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君 | 长文，慎入。
关于雍正，民间传说最集中的是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的恶名。从他登上皇位，此类传闻就未间断。民间流传关于雍正死因的说法有很多，有说是被吕四娘谋刺死的；有说被宫女缢死的；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更有甚者说他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众说纷纭的死因，其实正反映了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创立秘密建储制等。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才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这样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应该担得上“好人”的评语。事实上，雍正的“恶名”正是来于他的功绩。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康熙统治期间，解决了长达八年的三藩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乱动**，这一通仗打下来得花多少银子？
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借了钱，又不还回来，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国库里没有银子，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要到后来康熙都觉得老百姓太苦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旨“永不加赋”。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而又不能“加赋”，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雍正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并下达第一个法令，要求全面清查积空钱粮，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此时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雍正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之紧迫。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 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们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
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同时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们，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因此都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同时，在古代*场官**有一个恶性循环：上一任亏空，继任者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去查账的人都会“光膀子卖力气”地彻查到底。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他用两记“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首先查出主管财政的户部亏空高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内务府也有亏空，而雍正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把钱还了，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
为表查空治贪的决心，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立即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行一经核实，就将其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称号。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通过对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个中详情，《红楼梦》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著名的例子，也因此有了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为后来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也都能马上知道。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把，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怀疑诛忠的恶名也因此落在了雍正头上。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耗羡归公，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小金库”收归中央财政。
清欠一事可以说“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字狱文**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这种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曾静也很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查抄出来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关于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可见，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而是针对雍正个人。而且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圣眷正隆，试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反造**？曾静为什么偏偏就找上了他？愚下认为，曾静就是希望此事败露，造成轰动效应，以使他的那些资料能得到更广泛地宣传。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当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把雍正赶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是坏在最下面，而是坏在中间。雍正的丑恶形象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
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而且，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例如，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胤禛，“十字”能改，那名字怎么改？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这就更搞笑了，年羹尧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进士进而走上仕途，而这年胤禛已经21岁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例如，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个靶子，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
其实，封建中国江山易主不是什么新鲜事，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谁当皇帝都是一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当时雍正的传闻在民间有这么多呢？
很显然，虽然当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但位置并不稳固，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所以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遗诏，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只是为了宣传雍正“非君子”，不配当皇帝。而且这些宫廷秘闻，老百姓就是想编也不可能编的这么真实，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而是从雍正的政敌处得来的。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雍正在位仅13年，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做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实在令人惋惜。但历史是公正的，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大众逐渐开始接受这位好皇帝，甚至开始为其“平反”。
▼雍正：耶~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场官**中，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也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名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无力更改自己在百姓口中和文人笔下的形象，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而正是由他们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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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商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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