影响，以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乏力。
数字化革命的威力何以如此之大？就拿上面提到的数字化三大表征的大数据来说吧。大数据将根本颠覆传统出版理念和既有商业模式。如果说数字化浪潮是一场对人类行为方式影响空前的革命，大数据无疑是这场革命的终极形态，它不是浪潮，是无所不在的汪洋。出版业不可逃避要接受大数据这一规律的挑战，大数据将重新定义什么是出版。毫无疑问，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只是大数据环境下一个很小的构成部分。
相比之下，大众消费习惯的改变，尤其图书消费核心群体年轻人的消费观和阅读习惯的改变，还不算最令人揪心的。缺乏数字化转型能力和实力的传统出版企业及其传统出版业态，必将日益举步维艰，要么寻求并购，要么苦苦挣扎，等待破产。而由大型出版集团主导的兼并并购本身并无不好，但对一个传统上正常回报率不足半成（撇开教育出版）的行业而言，追逐经济效益的大型集团，尤其上市集团主导的兼并并购，必然给出版业行业生态带来实质性影响。
出版人坚守了千百年的文化理想，其根基受到了动摇。过去，面对变化，我们常常说“坚守”，现实是数字化洪流冲刷了你立足之地，足无所立，何堪坚守？要有出路，只有依赖创新。
出版业如何创新？
首先，出版业必须提高创新意识，全身心拥抱数字技术，创新业态。书业创新，当融入数字革命，探索新产品、新服务，适应困局，将产业推向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应当向哈珀柯林斯学习，认真研究內容消费方式的变化、所有观变化，在传统方式和渠道之外，开拓新的內容传播、分享、消费方式和渠道。
一些有实力的、综合性大众类出版公司尤应如此，从战略和策略层面，深入研究何以作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认为，大数据应用于出版，可预见影响包括：1.智能选题，通过智能化软件分析流行热点和趋势，选出关键词，自动组合成选题，成为作者和编者选题研发时的重要参考；2.细分读者，根据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3.精确选择渠道，精准投送；4.了解派生需求和延伸需求，使盈利模式多样化。这些观察和判断，有助于凤凰集团完善其数字出版战略和商业模式。
其次，专业社、特色社应以品牌作家为中心，紧扣消费者体验，深度运作，同时开拓新的价值链。第三，未来纸质图书会越来越成为收藏品，要将传统纸质书做出收藏品附加值。纸质出版的最终未来，就在这里，舍此，纸质出版将成为一种受保护的遗产。
凤凰集团如何创新？
凤凰集团面对这些年新的出版产业形势，依托数字化、国际化、多元化三大支柱，全力推进改革创新。一是加快了数字化转型力度，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陈海燕董事长亲自授课，多次从战略、策略层面向全集团阐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途径与方法，要求凤凰传媒“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数字化转型。二是借助国际化，整合内部外部资源，打通相关产业环节，形成良性互动，尽可能使凤凰内容资源效益最大化。三是设立艺术公司、演艺公司、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利用电影、电视、舞台剧、善本孤本古籍高仿真复制等多元化手段，在知识产权经营的战略高度，使凤凰集团出版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四是将适合的出版项目商业化，如《符号江苏》丛书已开发成为集出版、网站、海外文化庙会于一体的复合型平台。
（本文节选自论坛嘉宾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