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各省中国人比喻成一个班级，那么山西人就是那个不捣乱也不突出，不聪明也不太笨，默默呆在角落里，不太显眼的那个人。
表里河山的封闭体系使得山西人总体偏保守，两山夹出的一连串断陷盆地更弱化了内部交流，横跨两大文化区让山西人性格更加多元，难以说清。
山西人既保守也激进，百度的李彦宏很保守，融创的孙宏斌很激进，乐视的贾跃亭更激进；山西人既抠门也豪爽，九毛九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煤老板的豪爽也让人诧异不已；山西人既恋家也敢于闯荡，山西人外出打工极少，但当年晋商的足迹踏遍欧亚大陆；山西人既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封建思想严重者不乏其人，也有像刘慈欣那样的怪胎，坐困愁城的小工程师，笔下却是光年之外的浩瀚文明……
这些形形色色的老西儿，让人很难看清山西人的性格特质，但背后还是有两点共性。
第一是乡情，山西人乡土观念极重。尽管当年晋商汇通天下，流寓四海，但最终一定要叶落归根，建起一座座深宅大院。我曾听老辈描述祁县家东家的样子，他们穿着过时，面黄肌瘦，单身在外，从不吃喝嫖赌，一心想着赚够钱回家盖宅子，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富贵不还家如锦衣夜行。时代在变化，乡情是山西人不变的情节。
著名历史学家程人乾教授在其主编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中写道：如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山西人内心深处仍受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社会心态的局限，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羁绊，那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
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国外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恋乡情绪浓得化不开，“根”必须留在故乡，经营的总部仍设在平遥、太谷、祁县、榆次诸县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
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以后才突然为人们发现和称道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神秘的大院形成了中国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
随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叠院，气势宏大，颇有“一入侯门深如海”的感觉，比较起来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显得过于浅显，江南灵秀的园林则显得过于局促，它也有异于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则更为深沉。
但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修建的大院毕竟是封闭型的，它悄无声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灵深处内敛自守的隐秘。总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历史上的山西人奋起抗争，几多盛衰荣辱，几番跌宕起伏，在这片黄土地上演出了无数或威武雄壮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剧。
第二是较劲，从今日寒食在山中，宁死不出山的介子推，到千里走单骑的关羽，再到武则天、于成龙、阎锡山、*永贵陈**，直到今天的耿拆拆，甚至是《又见平遥》里面那位虚拟人物赵东家，耗尽家财与232名镖师远赴沙俄，一去七载无人生还，只为保住分号王掌柜一条血脉。这样的“一意孤行”在其他地方很难理解，但在山西太多了。
漫长的封建时代，山西人才辈出，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这些人将山西人性格中的较劲精神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春秋战国时，晋文公重耳经历了19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他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击败了强邻楚国，终成霸业。汉代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曾先后征讨骚扰中国西疆的匈奴，最终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威胁，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西方交流打开了门户。东晋高僧法显，是一名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他历尽艰辛、徒步万里，游历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还撰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游记《佛国记》，极大地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传译了大量佛典，促进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清代后期的徐继畲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片鸦**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广东任高级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务”及国际形势，同治年间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及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是当时中国难得熟悉外务的有识之士。他所著的《瀛寰志略》十卷是*片鸦**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的名著，更主要的是这部书开了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
山西人的较劲和贵州的日鼓鼓、陕西的倔、湖南的霸蛮都不太一样，山西人不善言辞，主意又正，不仅敢想还敢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常常越走越孤单，以至于变成孤臣孽子式的坚守。
由于较劲对象不同，山西人的较劲体现形式很多：有时候是气节，有时候是忠义，有时候是清廉，有时候是诚信，有时候是一诺千金，有时候是造福一方，总之就是憋着一口气，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干好一件事。
如果说乡情是山西人心灵世界的最终归依，较劲就是隐藏在山西人略显木讷外表下的精神源动力。这是山西人复杂性格的两条主线。
跑偏的性格
山西自古一直位于古代政治中心左右，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军事上的。因为地理环境复杂独特，又常常靠近边境，每到割据时期总是首当其冲，连年征战。自古民风悍勇，春秋时就有“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的说法，到后来更是名将辈出，卫青、霍去病、李存孝、薛仁贵、狄青、*向前徐**等等太多了。那么照这个节奏山西本该一直走的就是悍勇的路子，但在半路拐了个弯，抱团从商了。就好像是一个武夫突然拿起了算盘，成就还不低。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造成了山西人矛盾的性格，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有其血液里悍勇的传统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山西人就像山西的山一样，厚重，可以默默抵挡着风霜，也可以似黄河一般，九曲十八弯。当然，一样米养百样人，任何地域都有各色各样的人群，但每个地方的人必有其历史沉淀下来的独特性格特质。
山西人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中。山西人在做事时十分的稳重得体，办事一定落到实处，一定平衡各方势力，是一个中庸的概念，阎锡山办事遵循中庸之道，做到不偏不倚，这是印在山西性格中的烙印。
山西人做事小心谨慎，凡事凭良心，稳定的社会关系，目的都是维护利益，这种特质是乱世之下的较好维护利益的方法，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特质也具有极大的缺点，在转型改革时期，这种固守本土保守观望不为人先的特质无疑会束缚人的发展。
驯良的山西人
山西四面环山，山西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于是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山里人群体，其最大的特点是驯良。你翻一翻历史书就会发现：自秦汉以来，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绿林赤眉，到张角兄弟，到王薄李密窦建德，到黄巢王仙芝，到方腊宋江，到刘福通朱元璋，到李自成张献忠，这么多农民起义，没一个领头的是山西人，也没一起发生在山西，甚至没一起得到山西人的支持。
你再查一查，像山西这样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省份，还有哪个省？好像再也找不到了。
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这就是驯良的结果。
何谓驯良？就是循规蹈矩，驯顺善良，老实听话，甚至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等等。好也罢，赖也罢，山西人就这么个性格。山西人见个县官都打颤，要他们去*反造**，去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实在干不来啊。事实上不仅仅是干不来，而是不愿干，甚至从骨子里就厌恶*反造**。山西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宁叫死爹娘，不叫换帝王！山西人不*反造**。
因为从不*反造**，每逢改朝换代战火连天的年月，山西就总是相对地安定和平，甚至相当的安定和平。
比如元末明初，群雄割据，战乱不息，冀鲁豫等省的人胆大野心大，都想当皇帝坐天下，你死我活杀个没完，直到人都快杀完了，没杀的了，真命天子才出世。山西人，不管山外如何的天翻地覆，如何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自管埋头种地，照旧娶媳妇生孩子，支差纳粮。待到天下安定了，山西的人口不但没减少，还有增加，甚至人满为患。于是便有了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百万大移民。也全靠这次移民，中原大地才有了人烟，才迅速恢复起来。
到了明代末年，李自成的陕西农民军一起事便很惦记山西。一河之隔，怎不惦记？于是几次窜过黄河，打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这旗号屡试不爽，所到之处，顷刻间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跟着李自成干革命。但在山西例外了，任凭那口号喊得震天响，只是没人响应。这伙人屡次碰壁，本性毕露，大肆奸淫抢掠，害苦了山西人。
清末的事儿离得近，更好说。清朝是怎样垮台的？先是广西的洪秀全起义，接着是广东的孙中山*动暴**，最后是湖北的武昌起义，都和山西不沾边。直到清廷就要垮台了，山西的阎锡山才跟着革命（不革命不行了）；也没费甚力气，打了几枪，在巡抚衙门上头插了一杆青天白日旗，革命即告成功。
山西的老百姓睡一觉醒来，原来民国了。民国就民国，还不一样？然而事实上却不大一样。不久军阀混战就开始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炮声隆隆，又一次尸横遍野流血漂杵。山西人，一如既往不*反造**不作乱，包括督军阎锡山，只坐在太行山头上看热闹，看他们打仗杀人搞破坏。阎锡山阳一套阴一套，把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都忽悠过去了。
阎锡山说：“这主义咧，那主义咧，都是些甚咧，存在才是真理咧！”埋头搞建设。修了同蒲铁路，还建了好几座大工厂，一时间山西的经济蒸蒸日上，要算中国最安定最发达的省份了。
山西历史上也不是不曾有过战乱，但那都是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
山西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饥荒，事实上饥荒不但经常有，严重时一样饿殍遍野。没饭吃怎么办？静*坐静**着，看着邻居家炊烟袅袅，嗅着人家饭菜喷香，一家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死。
这样的事情放到别的省，是不可想象的。
或曰：山西人的驯良早在两千年前就是举世公认的，比如班固的《汉书》里就说：“河东之地，唐尧所居，其民有先王遗教，皆知谨守绳尺规矩。”
部分材料参考 王志纲 智纲智库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