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看古人是如何防瘟疫！ 前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 殷商时期，我们已能看到早期对疫病的记载和所采取回避等措施。在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图为甲骨文“役”（疫）字，表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疫病有关知识。（资料照片） 周王室定期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活动，还设立了负责处理疫情的官员。《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治疗瘟疫的药物。 秦汉以后，中医药学趋于成熟，《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 不断进步的防治思想和手段 隋代人认识到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 明代吴又可敏锐地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 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后来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
图为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壁画《乡傩图》，反映汉代驱除毒虫避疫的观念。 早在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政府规定朝臣家有病人，感染三人以上者，虽然自己没病，但百日不得入宫。 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 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疫情中的仁心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治疗经验。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资料照片） 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他在哀伤之余写就《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要求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第一本瘟疫病专著。（资料照片） 1232年，汴梁暴发大疫，死者九十余万人。当时名医李杲创制了“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队军**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面对各种瘟疫，中国古代一批批仁心名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挽救了无数生命，为古代社会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疫毒有传染性，往往会导致大范围的流行。中国古人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他们没有消毒水，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口罩。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以下总结古人预防疫毒的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借鉴。 傩戏·古人认为有驱疫功能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扬戈**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一则，隔离在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政府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又如，《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厉，只要有病人接触者，均需采取隔离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 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由此可见，今时我们知道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但古人对于疫毒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多少。
二则，养正《内经》明确地讲：“……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 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从这几天的信息中可以见到，不少医护人员感染了疫毒。但是他们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为什么还会感染呢？根本原因是正虚。 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大，饥饱失常，过度劳累，导致正气偏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正才是关键。
三则，艾灸前人重视艾灸防疫。 前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 比如，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 《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对于平常人没有生病，也可以艾灸吗？当然可以。扁鹊认为：“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确地说，不病之人可以施灸，灸能延寿。 此次疫毒以湿为主，或兼热，或兼寒。若能灸足三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湿浊得化，疫毒自然不能伤人。古人的经验是，要令局部灸后脓水流离，则正气健旺，邪不能侵。
四则，药囊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可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比如，可用药物悬挂或佩戴的方法，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有效预防疫毒感染。 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 同时现代研究发现，中药香囊的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预防流感，防治疫毒：中药香囊可以在预防普通感冒、甲型H7N9流感、手足口病等病毒感染性疾病起到一定作用，可减少人们受污秽之气或毒气的污染； 2.避秽化浊，清新空气； 3.吸汗、提神：“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芳香走窜，开窍提神； 4.驱蚊虫毒蛇。 注意事项：孕妇和易过敏者不宜。
五则，药浴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 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六则，粉身身上抹粉，也能预防温疫邪毒。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珍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初觉头强邑邑，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温酒服方寸匕，覆眠得汗，即瘥。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牛马疫，以一匕着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的药物组成，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亦可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甚至还可以用于治疗牛马疫病。一方而兼多用。 《肘后备急方》亦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䓖、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纳米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 抹粉防疫，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肘后备急方》所用的这三味药比较平和，甚有可效可法之处。 七则，服散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中医人及中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一个度瘴散，“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方。麻黄，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匕。辟毒诸恶气，冒雾行，尤宜服之。”此方中乌头辛热有毒，切记不可滥用。但此方甚是高明，多取辛温通气诸药，能宣畅人体阳气，使邪气不能着人。 再举葛洪书中的两个内服药方：“辟天行疫疠：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旦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常用辟温病散方：真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匕，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效。” 葛洪的预防药方中诸药皆偏温，取温能通阳，阳旺则邪不着人之意。而连翘、板蓝根、金银花、黄连等等苦寒伤阳中药正常人越服越阳虚，越服越容易感染疫毒。
八则，烧烟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服散等等方法，还有空气消毒法。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 明代大医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清代的《验方新编》有空气消毒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古人重视用苍术烧烟避秽。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广西每年入春后会出现回南天，室内用苍术烧烟，既可祛湿，又可避秽，是个不错的方法。 《太病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九则，消毒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 比如，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而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 由此可知，古人非常重视疫毒的防范，古人所采用的预防疫毒的方法多种多样。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