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几个重要作家都出了新书，余华《文城》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刘震云《一日三秋》，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写的都是长篇小说。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当很多东西都不能写的时候，写小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今年我的阅读倾向于名家随笔、短篇小说这两大类，这几个月把市面上阿城的书基本读完了，主要是小说、文化随笔、访谈。这些年他写的好多东西都看不到，有的拿去国外发表，有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暖被窝，
很多人喜欢拿他和王朔作对比，他们身上都透露着一股精明劲，眼光毒辣，明明嘴很损，说出的话却很高明，非常幽默，人精似的。但我觉得王朔的江湖气重一些，阿城情绪比较节制，语言独到，俗话雅说。读他的文字，你会发现阿城是自成一派的，有自己的腔调，别人学不来。
“我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
阿城认为中国人是最缺乏常识的，建国后几十年的官方教育，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尤其缺少常识。他说的常识不是我们挂嘴边的“你没有生活常识”，是文化常识。
港台两地受西方影响比较大，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是学习的西方，很注重学生的通识教育，这得益于曾被殖民的经历。内地经过三十年的政治动荡，教育偏离常轨，“毕业证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人改造得符合这个会的要求了，那证就是产品合格证。”阿城在各种场合谈论过那段历史对国人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导致民众和社会普遍缺乏常识，他甚至写了本《常识与通识》专门谈论这个问题。
阿城读中学的时候，六五年吧，当时班里的一个同学报名去农村插队，全校开大会敲锣打鼓欢送他，十几岁的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在城里好好的学不上，要去农村体验生活。但很快大家都没了选择，个人命运不受自己掌控。
用宏观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也能以微缩镜头分析人性和内心世界，阿城好像把什么都看得透透的。他表现得异常早熟，说他早熟不是说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心智早熟，而是他刚开始写作就表现得炉火纯青，出道即巅峰，他的很多观点过了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也毫不过时，现在你问他当年的一个问题，他依然会那样回答你。
我有时在想，在农村插队的那十几年，大把大把无处消磨的时间，他大概把人生啊国家啊历史啊这些问题，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想通了，想透了。曾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如此洞察、了解人性，人活着能快乐吗，阿城的回答是，知道人性会平静，“触到人性中恶的底线，只要回头，一步步就是往快乐走。最好大家都有恶的预反应，然后回头，看见光明。”
“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通才”
阿城去过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十几年后才回到北京。1984年阿城开始创作小说，《棋王》《孩子王》那几部小说发表后，在文坛上有了名气。他在当时给自己写了个小传，两三百字，几十年过去，现在看，依然可以作为他人生的总结，毫不过时。
在简短讲完他出生、上学、插队、结婚生子的经历后，他在最后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年阿城增加了很多身份，编剧、摄影师、策展人，玩转文化各个领域。他曾给陈凯歌、侯孝贤、胡金铨这些大导演写剧本，写出了《小城之春》《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多部人气影片，是电影界的金字招牌，活跃在两岸三地、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圈。
阿城不太欣赏张艺谋、陈凯歌这些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觉得他们过分追求美国好莱坞商业模式，缺少了中国内地观众最熟悉的世俗气，与实际生活离的太远。他最推崇侯孝贤的电影，并做过深度研究。八十年代内地能接触到的电影资源很少，偶然的机缘看了他导演的《童年往事》，顿时为之惊叹，把他的作品拉来拉去看了很多遍。两人因电影结缘，成了多年好友，在面对记者采访时，阿城是这么定义他和侯孝贤的关系，“是被照顾的朋友”，难得的谦虚如此。
我们看阿城的文字，关于那段历史，很少以受害者的身份去评说什么，没有大肆批判，也没诉说过太多的苦难和心灵创伤。十几二十多的青年小伙，眼里装的是天下、世界，内心正是最轻狂的时候，突然一下天地都变了，未来不知在哪里，不知道日子何时是个头。
他回忆农村插队的十几年经历，讲了很多有趣、好玩的事，在农村的生活见闻，讲自己怎样打发大量的空闲时间，一群人聚在一起听敌台、宿舍里摸黑讲段子、一个人在山坳子里晃荡……他从农村学到了很多生存智慧，他同情中国的农民，他们做惯了顺民，即使自己生活悲苦，靠天吃饭，还在养活着这个国家，值得那个年代所有人的尊重。
我们要珍惜阿城。中国大陆还有这样一个作家存在，还能时不时读到他的一点文字，是我们读者的幸运。
读中外大家写的随笔文字，他们或回忆人生，毫不吝啬把几十年的生活智慧全盘托出给你；有的嬉笑怒骂、针砭时事，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温情，希望世界会变好；有的把如椽之笔倾注到一朵云、一片流云身上，带我们体味寻常日子的幸福。
愿此生能“结识”更多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