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一 摄影 | 雷晓咏

图书馆，一个城市最安静的角落，却涌动着最活跃的思想。它保存着文明的火种，也滋养着未来的新知。在陕西省图书馆四楼的专题文献阅览区，在一排排古籍图书中，《陕西金文集成》安静地摆放在那里。许多学习和热爱考古专业的读者，总会在那里停下脚步，流连忘返。

这部耗时10年编撰而成的鸿篇巨著，正是三秦出版社的扛鼎之作。

陕西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零散的文献古迹，只有经过专业的梳理、注解、编撰，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现代人所用。这是一项浩大且繁复的工作，三秦出版社承担了这样的角色。立社38年来，三秦出版社从古籍出发，寻根探脉，厚积薄发，策划了一大批有分量、有特色的文化精品。

宋代学者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文献”这个词，明确说，“文”是指典籍，“献”就是能读懂、能传承这些典籍的贤人，他们把这些文化遗产吸收后，成为他自己的学问和思想，使传统文化精神更好地被理解，并传承久远。换言之，这些传世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

几十年来，三秦出版社始终耕耘着文史古籍这块阵地，怀着一份热爱与坚守，以一部部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献典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厦”添砖加瓦，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与自信。

以文献古籍为立社之本

2017年，《陕西金文集成》和《中国蜀道》两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述，横空出世，一举拿下两个中国政府出版奖，让业界为之侧目。此时，人们才猛然发现，在陕西有这样一家出版社，默默坚守于文献古籍出版，厚积薄发，绽放光芒。

有关三秦出版社的故事，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1981年9月17日，*共中**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其中提到：“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由此，古籍出版迎来了一个春天。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版社数量增加迅速。1983年，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成立，1985年，三秦出版社应运而生。

“陕西是*物文**大省，甲骨文、金文、陶文、古印玺、石刻文献等出土文献异常丰富，而现存的典籍文献数量并不突出。于是，我们决定从出土文献入手，将《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全唐文补遗》丛书作为主攻项目。”三秦出版社社长支旭仲说。

三秦出版社社长支旭仲。

随着《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中的《西周金文撷英》《周原甲骨文综述》《秦代陶文》《陕西金文汇编》《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咸阳碑石》《安康碑石》等陆续面世，一举打响了三秦出版社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名号。

“我们出版的书籍，大多是学术价值高、品质较高的作品，从选题到成书，都比较容易入选国家推荐的项目。”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在社长任上已13年的支旭仲仍保留着浓厚的书卷气息，提及三秦出版社的定位与特色，支旭仲侃侃而谈。

最让支旭仲引以为傲的，是他有幸参与了《陕西金文集成》和《中国蜀道》这两套书的编辑工作。“自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立以来，陕西的出版界从未获此殊荣，我们一次就拿了两个，可以说是开陕西之先河。为陕西争得了很大的荣誉。”如同在介绍自己孩子一般，言语间难掩自豪。

在出版界有“三大奖”之说，包括“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是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其中，中国出版政府奖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设立，是新闻出版领域含金量最高的奖项，每三年评选才评选一次。“全国每年出版大概30万种图书，三年大概有100万种图书，总共评选57种图书，我们是首屈一指。”

两套书双双获奖证明，三秦出版社一直坚持的高品质的文献古籍出版的路子走对了。近十年来，三秦出版社将主攻方向定为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我们入选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图书95%以上是文史古籍类选题。”三秦出版社古籍文献编辑部主任何飞燕说。

“我们一直在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古籍，比如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这些工作都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另外一个是文史文博方面，包括*物文**这一块，无论是大部头还是小部头，甚至还做一些普及性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地方志、年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板块。”在支旭仲看来，做古籍出版，需要沉得住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细作，才能在行业中稳固自己的地位。

传承文脉的扛鼎之作

《陕西金文集成》的出版，对陕西古代文化整理与研究领域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壮举——全面收录了从商周时期到三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此书一出，让陕西省“青铜器之乡”的名号实至名归。

“整套书8开本16卷，装两大箱子是一套。”支旭仲说，“历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传世文献，另一部分是考古出土的文字，这两部分相互佐证才是历史，这套书资料详尽，收罗宏富，所以它的价值非常之大。”

最初，这是陕西省社科院立项的一个项目，三秦出版社得知后，敏锐地觉察这个选题的价值巨大，对于一家古籍出版社而言，可遇而不可求，两个机构一拍即合。首先要解决的是项目资金的问题。于是，由三秦出版社出面，将这套书提报给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寻求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在作者的选择方面，按照三秦出版社的传统，必定要选全国最权威的专家学者来执笔操刀。“我们请来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张天恩博士，他是一个极其敬业的人。”支旭仲说。

年过六旬的张天恩带着几个博士生满世界跑，经常去北京、上海，多次奔赴欧美2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对每一件器物、每一篇铭文的出处、真伪、年代、价值细加考察，采集了许多珍贵的金文数据。

在专家团队的努力下，《陕西金文集成》按金文资料的出土地点、收藏地点、流转信息、尺码重量、形制纹饰、著录情况、释文等规范著录。每个器物附以高清的器物照片、铭文照片、拓片以及局部纹饰照片，著就了一部全面、崭新的金文著录。

“这套书的结构非常清晰，搞学术研究的人查阅也挺方便，所以它的学术价值非常高。”支旭仲说。“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陕西金文汇编》未能收录的秦汉三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都被补录到《陕西金文集成》中，填补了关于陕西地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的空白。”

与《陕西金文集成》同时获奖的《中国蜀道》，更像是一次主动出击。这套书最初的构想，来自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炜。“张炜董事长给我说，蜀道从长安到成都，从关中到天府之国的蜀地，要翻越秦岭，到达汉中再翻越巴山，在翻越秦岭这一段有四条路线，到达汉中后，又有三条路线翻越巴山，最终到达成都。他建议做一个关于蜀道的项目。”支旭仲笑着说，张炜是汉中人，对汉中有很深的情感，不过，他这个想法确实很不错。

两人不谋而合，说干就干，首先是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当时，我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从事考古研究的专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项目非常有潜力。《中国蜀道》项目就此提上日程。”聊到《中国蜀道》立项过程，支旭仲至今还记忆犹新。

“有关蜀道，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留下了文艺作品。但这一次，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除了已有文献书集外，我们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另外，在跨学科研究上有突破，比如将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几大学科交叉，同时还结合实地考古调研，整个项目历时4年左右，完成了10本书的制作。”支旭仲介绍。

这两套书都是围绕“陕西文化”在做文章，由于学术价值高，品质过硬，市场反响空前，不仅实现了盈利，更是收获了口碑。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三秦出版社由此衍生出很多项目。

除了这两套图书，三秦出版社还策划了《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丝路彩陶》《丝路青铜》《影像丝路》《关学经典集成》等一大批学术价值极高的丛书。“这些图书都是依托于陕西的历史、考古、*物文**和古籍，从某种程度上，是对陕西的地方文化做了宣传。”支旭仲说。

在激烈竞争中不断突围

对责任编辑来说，在图书出版的背后，仿佛如同一场场漫长的旅行，既满怀期待，又紧张焦虑。

在三秦出版社，共有4个编辑部，23名专业的编辑。每个编辑部都负责不同的方向。“我们分有文献古籍、文史、文化遗产、综合4个部门，但实际操作中，总是会交叉在一起。”三秦出版社副总编辑*党**秋妮说，“这是三秦出版社的一个传统，大家一起协作，去完成一个大项目。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本身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作。”

三秦出版社编辑团队接受记者采访。

陕西是一个*物文**资源大省，同时，还拥有一批全国一流的考古、文献方面的专业机构。“比如在全国都有很高声望的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再比如陕西省社科院还有古籍整理研究所，其他省份都没有这个机构。”*党**秋妮略显骄傲地说，

三秦出版社几乎所有“大项目”，都能从这些专业机构和一流大学里找到源头。“比如《陕西金文集成》最早就是社科院立项的。此外，还有省方志办、西北大学考古系、陕西师范大学等等，只要他们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立即行动。”*党**秋妮形容编辑工作，有时候和情报工作倒有几分相似。

然而，占据绝对优势，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交流更加迅速便捷，学者们更容易地获取和传播学术成果，各家出版社争相抢夺优质的学术资源。

近年来，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物文**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出版社纷纷发力文献古籍领域。一种兵临城下的压迫感，让三秦出版社的编辑们也感到了一丝焦虑。

“就拿做古籍的来说吧，原来古工委只有18家单位，现在发展到了40多家，其实，我们现在保住原有的学术资源，已经相当不易。”*党**秋妮坦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全力以赴，服务好作者成为制胜的关键。三秦出版社文化遗产编辑部主任马静怡深有感触，“当时做《陕西金文集成》时，张天恩要去国外收集资料，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些*物文**在库房里拿不到，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拿到。做结项的时候，需要打印之类，我们来帮他打印。”

有时候，遇到作者的工作停滞不前时，整个出版社，上到总编，下到责任编辑都会紧张起来。“全社总动员，要尽快给作者协调好，解决问题。”马静怡说。

除了在工作方面提供便利，生活方面也细致入微。“我就经常和他们拉拉家常，聊聊孩子的事儿。老实说，其实，他们大可在其他大出版社出，但出于对责任编辑的信任吧，最终还是选择了三秦社。”*党**秋妮笑着说，她和几个作者相识多年，成了老朋友。

有的项目能顺利拿到，但也会有失落的时候，“已经维护了很长时间的关系，都申报上去的项目，印刷厂都联系好了，结果作者最后还是反悔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干了多年的古籍出版编辑，*党**秋妮倒也想得开。

“我们也会招聘一些学术研究生，希望他们能够带来导师的资源和影响力，增强我们的团队实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维护好学者团队，与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关键之一。”*党**秋妮说。

古籍出版编辑的苦与乐

在众生喧哗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们显得有些寂寞，常常是一盏青灯伴故纸，板凳一坐十年冷。然而，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和奉献，才使得这方小天地自有一番大气象。

项目能够顺利交稿，固然值得庆祝。然而，对责任编辑来说，交稿只是前一个阶段，因为接下来编辑出版，才是对他们的终极考验。

“交稿一般都会比较粗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文体的统一，审稿的问题，等等。”马静怡说。“由于团队中没有一个金文专业的编辑，为了保证学术的严谨性，他们特意请来了外省的吴振芳老师从旁协助。”

那时为了赶书稿出版的进度，编辑们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我记得有一次，加班到晚上10点多，同事老公开车来接我们回家，结果他是一个路痴，把我们一路拉到河池寨了，我们开玩笑说，你是想让我们明天从汉中来上班吗？”回忆起当时编辑《陕西金文集成》的情景，何飞燕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次周末在家，突然接到总编电话，说哪里有什么问题，让马上过去一趟，我们家离得比较远，于是，赶紧坐大巴车往社里赶。老公跟着一起来排版了。”尽管已经做了十多年图书编辑，何飞燕还是抱着一颗虔诚之心，“经常会担心出现问题，内心很紧张。”

文献类图书的篇幅很大，工作量成倍增加。不仅数量多，难度也很大，需要查找引文，进行引证。“我们的地方志类的书籍，通常一千多页，相当于其他普通图书的四五本的体量。”*党**秋妮说，由于工作量巨大，编辑们逐渐养成了周末带稿回家的习惯，下班回家打招呼，都是问，你今天带来几部稿子回家？

其实，这些加班看稿对编辑来说不算什么，最让编辑们感到遗憾的是，征集资料往往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文献和考古领域。“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诉求，靠一个人把资源集结起来不太现实，这使得项目的时间会变得很长。”三秦出版社综合图书编辑部副主任韩星说。

为了收集尽可能完整的资料，编辑必须每个单位逐个去沟通和协调，越是珍贵的*物文**，有的*物文**单位不愿意将它公开，这给成书造成了很多遗憾。“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最长只有三年。我们收集的资料大多与考古相关，这些收集起来的难度相当大，存在一道资料收集的壁垒。”韩星表示。

*物文**保护是一个更为敏感而复杂的领域，一些*物文**因为管理不善而丢失，所以许多博物馆或*物文**局都很慎重，导致有些珍贵*物文**不愿意轻易示人。“如果国家登记在册的*物文**丢失了，将面临很大的麻烦。”韩星说，面对这样的现实，也只能表示理解万岁了。

尽管如此，韩星却乐此不疲。“作为一个编辑，没有项目可做，就会非常焦虑。心里特想着自己能主导、策划一个大项目。”她最近正参与丝路佛教造像研究的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还专程花了十几天跑了一趟*疆新**，到莫高窟看那些壁画。

她说，因为只有你自己去实地看了，你才知道佛像演变的过程，才能更了解你的稿件。

一切都源于热爱与情怀

“古籍编辑的成长实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五年之后，差不多才可以胜任看稿、校稿这样的案头工作。”*党**秋妮说。还有对作者的发现、选题策划、对市场风向的把握乃至作者资源的积累，这些都像陈酒，需要时间酝酿。

“既然古籍编辑工作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采访快结束时，我忍不住问。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受访的编辑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并不觉得辛苦，而是觉得能终日与古书为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自己是学历史的，主要修的是古文字和先秦史，所以看到那些金文感到特亲切。”何飞燕说，“到了三秦社，给我们的导师和师兄们出书，我就想尽力做好，绝不能愧对他们。”

“我觉得自己是受那些老编辑的影响，他们觉得拿到稿子就是那种甘之如饴的感觉。”老编辑们的那份热忱让马静怡为之动容，“我们的老主任已经去世了，他在世时，还一遍一遍给我翻看他收藏的古籍，他常说，这些古籍真的太好了，不能让它们糟蹋在我们手里。”

“我来三秦社比较晚一点，对我而言，往大里说，我们是一群文化的传承者，往小里说，当自己编辑的图书，被摆放在书架上，我会感到非常有成就感，而且特别骄傲。”韩星说。

“在三秦社里有一个传统，每个编辑心里都一个心结：那就是一定要做项目，并且要做就做成精品，这样才对得起编辑这份职业，可能也是一份职业的荣誉感吧。”*党**秋妮说完，也笑了。

我将同样的问题抛给社长支旭仲时，他仿佛陷入短暂回忆之中。从事近三十年出版工作，支旭仲保持着刚入行时的激情与斗志，“我想，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全心全意地投入，把它做到极致。就像现在，我很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乐趣。”

支旭仲说，这些年，三秦出版社不仅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古籍类图书，还积极利用新技术，在数字出版、5G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等方面做了有力尝试。“路漫漫其修远兮，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而言，更好地发掘整理珍贵文献资料、让经典古籍后出转精，更好地传播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更是职责与使命使然。”支旭仲总结说。

采访手记:

在出版业，文献古籍算是一个小门类，在被一些人视为夕阳产业的出版业，古籍编辑更显得有些落寞。但我们却惊喜地发现，在陕西三秦出版社，仍有一群古籍出版编辑，坚守着文化的阵地，编织着思想的载体。从一字一句的校阅，到挖掘优秀作品，他们的工作琐碎繁杂，却意义非凡。

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文史古籍方志类专业出版机构，三秦出版社结合陕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在古籍整理、*物文**考古、地方史志以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让“古籍活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三秦出版社着力于整理古籍普及类图书，先后出版了《国学百部文库》《国学大书院》《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等，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真正用行动践行古籍社使命任务。

坚持守正创新，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上百种图书入选国家重点规划或获国家、省新闻出版局以及集团专项基金资助。除几十种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以外，三秦出版社有3个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1个项目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80多个项目入选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重大出版项目，相继推出了上百种精品好书。

在深度融合方面，三秦出版社也做了诸多尝试。2014年，三秦出版社成立了独立的数字出版部门，努力将自身优质的出版资源进行融合转换，打造出版“新业态”。2016年，三秦出版社获批为西北首家拥有网络游戏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并出版移动游戏数十款。为充分发挥出版社资源优势，三秦出版社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内容资源进行多方位开发，建成了丝路文化应用交互平台、青铜文化交互平台。

凡此种种，让我们为之感动的，还是编辑们反复提到的“情怀”二字。“书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他的结晶。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它是我们的结晶。对于读者而言，它也是文化的享受。他读得舒服，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最大的成就。”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党**秋妮真挚的表情。

古籍工作是一项事关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助力民族复兴的重要事业，我们为陕西拥有这样的出版社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本文为陕西新华出版社传媒集团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刊登于《秦智》2023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