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外滩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那时候，外国人的许多银行、洋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都开设在这里。
1946年，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上海市民，为了争购黄金，在“中央银行”门前发生过挤死、挤伤五十多人的惨剧。之所以争买黄金，事出有因。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一种纸币名称），便下令禁止老百姓持有金、银、外币，强迫市民兑换“金圆券”。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又搜刮到了近二亿美元的财富。过了一些日子，国民*党**政府为了蒙骗人民，表面上规定“金圆券”可以兑换黄金或银元。
到1948年11月21日，他们便以比原先收进时高十倍的价格，即每两二千元“金圆券”的牌价出售黄金，表示他们的话说了算数，不是假的。由于当时市面上黄金的价钱比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的牌价高，一般市民怕“金圆券”不值钱，或者为了赚点钱，就成群结队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赶到“中央银行”门口排队，争购黄金。
国民*党**政府抛售黄金，每天有一定数量，随着市价和“中央银行”的差距越来越大，争购的人就越来越多。人一多，国民*党**着了慌，说是为了“维持秩序”，便派出马队、警察、“飞行堡垒”（警备车），如临大敌一般，用棒打、鞭抽的办法对待排队的人群。
1948年12月23日，终于发生了争购黄金挤死七人、挤伤四十五人的大*案惨**。
那一天是出售黄金的第二次申请期，“中央银行”等发出的申请书总共有二万份，但是去排队争购的却有好几万人。前一天晚上还在下雨，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冒雨排在队里。外滩、九江路、四川路一带，一到清晨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还因为通外滩的几条马路都被人塞满了，不好通过，便乘了小船从黄浦江连夜赶来。几家大银行周围的人群一层又一层，而且还不断在增加。
在这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多少人经过一夜雨淋，加上饥饿和拥挤，早已有气无力，可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想退出人群也不可能了。在嘈杂声中，谁也管不了微弱的“我快挤死了”的喊叫。在这样汹涌的人潮中，人被挤死了也没有被发觉，因为死人的身体被活人挤来挤去没办法立即倒下。事后到常德路验尸所领尸的七家家属的悲嚎，真是惨不忍睹；挤伤的人，从医院里裹伤出来，眼睛里都喷射出不可抑止的怒火。这件*案惨**发生后，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统治更大愤恨。
为什么人们会冒这么大的险去争购黄金，这得跟物价连起来谈。
一谈起上海解放前的物价，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有些老年人回忆起来，还是像想到瘟疫一样害怕。因为那时候的物价，实在使人吃足苦头，不知逼死过多少人，害死过多少命！
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恢复在上海的统治以后，物价就象野马一样乱蹦乱跳，不停地涨、涨、涨！当时用法币，起先是每年只涨几次，后来便月月涨、天天涨，甚至一天要涨几次。起先是一点点地涨，到后来就几倍，几倍地涨！
法币于1935年11月发行，发行当初可在银行无限兑换外币。法币发行，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通货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对于后期抗战的财政支持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为减少外汇逃跑，国民*党**政府开始限制法币兑换外币。
1938年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至1940年起，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于是法币的价值开始下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入不敷出，于是强行滥发货币，请看数据： 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14亿，1945年达到了5600亿，增加400倍。1948年达到604兆，比1945年增加了1000倍！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民间财产被洗劫一空，大量城市中产因此破产。
1946年全年，上海总物价还只上涨七点七倍；到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的最后九个月，竟上涨了五百万倍！对，你没有看错，是五百万倍！
有人作过一项计算：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抗战前有一百元法币，那么他每年可以买到的东西，可以列出下面一张表来：
1937年可买两头大牛；
1938年可买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
1939年可买一头大牛；
1940年可买一头小牛；
1941年可买一头猪；
1942年可买一只火腿；
1943年可买一只鸡；
1944年可买一只不大的鸭；
1945年可买一条鱼；
1946年可买一只鸡蛋；
1947年可买五分之一根油条。
这张表只好列到1947年为止，因为再后来就没有办法计算了。再后来，家庭主妇每天上小菜场，要用网袋、帆布包来装钞票；十万元的大钞，变成“大饼票”了!
1948年8月间，国民*党**政府眼看法币一钱不值，加上我解放大军已发动全面*攻反**，军事上也快完蛋，就想出一个再向全国人民搜刮财富的办法，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三百万元法币换一元“金圆券”。
“金圆券”仍然没有办法遏止物价的上涨，到上海解放前夕，大米卖到一百九十二万元一市斤，白布卖一百五十六万元一尺。那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对这样高的物价十分气恼，便把大来的大米逐粒点数，他算出一斤米约二万粒，折算一下，每粒米要卖“金圆券”一百元。于是他做了一首“打油诗”：
粒米一百元，寸布十五万;
呜呼国民*党**，哪得不完蛋。
“金圆券”救不了国民*党**的命，物价照样不断上涨。
当时，蒋经国来到上海，做“经济管制督导员”，把全市物价“冻结”起来。“冻结”就是不许涨价。这样一来，外地的物价还在不断上涨，而上海的物价却比外地“低”了。外地商人一看，运货物到上海来卖无利可图，就不把米、煤、菜，土产等货物运到上海来了。
在这限制物价的七十天里，上海市面上，兴起了一个抢购风潮。大家一拿到“金圆券”，就赶快去买东西。起先还是一点点买，后来就见了什么买什么，有多少买多少，买光为止。而商店老板怕东西卖了补充不进来，就不愿出售，因此有许多商店缩短营业时间，甚至终日不开门。整个上海差不多成了瘫痪状态，商店里的柜台、橱窗、货架象大水冲过一样空空荡荡。
国民*党**政府这种施用政治压力压平物价的办法，一实施就行不通，最后又不得不改变计策，改限价为议价。这样一来，压抑了几十天的上海物价，便象冲垮了堤坝的洪水一样一泻千里，益发不可收拾。
江南造船厂一位老油漆工周阿三回忆：在1948年年底，他领到厂里发的“金圆券”六十三万元。他下了班以后，准备用这些钱去买米。一问，米价每斗已涨到十八万元，只能买到三斗多。他打听到浦东周浦镇的米便宜些，第二天一清早便带了米袋，赶到周浦镇。
哪知道周浦镇的米价已涨到三十五万元一斗。他心想人已经来了，忍痛买了也就算了。主意打定，就在米店前排队。可是，排了半天，这家米店的米卖完了，只得又到另一家米店去排队。排了约二十分钟，第二家米店的米也卖完了。于是，他连忙赶回新进了货的第一家米店，一问价钱，却已涨到四十五万元了。他气得要命，米也不想买了。打算买个大饼充饥，一问，大饼也涨到五千元一只。他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来吃，只好饿着肚子赶回上海。
哪知道，一回到上海，米价已涨到五十五万元一斗。周阿三心里十分难过，米也没有买，跑回家就倒在床上流眼泪，心里想：这样的社会，叫穷人怎样活下去呀。他母亲看到空米袋，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钞票，急急忙忙赶到附近米店，结果六十三万元只买到了半斗米。
钞票比草纸还不如，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成了奇闻，可事实终究是事实。那时候，诗人马凡陀写过一首“踏进茅房去拉屎”的诗。原诗如下:
踏进茅房去拉屎，
忽然忘记带草纸。
袋里摸出百元钞，
擦擦屁股蛮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