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瞩目的金融巨头，一下子四面受敌、进退失据——没有哪家国际大银行比汇丰银行更倒霉更难堪了。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举动，却差不多开罪了与其业务息息相关的所有人。
当大家都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世界，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时，这个问题没有了意义，同样，无论汇丰的辩解是否有说服力，也改变不了它在“华为事件”中被赋予的角色，更难改变内地民众对它的观感——殖民主义的附庸，资本主义的吸血鬼。
汇丰身上的这两个标签挥之不去，不仅在动荡时代的香港屡显被动，在传统价值主导的内地更是难以迈过的坎。去年以来香港的大动荡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这个运动起源于欧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本质是反对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在香港，金融资本的最大象征就是汇丰银行，于是，一群年轻人聚集到中环汇丰银行周围，占领了汇丰银行大厦一楼的架空层。
5年后的风暴中汇丰不再是主角，却比谁都不好过，在香港两边都不信任它。而今年的新冠疫情给汇丰业绩造成压力，一度传出要裁员。当然，最难堪的是某安法推出后，汇丰不可避免地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中。内地官媒更是不断抨击汇丰银行与美国政府串通一气，向美国当局提供了导致孟晚舟被捕的信息，而一些自媒体更称汇丰银行“恶行累累”,“汇丰中国吸血150年”……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逼汇丰表态，称 “在政治问题上，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与李嘉诚一样，汇丰也成了地缘政治中的“夹心饼干”，虽然一个是典型的中国人，一个是英资创办的金融企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符号：香港出身、香港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大亨。这是他们共同的“原罪”。
而且汇丰还多了一项“原罪”——曾经是殖民主义的附庸。中文自媒体上列举了汇丰在旧中国巧取豪夺的斑斑劣迹：“积极帮助”清政府代办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代收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
这些是汇丰与生俱来的污点。1865年汇丰银行在香港创办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英国在远东以中国市场为主的贸易结算问题，其实质是一家英国汇兑银行。这些英国商人在*片鸦**战争后来中国做生意，都是英殖民主义的代表，因而都有罪，汇丰为他们提供服务，自然也是帮凶。
▲第一代汇丰银行
以这个逻辑去批判、清算以往的汇丰没有问题，只是现在批判汇丰集团时将首先面临“特修斯之船”的悖论。现代的汇丰集团与旧的汇丰在身份、构成上有多少替代性？现在的汇丰集团早已经是一家股份分散的国际性公司，只是总部注册在伦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平安集团曾经是汇丰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2018年11月，中国平安耗资3亿港元增持汇丰银行，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大股东。2019年10月，美国贝莱德集团耗资45.4亿港元，增持7557万股汇丰股份，持股比例达到7.3%，超过中国平安，成为汇丰银行的最大股东。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小投资者持有汇丰股票。
从股东来看，汇丰已经不是那个汇丰，从商号来看，汇丰还是那个汇丰。但在品牌上汇丰早已抛弃殖民时代的商标形象，而是采用 HSBC 和六角形标志，作为全球业务使用的统一品牌。现代汇丰集团的确是老汇丰的传承，尤其是“汇丰”商号沿用至今，但它需要承担多少历史责任？历史责任的追溯有没有期限？改革开放以后允许汇丰集团等“殖民主义余孽”投资内地，那又意味着什么？无他，不过是看中了“殖民主义的遗产”。
上世纪50年代汇丰撤出中国内地时，在上海外滩12号留下一个遗产——汇丰银行大楼。建成于1923年的汇丰银行大楼，在建筑艺术上是新古典主义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汇丰银行大楼穹顶下的壁画，精美绝伦。汇丰银行大楼不仅是汇丰黄金时代的标志，也是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新地标，一直到现在都是外滩的象征。汇丰撤出之后，这里成为上海市政府所在地；但在*革文**来临之际，这里也受到冲击，要铲除大穹顶下的壁画，好在有人意识到这些壁画的艺术与历史价值，最后用覆盖的方式使这些壁画“保存”下来。
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上海市政府搬出外滩，准备进军中国内地的汇丰集团有意重新买下这栋大楼，但未能如愿，最终这栋大楼作为国有资产划拨给了刚成立的浦东发展银行。
以汇丰银行大楼为标志的外滩建筑，都是殖民主义的遗产，但是在上海人的手中得到很好的利用。然而，当时决策者更看重的是那些非物质遗产，利用上海曾经搞过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把重新开放后的上海再度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
▲外滩12号 原汇丰银行
在香港，汇丰银行不仅是这样一笔遗产，而且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象征。虽然被认为是老牌的英资银行，但汇丰的确是香港生、香港成长的本土银行，是香港本土化与全球化结合的典型例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华资银行遭遇挤兑风潮时，汇丰银行作为“定海神针”来最后兜底；七十年代末，英资逐步撤出香港，汇丰银行协助李嘉诚、包玉刚等华资取得和记黄埔、九龙仓的控制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汇丰银行与香港携手蜕变，香港转型为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汇丰也成为一个现代金融控股集团。
汇丰伴随着香港的繁荣兴衰，在资本市场上提供稳定的回报，成为香港投资者的储蓄罐。在香港，每当12月份就有“圣诞钟，买汇丰”的说法，主要原因是汇丰年终的派息高且稳定，股息率超过5%，因此股市菜鸟都知道，港股中认准HSBC就不会亏。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汇丰看好中国市场，加大投资力度，并竭力使自己中国化。虽然总部还在英国，但其业务中心早已放在大中华地区，高层管理中也有不少华人身影。1993年，由于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为了符合英国央行的审批条件，汇丰控股把总部从香港迁往伦敦。17年后的2010年汇丰行政总裁决定常驻香港，显示了汇丰战略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
在汇丰大举挥师进军中国内地的时候，汇丰的合作拍档、和黄集团的李嘉诚家族却开始逐步从中国内地撤资，转战英伦。现在有人说李超人当时真有远见，汇丰似乎失算了，但从业务性质来看，汇丰当时选择了全球经济最有增长前景的地区，也未必不是上乘的战略决策。
现在，不仅是内地对汇丰大加挞伐，香港本地*制抵**汇丰的声音也很大。前特首梁振英建议利用中国庞大市场、结合监管和人才，以疫后的振兴经济工作作为切入点，官民合办以香港为总部的国际级银行，并赋予发钞权，做一家名副其实的香港银行，而中环邮政总局和旁边相连的空地可直接批给该银行，不必招标，地价作为政府股本的一部分。
现在的香港可以没有汇丰，也未必要再弄一家国际大银行，现在的中银香港等中资银行就可以取代汇丰在香港的位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如何看待并处理企业和企业家的原罪？如何让外部相信我们仍然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目前中国加大了金融开放力度，在中美对峙的紧张形势下开辟新的通道。6月以来，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贝莱德现在就是汇丰控股的大股东。7月24日，上海市领导与美国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举行视频连线，欢迎贝莱德立足上海。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资本的原罪，这些外资都背着“原罪”，尤其是像贝莱德集团这样的美国资本，更应该成为我们制裁和清算的对象才对啊。但是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就要避免把道德审判上升为法律审判。
这是发展经济的常识，否则无论是汇丰还是贝莱德，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会感到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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