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中国自明清至今的商帮问题，学界多从商帮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虽然对知名企业家的案例分析很多，但是这些分析大都被置于商帮历史的大范围内进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像张海鹏等人所说：“商业集团也是一种经济力量的象征。”
他们的行动，除了与整体的社会关系之外，更多的是对本区域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对于商会的了解，对于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历史的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商人也是人类，而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商业社会。
所以，企业家思维和行为的出发点及方式、方法不可能仅仅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深刻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为求更好的生活与发展，人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也会发生不同的职业与地域的迁移，由此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转换，“变”是人的生活与发展的“常态”。
然而，“商帮”一词具有明显的地理、行业特征，单纯从商业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不仅不能从“具体地区”的角度对其进行更为完整的考察，也不能从“人”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更容易引发关于其身份认定的争议。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将以创办汉口叶开泰药房的叶氏为例，力图从“商人”与“徽州人”两个层面上探讨一个徽商世家是怎样在自身的价值追求下，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还请方家人批评指点。
从徽商家族到汉阳叶氏
汉口叶开泰药房成立于明代，被美国学者罗威廉誉为自清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家商行。《申报》上写道：“汉口的叶开泰药铺，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大药铺，从道光到现在，经营得风生水起，员工数百人。”
叶开泰在中国医药历史尤其是药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创始人叶氏世家更是出过一大群以叶名琛为首的清廷权贵。叶氏一脉可谓是一个“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典范，也是一个成功的徽商世家。
武汉市档案馆藏的《关于对私改造叶开泰药店历史资料和汉口元记甡药材号、马应龙眼药铺的发展过程》一文，题为《关于对私改造叶开泰药店历史资料和汉口元记甡药材号、马应龙眼药铺的发展过程》：“叶开泰药房的老板，原住安徽徽州人，现已将其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对象。到了第50代，它就定居在江苏溧水县的塔山渡了。
根据叶继沂在《续修叶氏宗谱序》中的记载：“自汉朝以来，由右公始于家谱；至第八代，大中先生王公渡河，南下至丹阳，是为南下之始；至第十一代，至钱塘，为琚公；至第十四代，至新安；林秀公，三十二世祖师，迁居婺源；三十三世祖林应之子珪公迁休宁之博西.他的家族姓樊燕，住在不同的地方。
明末嘉靖四十四年，天山公继承了他父亲的遗愿，从博溪迁到了白河，从此便有了塔山的开创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叶氏一脉同许多徽州世家一般，也是经过了从北方来的民众向南方迁徙，并在到达徽州之后持续迁徙的。
他们先南下句容，再南下钱塘，再南下到徽州，在徽州18代，最后在婺源中平安家，在第三十三代祖林应珪公的带领下，由婺源中平安家于休宁淄溪安家。明嘉靖万历两朝是徽州商人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在此期间，徽商在当地已初步建立起一种经商风气，其中，以休宁淄溪叶氏为代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人群体。
陈仲宇在《明叶氏统宗谱图式序》中写道：“博西叶氏，因祖师而起，后人不能聚在一起，而是分散到了其他地方，但他们的祖先都是以农业和商业为主，崇尚儒学为主。”这说明休宁淄溪叶氏在商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风尚，同时也表现出了“贾而好儒”的徽商特点。很显然，叶氏一脉，在最初的时候，已经被贴上了“徽商家族”的标签。
从商人家族到世家
叶开泰药房的创办人叶文机，最初在南京开了一家小型的杂货铺，后来因为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潜心研习，并尝试给病人看病，并在明朝的一六三七年（一六三七年），到汉口建立了叶开泰药房。
因为最初的时候，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销售药物的人，因此他的药房很小，只销售一些普通的药物。药房业务的好转得益于他独辟蹊径的研制出的两个配方：一是八宝明光散粉，二是虎骨追风药酒。
因为这两种药剂的质量和效果都很好，所以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尤其是针对乡村地区，销量很大，所以叶氏的企业才会越来越红火。所以这两种药剂就是叶开泰未来生意上的基石，最终成为了叶开泰的招牌，也是叶开泰声名鹊起的地方。
清道光时，以余姓为代表的叶开泰所研制的“参桂鹿毛丸”因属新品种而未获广泛应用。直到第六十代的时候，叶氏世家才把重心从“*场官**”转向了“商场”，并且雇佣了吴冠文这个老奸巨猾的经纪人。
吴冠文借着叶开泰之前的名气，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产品，比如人参鹿茸丸、十全补丸、地黄丸等，都在不断的宣传着“货真价实”的原则。在他们的努力下，“大约在1890年，公司的业务就得到了发展，而且一年比一年好。”这一时期，“桂鹿茸”是叶开泰销售总额的重要组成部分，约为40~50%。
清朝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叶开泰的生意蒸蒸日上，“根据一些老员工的说法，他们每个月要卖出一万个铜板，才能买到一顿“万会酒”，而“万会酒”却是每个月都卖出去的，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的利润，都超过了十万个铜板。
民国三十年（1904年）到1910年（1910年），叶开泰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他说：“当时武汉市全国医药公司，每个月的销售额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而叶开泰在全国医药公司的销售额中，占据了12%到13%的份额。按照这个计算，叶开泰一年赚的最少也有三十万金币。”
叶氏家族的成功之道
从历史上看，叶氏在坚持和超越自己的同时，也在坚持和超越中完成了由休宁淄溪的一个平凡的徽商家族到汉口政商两个显赫的显赫门阀的转变。
叶开泰药房成立于明朝的崇祯十年（1637)，当时正值明朝末期，农*运民**动最激烈的时期；它的迅速发展主要发生在清朝的光绪末期，以及1911年的1911年，当时正值社会比较混乱的时期。可谓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仍能保持不败，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品质至上。《资料》称：“叶开泰能享有如此声誉，与其产品的产品特性密不可分。叶开泰用的都是最好的药材。没错，叶开泰在炼制药材时，都是根据药材的成分，不管是什么价钱，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就连药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叶开泰不仅注重材料的挑选，而且在制作工艺上也非常讲究。无论哪种商品，其生产部都不过问原材料的价钱高低，只按供货商所订的品种和数量来供应。叶氏后代叶元利曾经这样说过：“从乾隆朝到咸丰朝，经过叶宏良、叶名琛和叶名沣等五代人的辛勤耕耘，叶开泰药房日益繁荣。
它的复兴之路是：一是做大做强做强做优做强生产；注重人才的培育，通过考试，让他们成为官员，商人，富豪，权贵，政经合一，医馆与医馆，相得益彰。
余论
从商业集团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随着叶氏由一个普通的徽商世家向汉阳叶氏世家的转型，这一时期的“徽商世家”看来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徽商世家”范畴。
然而，若跳出“徽州”这一区域的局限，以纯粹的徽商发展变化为切入点，叶氏一脉却因其“徽州人”的地位，不会受到时代的冲击，也不会受到故乡的束缚，将精力集中在经商上，进而更好地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他们的商业思想也是对徽商的一种继承。叶氏一脉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辉煌的事业，就是因为他们对“徽商”这一传统的坚持与超越。叶氏这一企业的成功，可以说是“以“徽商”之道，以“徽商”之道”，其本质就是“以宗族的地理位置为纽带，促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不但不应该对其置之不理，而且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重视，比如叶开泰叶氏和苏州潘氏等。
过去，当谈到中国商业道德问题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信徒们因信仰“为神而努力，但为肉而不为罪而努力”，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他们实行了戒律。
有些学者一直认为，做生意是中国人的“天职”，他们一直想要“发现”中国人的这些特征。但是，在传统中国，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商人明显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商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长期的发展，商人最多也就是一个“工具性”的选项，难以达到最终目的。
所以，跳出“商人”这个行业的局限，只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观察，叶开泰的出现使叶氏由一个平凡的徽商家族转变为一代名门望族，使叶氏子弟“商人”的角色在逐渐淡化的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叶氏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对“商人”进行了一种超脱于“商人”之外的发展，其本质是使企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总之，叶开泰叶氏在恪守徽商传统的同时，也在“商人”与“徽州人”的双重角色下，在企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家庭层面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中国古代工商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与发展方式。
叶开泰叶氏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从商业历史的视野中，走出地理、行业的桎梏，以“人”的演变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时期的商业活动进行再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 民国《夏口县志》卷15《人物志三》，第3a页。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1《礼部·学校》，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5册第361页。
- 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