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节过后，元宵节（2月10日）前几天，我从衡阳乘火车到桂林，时间已很晚了。我要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找李克农同志，但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想到先去找桂林的救亡日报社，找着救亡日报社自然就会找着八路军办事处。但救亡日报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救亡日报》是公开的报纸，报头上印有报社地址是不成问题的，而报纸是可以从报摊上买来的。我下了火车，在车站站口不远的地方，就买了份《救亡日报》，看清报社明确地址。但我没有来过桂林，不知道如何走法，于是叫一辆人力车，把我拉到救亡日报社。
报社大门是关着的。我敲门进去，看见一位工作人员。我既不能自报姓名，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我就说我想打听一下，八路军办事处的地方。他随即回答我："办事处已撤退了。"这一回答使我心凉了一半。我就又问夏衍呢？回答："到香港去了。"又问长江呢？回答："也到香港去了。"这两个回答使我另一半心也凉了。想了一下，只好铤而走险，直接告诉他区区何许人也，请他想法帮忙；或者即刻离开报社，去找李济深的桂林行营。又想了一会儿，觉得两者俱不妥，还不到那个地步。于是我又问总还有什么人留在桂林，没有去香港。他沉默片刻，回答："秋江没有走。"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立刻请他把秋江找来。他打了个电话，一下就把秋江找着了。我和秋江通了话，作了我是谁的暗示。过了一会儿，秋江来到报社，见面后不需三言两语，就把我带走了。
现在回忆这位和我对话的，在桂林我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始终不知道姓名，也说不清其相貌，后来也未进行过调查。这位接待我的人，解放后大家同在北京城，也互相认识，但从未提起过在桂林这码事。他到底是谁？大概在1984年，他偶然向我透露，就是他，诗人，擅长写日本俳句的林林是也。写至此，我不能不感谢他，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在桂林会碰壁的。这个救亡日报社的社址在桂林太平路21号。八路军办事处早在1941年1月20日就撤离桂林，回重庆了。
当晚，由秋江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一个小院落，似乎没有人，进入一个小房间，仅一桌一椅一木板床。幸好我还带有勉强可以过得去的卧具。他则替我张罗了两碗面，然后告别说，明天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他来了，给我一个资源委员会的证章，冒充资源委员会的职员，并移到当时桂林算是上好的旅馆，环湖旅馆，在桂林环湖路。这个旅馆不错，可以说是仕宦行台，谨慎一点，可以掩护下去。因此我大部时间住在旅馆，不大出去，以免碰见熟人。我的原设想是从桂林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报告皖南事变经过。我托秋江找李济深，要求利用桂林行营和重庆来往的交通工具，或至少交通手续。但李济深认为去重庆太冒险，还是回苏北新军部好，他保证把我送到香港。事情只能如此。他要我在桂林等一个人，由他送我去韶关，转乐昌机场，上去香港的飞机。等的人是李章达。我认得这个广东人，他曾任孙中山元帅府的警卫团长，1927年夏天，北伐由广州出发时，他正任广州的公安局长，曾请客为我们送行。他来送我正好。
在桂林闲住，不想去找什么人，以免麻烦，只弄到一本什么词，闲翻。有个晚上忽然发现是元宵节，从春节在徽州度过，第二天离开徽州，辗转到了桂林，一下就半个月了。不无感触，就写了一首《绛都春》词，写好后忽然决定不加上下款，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他定会猜出来写此词者为谁，可以代报平安。后来知道，词真的寄到了，他也猜出写词的人了，并汇了几百元钱到桂林来接济我。可惜我已离开桂林，没有亲收，但我还是感谢他，所以1942年底在苏北解放区时，我又曾寄给他一首词《念奴娇》，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之句。
因为写了第一首词《绛都春》，觉得很能抒发感情，在这以后，大概到1949年，写了上百阕，主要是在苏北写的。因为有皖南事变的渡江一案，所以把这个草稿题为《击楫集》。又因为皖南事变，军部全军覆没，而自己也以此冒险历经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始得安抵香港，所以词意都比较低沉，即使到了苏北解放区，情绪也没有转过来。1949年以后，闲时较少，一直住在城里，即或偷闲可以去跑琉璃厂看画看书，实无引发写词的灵感，所以就很少写词了。有时有那么一点灵感，为了简便起见，都改写七言绝句。渐渐地诗和词各占一半，前一半词多于诗，后一半诗多于词。我有一个誊清本。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端袭来，势不可挡，为了减少麻烦，决心把这个誊清本付之一炬，演了一出《焚稿》剧，同时烧掉的还有在缅甸当大使时的正式日记﹣﹣我一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为时约五年的日记，也不能保存下来。即或如此的灰飞烟灭，还被外事办公室的*反造**派从《流沙》上，从一个油印本的《赣游诗草》上去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指责我在庐山上的一首诗："筐篮篓袋杂纷陈，小市梧桐树下成。买得梨瓜三五个，日中交易利民生。"是反对*跃进大**，主张自由市场，因此是*党反**、反毛主席、反革命，罪名越来越大。所以不得不烧。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悔，百来阕词没有了，而写的时候，依腔托韵，是颇为沾沾自喜的。其实也用不着后悔，低沉的调子，不管怎样，总还是要挨骂的。自己并不是什么词人、诗人，烧就烧了，算了。
秋江把李章达介绍见面后，也没有更多的什么寒暄，一切由他定。第二天，我们就搭火车由桂林返回衡阳，又由衡阳搭车到韶关。他似乎很熟悉韶关情况。我们到韶关后，租住在一条作旅馆的大木船上。那是战时的新发明，住在北口的船上，一有空*警袭**报，就把船撑离韶关，摇到人少、目标小的下游，这样可以等于跑防空洞。空*警袭**报解除了，又摇回到韶关市岸边抛锚。把船包用了，也不会有别的旅客，因此船上又干净，又清静，又平安无事。船上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把三顿饭包给船上，广东船娘极会做菜，色清味香，李章达这位广东人都大为称赞，我则更为欣赏了。去香港飞机不是什么班机，说有就有，说没有就得等好几天到十来天。所以我们在韶关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在李章达一位朋友的帮忙下，得以顺利地到了香港。
后来，我还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大概1941年4月，李章达本人也来了香港，*承志廖**要我向他道谢，在半山道我住的半山旅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解放后，他也常因公来北京，我都去他住处看他。李和*承志廖**很熟，廖很尊重他。因为在同盟会期间，李常闲住在廖家，当过*承志廖**的启蒙老师，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廖告诉我，他这位老师有个习惯，凡是和人谈话，总不是对面和人谈，而经常是把自己脸侧向相反方向，好像正和另外一个相对的人谈话一样。注意之下，果然如此。
在韶关的时候，广东省委书记张纯清（*文彬张**）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到了韶关，托李章达转告，他要见我。李章达的说法是："你们*党**有个姓张的同志找你去，他会派人来带你。"于是约好联系办法。一天下午，来一个人先见李章达，李让我随他前去。我随他走出韶关城，在一个近郊区进入一家瓦房民居，张纯清热情地同我握手。安顿下来后，问起皖南事变的情况。我简要地叙说了事变的经过，并附带说明我突围出来的情况。他深为震动。因为我*党**独立作战的一支部队，因行动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有1936年11月四方面军北上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一次；军部全军约万人，在皖南泾县覆灭又是一次。他听了我的简要叙述之后，把皖南事变后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我看了。
自突围以来，大概已近一个月了，由于切身关系，这个决定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就要求他替我发个电报给中央，说"我已安全脱险到粤，经过间接关系找到了文彬同志，我对中央的决定完全接受和拥护。由孟秋江介绍李章达送我到韶关，即准备由韶关飞香港，转道上海回苏北。"
他答应将这个电报发中央，就先离开这个民房走了。还是那个同志把我送回韶关船上。这时是2月24日。这个电报广东省委替我向中央发了，即作为我打给中央电报的第一号。
张纯清是个湖南同志，在江西苏区我认识他，因为他当三军团的保卫局局长，在保卫局系统有工作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省委在韶关遭受国民*党***动反**军阀破坏，被捕入狱，从广东转押到重庆，他患严重肺病，病死狱中。*承志廖**被国民*党**拘押在重庆的时候，曾和张纯清同在一个监狱。
在韶关，李章达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广东人，大概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认为可以信赖的，名字叫什么现在忘记了。那个人也要去香港，就托他在路上照顾我。那时飞机场并不在韶关，而是在乐昌，还要坐汽车向北走好几十公里。我先在桂林问好了夏衍他们在香港的电话。飞机是中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小飞机，不过坐三四十个人。下午从乐昌起飞，晚上才到香港。到香港以后，我就在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打电话找到夏衍他们。他们就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把我接送到半山道的半山饭店。
那时在香港负责的是*承志廖**和潘汉年。我有责任向他们详细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他们两个人大概听了我好几次报告，听完以后，要我写成电报报告中央。我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为第一号，在香港发的就从第二号算起，一共发到第六号。
就这样在香港住了大约一个月，依照潘汉年的提议，说是他不久要去上海，他陪我一路比较保险。他也警告我在香港不要一个人乱走。由他介绍认识了好多我原来不认识的朋友，如金仲华、羊枣（即杨刚的哥哥）、陈此生、恽逸群、郑森禹。原来熟悉的朋友，除*承志廖**、潘汉年，还有梅龚彬、夏衍。照潘汉年的说法，早晨可以找这些人去饮茶，晚上可以同这些人打牌，这就是最保险的方法。对香港我也不熟悉，也不会讲广东话。从皖南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又准备去苏北，要添一些日常用品，*承志廖**就请他的姐姐廖梦醒陪我去逛那些大百货公司，当广东话的翻译。就在这一个月内，我既到了香港又不得不去澳门一次，去慰问叶夫人，同我一路去的是潘汉年和梅龚彬。对叶夫人我也无话好说，只能说打败仗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怪不上叶军长。他在国民*党***队军**中有那么多老朋友，还有个*产党共**跟国民*党**的战时关系问题，料定叶军长不会有什么事。
4月中旬，潘汉年决定回上海，我就跟着他走。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把在徽州买的墨全部留下来送给*承志廖**的母亲何香凝夫人作绘画之用。我们坐的是美国的柯立芝总统号游船，买的是一等舱，海上几天，安全地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潘汉年回到他自己家，就把我交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刘晓了。刘晓对去苏北的交通安排，也要我等等，走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他把我安顿在一家不包含伙食的寄宿社，房间不错，但必须在外边吃饭。跟着把我介绍给王纪华，说是交通安排定了以后就来找我。因此我就在上海羁留了十几、二十天。刘晓很胆大，他还陪我去看了一场当时美国最有名的《乱世佳人》的电影。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潘汉年有他自己的事情，也不大来找我。特别下午无事，就约一两个人在当时有名的 DD ' S 喝咖啡。有时也去看一场下午的电影。好像还看过一回什么话剧。而总是焦急地希望赶快离开上海。
果然有一天王纪华把我领到他家里去，说晚上坐船走，等交通来一路去。但是条件却很苛刻，不准带什么惹眼的东西，好多香港买的东西都不能带，特别冬季服装只好丢掉，打扮成一个商人，由一个交通员带着，在黄浦江码头上一只小火轮，两个人装作互不认识。船出长江口沿海岸线向北，走南通附近的任家港口岸。那里还是个敌占区，宽度不大，不过十来里，那儿没有日本人，只有伪军。因为我的行李很简单，也没有惹眼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中间在一个什么地方吃午饭，被伪军检查了一通。原来就在上海办好了敌占区的通行证，所以就顺利地通过了。步行径去陈家酒店，然后到掘港（东台）、拼茶，就进入苏中解放区了。当天黄昏到角斜（即海安），那里有我苏中二分区的兵站，专门接待上海来的人。交通把我交给这个兵站，他的事情就算完了。事后我曾经问过王纪华，他也不知是谁，大概这些交通的姓名，为保守秘密起见，也没有告诉他。不久前我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这个同志是鲁平。回想当时我能坐船、走路，从上海顺利地到了苏北，我总是要感谢这位交通员鲁平同志。
此后即由苏中区的兵站，继续派人把我送到盐城华中局。
1941年夏天，我从上海到了苏北盐城，向华中局报到。当然要把皖南事变的情况向华中局作一个详细的报告，以后就无事了。据我个人分析，必然会有一个闭门读书的机会。那时华中局也没有一定的招待所，不管你住哪里，反正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一样的都是吃大锅饭，都是公家发的食，能够住哪里就住哪里，华中局绝不会过问。那时杨帆已同胡立教两人从皖南突围到军部，杨任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地区保安处长。军部答应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住在盐阜保安处，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房子。
因为在桂林已开始写词，在盐城无事，有时也搞所谓倚声填词的玩意儿。距离皖南事变才几个月，因此写起来格调总是相当低沉的。幸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东西已经被烧掉了。
空出来的时间很多，看《三国演义》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从杨帆那里借了一本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我不是学经济学的，这方面的知识很少。1928年到1932年在上海，因为有一个生活的问题，不能整天只看书而不问别事，所以对像《资本论》这样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也没有摸过。现在吃饭不要钱，住房子不要钱，借这个机会，读完《资本论》第一卷，大可以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可以打发这住在江北敌后县里的一段无所事事的时间。自己排了一个日程，一天看多少页。第一卷大概有八百多页，一天看十页，八十天也就看完了。我是勉勉强强看完的。当时就懂了，说不上，但是看完以后确实有两个好处：一、从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各方面，进行细致深刻的分析，得出了前所未有的结论，超过古典经济学，使我领悟到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要向马克思学习，走细致、深刻的道路，走唯物辩证法的道路。二、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有时必须讲一点涉及经济问题的东西，必须参考一点马克思的理论的时候，那么就会记起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找出什么章节来供参考。现在我还在这样做。若不是在几十年以前通读了《资论》第一卷，想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当中取得有益的理解或得力的佐证，头绪纷繁，是难以做到的。
后来在国外，有机会我还搞一点外国善本书，买到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的德文本，《资本论》第一卷1875年第一版的法译本，《资本论》第一卷1886年第一版的英译本。摆在我书架上不久，就都让给北京图书馆了。
皖南事变的问题，我在韶关的时候，广东省委*文彬张**同志就给我看了中央对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我通过广东省委向中央表示"我完全接受和拥护"。这是1941年2月24日的事情。
回到盐城军部以后，这件事情还是没有了结，华中局认为我"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所以，在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把我找到华中局去，*少奇刘**、陈毅、饶漱石、曾山这些华中局委员都出席了。还有二三个列席的人，是谁，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要我在会上再就皖南事变中我的错误，正式做一次检讨。我只好又将那些说过的话再简要地编成一个系统的发言，自然这就跟开正常的检讨会一样，到会的人都提出了他们对我的批评。最后，*少奇刘**宣布，根据中央的批示，给我一个口头警告。于是，又照正常的手续，我再一次发言，表示诚恳地接受华中局同志们的批评，并完全接受华中局所提出的、中央批准的组织上对我的口头警告，从这次错误得出教训。
会开到很晚，将近结束的时候，还拿出一大盘蛋糕来请大家吃。我是一个批评对象，对这盘蛋糕我迟迟没有动手。为了缓和这个气氛，陈毅发话了，说："错误归错误，吃蛋糕归吃蛋糕。"我也只好去拿一块，表示领这个情，把蛋糕吃了。
这是我1925年入*党**以后，全部*党**的生活历史中唯一的一次组织处分，虽然是最低级的了﹣﹣口头警告。我认为这次会议后，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但1942年初的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我还得做一次公开发言，再检讨一次皖南事变的错误。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90年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