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以色列——谜一样的国家》，为避免不必要误解，此书第一版出版时间是1992年，特此说明。
正文
以色列的外交活动相当活跃，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领域的工作极为重视。
无论是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还是后来以色列国的领导人，都非常强调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外交活动本身虽然没有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场面，但它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士兵们的殊死搏斗换取的成果。以色列的学者们对贝尔福宣言的问世、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公开访问以色列等外交活动成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在建国后，以色列政府根据政治和安全的需要，制定了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是以阿关系。它称得上是大卫盾与新月之争。
大卫盾与新月之争
“我们向所有的邻国及其人民伸出和平与睦邻之手，我们敦请他们与已经恢复国察主权的犹太人合作。以色列国准备为整个中东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钟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美术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宜读的《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
在那个时刻，在参加建国典礼的200多位代表中，有谁会想到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和平与睦邻”仍然还未到来呢！从法律意义上说，目前除埃及外，以色列同所有的阿拉伯邻国仍处在战争状态中。
阿以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这个星球上历时最久、双方矛盾最深、影响最深远的地区性冲突。人们恐怕很难数得清那里一共发生过多少次战争、边境冲突、*杀暗**、绑架、机及骚动等*力暴**事件。令人痛心的是，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兄弟之争。从民族学角度来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闪米特人，它们的祖先有亲缘关系。《旧约》上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撒，一个叫以实玛利，以撮的后裔是犹太人，以实玛利的后裔是阿拉伯人。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当时已独立的7个阿拉伯国家都投了反对票。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告成立。12个小时后，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搬*队军**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经过半年多的较量，阿拉伯国家战败。1949年1月到7月，以色列分别与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签订了停火协议，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伊拉克始终没有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但由于它与以色列并不接壤，因此事实上也处于停火状态。
阿以争端的焦点集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双方各持已见。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它们认为，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已近2000年了，而阿拉伯人在那里繁衍生息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而今却要求真正的土著阿拉伯人把他们家园的大部分让给外来的犹太人，这是极其荒谬的要求。它们进而指出，如果仅仅因为现代犹太人的祖先2000多年前曾在巴勒斯坦建立过几个王国就承认他们对那块土地的主权的话，那么照这种逻辑，意大利人可以要求得到法国、德国的领土，因为意大利人的祖先建立的罗乌帝国曾经统治过这些地方·希腾人也可以对包括埃及、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地中海沿岸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因为古代希腊人管经在地中海沿岸广泛殖民。这样一来世界还会有片刻的安宁吗？
分治决议是在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大*杀屠**的背景下作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一剧雄辩地证明全世界无力拯教犹太人，因此犹太人自己以复国来求生存是一种最合理不过的要求了，全人类都有责任予以支持，即使算是对他们以前麻木不仁乃至落井下石的罪所作的忏悔也罢。阿拉伯人认为此论简直不值一驳。他们指出，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因此不能用牺牲阿拉伯人利益的不公正的方法来给以色列人“公正的生存权”，战后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应该回到他们原 来欧洲的家园去。他们进而指出，在历史上阿拉伯人对待犹太人要比欧洲人宽厚得多，正是阿拉伯帝国在中世纪为逃避*害迫**的欧洲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才使他们免遭灭绝。因此，犹太人这种鹃巢鸠占的行径完全是恩将仇报。
以色列当局争辩说：“贝尔福宜言和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书曾允诺犹太人在整个巴勒斯坦定居，而联大分治决议划给以色列的版图只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面积的1/10，即使如此，以色列仍然接受了，这就证明了以色列尽量减少损害巴勒斯坦*权人**益的苦心与和平诚意。而且，位于古巴勒斯坦地区的约且和计划中的巴勒斯坦国，领土要比以色列大得多，阿拉伯人应该懂得‘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
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这就是阿以冲突的最根本的特征。分治决议划给以色列的面积是1.49万平方公里，而停火时以色列实际控制的面积为2.07万平方公里，原来划分为国际中立区的耶路撤冷的西半部也被它占领。战争*共中**有72.5万阿拉伯人被迫离开以色列控制区。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面积为1.17万平方公里，但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约旦和埃及分占了这些领土。这样，计划成立的“阿拉伯国”尚未出世便被以、约、埃三国瓜分了。这就增加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
巴勒斯坦的战火刚刚熄灭，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的第59个会员国。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阿拉伯人深感受辱。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一致采取了外交上不予承认，经济上实行*锁封**和军事上针锋相对的政策。以色列陷于名符其实的被包围的状态中。在这个期间，曾出现过双方谈判，和解的机会，但谁也没有抓住它。
从1949年开始，联合国在瑞士的洛桑主持阿以双方间接谈判。谈判中阿拉伯方面提出：在正式谈判和平条约以前，以色列首先必须撒到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上去。其次，以色列要允许战争中逃离家园的难民返回。
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都认为，这两条要求并不过分，但以色列认为这两条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以色列认为，分治决议首先是阿拉伯方面破坏的，阿拉伯人对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占领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在阿拉伯人不承担从上述地区撤军的义务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以色列遵守分治决议是不公正的。
以色列还认为，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撒到原分治边界之内也是不现实的，按军方说法，1949年停火线是“无法防御的边界”。
以色列拒绝难民遣返的理由更加简单：如果让那么多阿拉值人回来，犹太人口就不会多于阿拉伯人口了，以色列国就该寿终正寝了。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拒绝新难民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也是出于同一“理由”。
从1949年到1982年，在阿以之间又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战争。
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这一年苏联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出售*火军**。以色列认为这破坏了阿、以之间的军力平衡，它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开始考虑打击最强大的军事对手埃及。
第二年机会来了。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收回了苏伊士运河。触怒了英、法，它们决意教训一下桀骜不驯的纳赛尔。这一意图与以色列一拍即合，三方遂共同策划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1956年10月29日，以军向埃及发动空袭，第二次中东战争划发。以军迅速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并夺取了控制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10月31日，英、法*队军**也按既定方案在埃及塞得港登陆，随即开始向苏伊士运河挺进。美苏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联合起来压英、法、以撒军。最后，英、法、以先后被迫全部撤军。
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所获有限：一是联合国部队从1957年起驻扎在以、埃停火线的埃及一侧，使它增加了一点安全感。二是以色列获得了在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自由航行权。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突然袭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了第三次战争。以军从埃及手中夺取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从约旦手中夺取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共计新夺占了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旦河以西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完全落入它的手中。同时又使41万巴勒斯坦人论为新难民。
为什么以色列要在已经占了便宜的情况下再次以战争加深阿以双方的仇恨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国内外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解释。
以色列官方宣称，这场战争是阿拉伯人着意挑衅的结果。它指出，自1966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加紧了用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准备步骤。这表现为：该年埃及同叙利亚订立了军事同盟条约；叙利亚、埃及和约旦有意加剧停火线上的紧张局势，频繁地进行边境军事渗透；1967年5月，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驻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联合国部队撤出，而联合国竟然照办了；紧接着，埃及3个师进驻西奈和加沙并重新对以色列关闭了蒂朗海快，5月底，约旦也加入了反以的军事联盟，约旦国王候赛因把自己的*队军**交给埃及统帅部指挥。以色列认为，这些迹象表明战争爆发已迫在眉睫，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但是，·一些比较客观的以色列观察家却认为形势并没有官方渲染的那么严重，所谓以色列生存受到威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指出：纳赛尔等阿拉伯领导人的许多作法，只是为了应付阿拉伯群众强烈地要求开战的压力不得已为之，这从战争进程中埃及、约且的军事准备很差这一点就可看出来。
这些分析家甚至认为，真正想打仗的恰悟是以色列。它利用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不够慎重的举动为借口，企图用沉重的军事打击来打消他们消灭以色列的念头，迫使他们按以色列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此外，1965—1967年以色列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人移居国外，因此以色列需要用生存受威胁的神话和军事胜利来刺激一下国内外犹太人的“爱国主义”，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
一些以色列头面人物私下里和无意间的谈话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佐证。
拉实在战后曾说：“我不认为纳赛尔想要战争，他派到停火线上的3个师根本没有力量向我们发起一场攻势。”
贝京在1982年一次讲话中也承认：“我们应当坦率一点，那场战争是我们想打才打起来的嘛。”
“6•5”战争是阿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析点。它使以色列趋向崇信*力武**的强硬立场。而军事傍败及丧权辱国，则使阿拉伯国家决心用*力武**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尊严。双方的积怨加深了。如何处置这场战争中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成为阿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在“6·5”战争结束后的6年中，国际社会为解决阿以争端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但由于阿以双方立场相距甚远，这些调解都以失败告终。
以色列认为解决冲突的步骤应当是:
1.阿以双方进行无条件的、面对面的直接判。签署和平条约。
2.以色列撤到和约规定的边界上去。
阿拉伯方面坚持的和平程序是:
1.双方进行间接谈判。
2.以色列撒到1949年停火线上。
3.签署和约。
阿拉伯人强调的是1949年既成率实的边界，以色列则强调的是“B•5”战争后的“新”边界。
战后6年中，阿以之间这种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小打不断的局面，被称作“不战不和”。这个僵局在1973年10月6日被埃及和叙利亚所发动的突然袭击所打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尽管以色列在战争第一周被打得措手不及，但最后还是占了上风。当战火在11月初最终平息时，以军已越过苏伊士运河，威胁着埃及首都开罗。同时，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也处于以军大炮射程之内。埃、叙两军收复的失地，还没有以军新占领的领土面积大。
这次战争最重要的作用是，以阿双方都开始思考战争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它们或多或少地明白凭借*力武**是压不倒对方的。从这一点来说，“10月中东战争”是阿以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即阿拉伯阵营中终于有人出来与以色列人谈判了。
1974年1月，以色列同埃及签署了脱离军事接触协议。根据协议以军撤出了苏伊士运河以西的埃及领土和运河东岸的部分占领区。
同年5月，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了类似协议。根据协议，它放弃了在“10月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和在“6•5”战争中占领的戈兰高地上的库奈特腊城。
1975年9月，以埃签署了第二个脱离军事接触协议。根据协议，以*队军**从苏伊士运河东岸后撤到了西奈半岛中部的米特拉和吉迪两山口以东。
1978年9月，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进行会谈，其结果是签署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它由两个文件组成：《关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和《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
根据第一个纲要，1979年3月以、埃签订了和平条约，以色列第一次与阿拉伯邻国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根据和约，两国于1980年2月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以色列逐步归还了全部西奈半岛。
然面，与埃及的和解并不意味着阿以冲突的结束，冲突双方敌对情绪仍很严重。以色列对仍持老不妥协立场的敌手继续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在此情况下，以色列于1982年6月4日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黎巴微成为这次战争的牺牲品。
多年来，在以色列的4 个邻国中，黎巴嫩是对以最温和的国家。两国之间有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在70年代以前，这条边界基本上是平静的。
但在1970年秋季以后，被约旦当局遂出的巴解将主要的基地从约旦转移到黎巴搬，并从那里对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频频发动袭击。以军虽多次进行凶猪的报复，但一直未能将巴解武装从黎南部赶走。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黎巴搬政府也无法制止巴解的军事活动。
从1975年起，黎巴嫩领土上又增加了一个使以色列头痛的病灶：对以最强硬的叙利亚开始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屯积重兵，并在那里部署了苏制防空导弹。巴解武装和叙利亚军事力量在黎巴撒的集结，成为以色列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之患。
1982年6月3日晚，以色列驻英大使在伦敦遇刺受重伤。虽然事后很快查明这是一个早已脱离了巴解的撤进组织所为，但以色列仍一口咬定是巴解干的，并以此为借口于同年6月4日和5日悍然进犯黎巴嫩。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以军的战绩极其辉煌，但它的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以军精心策划的这次军事行动使巴解 武装损失修重，巴解总部也被迫从贝鲁特迁到遥远的突尼斯城，但是几年之后巴解武装又陆续返回了黎巴嫩。叙军虽然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它仍顽强地呆了下来，直到今天叙利亚军仍是黎巴缴境内最强大的武装力。
黎巴嫩也没有因此变成一个亲以色列的国家。1983年5月,以色列曾同黎巴嫩政府草签“黎以撒军协议”。但是，不到一年，由于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废除了这个协议。
以色列能聊以*慰自**的只是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建立的一个6英里宽的“安全带”，这一地带由以色列支持的“南黎巴搬军”驻守。这条安全带虽然保证了加利利的安全，但却侵犯了黎巴缴的主权，使黎巴搬政府也加入了谴责以色列的行列。现在，人们关注的是，如何解决世纪冲突的新症结。
世纪冲突的新症结
如果从19世纪末犹太人提出复国主义时算起，阿犹冲突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当历史已敲开20世纪90年代的大门的时候，阿犹两大民族的冲突局面仍然存在。
但是，这场“世纪冲突”的实质性内容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在“6·5”战争以前，阿拉伯国家倾向于用*力武**消除以色列的方法来解决这场冲突。用巴解组织第一任主席舒凯里的话来说是：“要把以色列赶入地中海。”然而历次阿以冲突，尤其是“8•57战争的结局，已使阿拉伯世界认识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于是转为迫使以色列承认和尊重阿拉伯的领土与主权。这实际上是告诉以色列只要它放弃在“6•5”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可以同它和平相处。这样，被占领土问题就上升为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并成为能否实现中东和平的症结。著名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就是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242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967年11月22日通过的。决议首先肯定了“绝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基本原则，然后要求冲突双方实行下列两个步骤;
“1.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在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
2.终止所有的领土要求或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内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尊重并承认它们在安全和已被承认的边界内免受*力武**的威胁及和平生活的权利。”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接受了这个决议，但它们对决议的解释却大相径庭。
阿拉伯国家认为，决议不承认以色列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获取领土的权利，并明确地要求以色列撤出它在“6•5”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
以色列政府认为，“绝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这一原则只适用于发起战争的国家，而这场战争是阿拉伯人发动的，以色列是在自卫：另外决议一个字也没有要求以色列撤出全部被占领土，只是说：撤出在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
实际上，这个决议玩了个文字游戏，以便能被通过。它有意地省掉了“全部”或“部分”这种关键性字眼，这就使得阿以双方和他们各自在安理会的支持者都能按自己的理解来接受并加以解释。这一条文因而在国际外交界博得一个“建议性的模校两可”的称谓。
以色列特别欢迎第二项原则，因为它要求“尊重并且承认读地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以色列强调这是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
以色列之所以不愿撒出全部被占领土，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与它的“大以色列”迷梦有关。
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版团包括在以色列最强盛时期全部疆域在内的大以色列。1937年，本·古里安根据《旧约》断定大以色列应当包括下列地区：
1.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2、包括戈兰高地在内的叙利亚南部，3.外约旦（即今天的约旦王国），4.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5.西奈半岛。
在当时这无疑只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梦想而已。在1967年以前，他们只能满足于1949年停火线。但在1967年突然获得的6.5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后，膝胧的大以色列之梦似平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像贝京、沙米尔这样的极端沙文主义者也就不再满足原有的边界了。
以色列的领导人不相信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他们争辩说，美国不是保证过以色列在蒂朗海峡的航行权吗？但后来埃及照样把海峡关闭了。联合国军不是曾驻扎在以埃边境线上吗？而纳赛尔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说得再远一点，当几百万犹太人像蚂蚁一样地死于纳粹之手的时候，国际社会的“保证”又在哪里呢?
持极端态度的领导人认为，退让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色列不能把安全寄托在邻国的善意上，阿龙比喻说：“黄笆扎得紧才会有好邻居。”沙米尔则认为，1967年以前阿拉伯人根本不承认以色列存在，而在1967年战败之后，阿拉伯人就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了。他强调，“同埃及的和平以及一些阿拉伯政府接受以色列存在的趋势是以色列1967年战争胜利的直接结果。一个弱小，易受攻击的以色列只会逆转目前的趋势和引发另一场战争。”
以色列把西奈归还给埃及本身就包含着两个目标。一是使最强大的对手退出敌对阵营，二是开创与其他对手“单独读判”的局面。但对它所占领的另一片土地—-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政府内部兼井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于是当1981年12月13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次表示“即使巴勒斯坦人承认了以色列，叙利亚也绝不会承认它”的强硬态度后，仿佛是对这句话的专门回答似的，第二天以色列国会就决定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事实上兼并了它。
以色列至今仍把约且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当作“占领区”看待，还未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同时又不愿将它们归还给巴物斯坦阿拉伯人。它愿意作出的最大让步，是在那里建立一个受控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自治体”。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包括约具河东、西两岸地区，两岸的居民都是巴勒斯坦人。由此，最初以色列坚持认为：既然巴勒斯坦人已经在东岸约旦王国实现了他们的自决权，那就没有必要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再成立第二个约0、6万平方公里的袖珍型巴勒斯坦国了。
至于被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承认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统治阶层是把它当作恐怖主义组织来看待的，坚决拒绝与它打任何交道。
“恐饰主义”大概是阿以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复杂而又最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了。
被以色列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收复故土的矢志，“不回故乡毋宁死！”是他们发出的餐言。从1964年开始，他们就拿起*器武**进行斗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5年修改过的《国民宪章》提出“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的目标。
以色列统治集团紧紧抓住这一点，宜称这表示巴解想消灭整个以色列国家，是要肉体消灭犹太人。它一再引用巴解第一任主席餐凯里“把以色列赶入地中海”的话来作证。
巴解组织曾多次表示，这句话绝不意味着把犹太人也赶进大海，而是要用一个阿犹两大民族平等共处的国家取代使两个民族无法平等相处的以色列。但是，不幸的是，巴解组织所面临的一些特殊情况和一些下层组织采取的斗争手段，使得以色列人宁题相信他们的政府的宣传。
巴解组织的困难在于它是由“法塔赫”、“人阵”及“解阵”等许多组织构成的，一些组织有自己的后台和目标，它们并不完全听从阿拉法特的指挥。此外，巴解武装没有自己的土地作根据地，他们不得不以以色列邻国的领土为基地，从那里向以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巴解的对手是强悍的以色列国防军和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在正面的军事较量中很难得手。军事上的一再受挫、失去家园的屈辱感和急于求成的心情，往往使得巴解内部某些组织和某些成员银而走险，采用诸如绑架人质、劫机等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组织成员认为，恐饰手段是弱者反抗强者的不得已的选择，是“穷人的原*弹子**”。·客观地说，这些造成以色列和西方平民大量伤亡的恐饰活动，非但未能达到巴解的斗争目标，反而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声誉，后果适得其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政府针对巴解进行的更加残酷的恐怖措施，反而博得许多西方人士的“谅解”。
不仅如此，每当巴解武装从以邻国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都要找这些邻国“算帐”。这样一来，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就不得不去束缚巴解武装活动，从而又产生了巴解与它们的矛盾与冲突。
20多年来，以色列政府竭力地向本国人民灌输巴解组织是专门*杀屠**犹太人的纳粹的残渣余孽的思想。拉宾曾这样开导以色列人：“犹太人民曾经不相信《我的奋斗》，但我劝他们要相信《巴勒斯坦宪章》。”
在1982年侵黎战争中，贝京一再把贝鲁特比作柏林，将被围困在该城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比作希特勒。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情报机关以“以牙还牙”的恐怖手段，悍然刺杀了包括巴解武装力量副总指挥阿布·杰哈德在内的多名巴解领导人。
使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感到最辣手的问题是，他们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和争取到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往往被极少数人的一两次恐怖活动就断送了。
自1985年以来，巴解一直采取老不含糊地公开谴责恐怖主义的立场。1988年11月15日，巴解成立了巴勒斯坦国，并在12月15日正式宜布接受242号决议，正式承认以色列。巴解此举使它影响大增。博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1990年5月30日,一些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两个度假海滩，阿拉法特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声明巴解与这次袭击无关。6月11日，巴解总部又发表正式声明，谴责任何形式的袭击平民的军事行动，强调坚持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阿以争端。尽管如此，在以色列的强烈要求和美国亲犹势力集团压力下，美国于同年6月20日宣布中止与巴解的对话。
以色列政府既不想把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又不允许成立巴勒斯坦国，但是到底如何处理西岸和加沙的归属问题呢？以色列统治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采取“约且选择”的方案。即以约旦政府取代巴解组织作为谈判对手，将归还的那部分西岸、加沙置于约且主权之下，这一设想就是所谓的“约且选择”。
为了将约旦拉到谈判桌上，在1984—1988年，两*党**联合政府中的工*党**联盟甚至不惜放弃直接谈判的传统立场，转而戴吹起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来了。
在对峙了35年之后，阿拉伯方面也有松动，1982年9月6日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第12届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了著名的“非斯方案”。这个方案包含着承认以色列生存权的意思，但要求以归还被占领土。
在这之前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甚至不愿与以色列人面谈。因为双方的直接会谈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这正是以色列求之不得的。另外，阿拉伯人民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行径深恶痛绝，凡是与以色列交往密切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会被视为该死的“叛徒”和“叛教者”。到目前为止，已有两个阿拉伯国家首脑因为同以色列关系太密切而死于本国同胞的枪口下。一个是现约旦国王的祖父、前国王阿卜杜拉，另一个就是大名鼎果的单独同以色列嫌和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
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埃及总统纳赛尔曾派遗特使频繁接触，当然这都是秘密的。在一次接触中，以色列特使向埃及人转告说，本·古里安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纳赛尔会晤。对此纳赛尔的回答是：“如果本·古里安访问开罗，当他回到以色列时会被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而我的命运就是等着被*杀暗**。”
阿拉伯领导人也不都是对以的强硬派，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都与以色列有来往。但在阿拉伯世界中，他们的份量是有限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不愿同以色列公开会曙，他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终于拒绝了“约旦选择”计划。1988年7月底8月初，侯赛因国王作出了重要决定，终止了同西岸的一切联系，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国。
当工*党**联盟无计可施的时候，利库德集团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利库德集团主张完全兼并西岸和加沙。利库德的对策是往西岸和加沙不断地移民，以期最终抵消阿拉伯人的人口优势，同时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对以色列有利的变化。
在以色列统治阶层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工*党**元老、曾任外交部长等要职的阿巴·埃班在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震憾下塾告说：“以色列人民迟早会认识到，想永远统治150万巴 勒斯坦人只是一个妄想。”他还说，他不敢肯定巴解组织是否真心想和以色列和平共处，如果是那样，以色列没有理由再对巴解视而不见。这种话是从一个将毕生精力献给犹太复国主义的人的喘里说出来的，它意味着以色列人民，甚至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反躬自省了。
可惜的是，这只代表一半以色列选民的意望。
前总理贝京在以色列国会就兼并戈兰高地进行辩论时，针对反对兼井的议员，也针对像叙利亚这样发誓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敌手，讲了下面这番话，“在犹太人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的一个现象就是自责，犹太人自己应该受到谴责。如果有人要杀他，那是犹太人的错1有人要放犹太人的血，也是犹太人的错！现在这帮议员又说了：叙利亚不愿意同你谈判，那也是犹太人政府的错！”
近一个世纪的民族间的对抗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的宣传所筑起的这堵心理上的高墙一天不拆除，以色列就一天也不会成为阿拉伯人的好邻居。
在以色列的对外关系中，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以色列最重视的是以美关系。这个关系，被称为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关系”。
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关系”
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确实是再特殊不过了。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经援和军援）超过了任何一个受援国，给它的外交支持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在以色列领导人眼里，美国是它赣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他们也竭尽全力维持和发展以美关系。多年来，人们在评论以美关系时，都要强调的一点是，以色列与美国实际上是北约之外的盟邦。
当1917年贝尔福宜言问世时，美国总统威尔进正式表示过支持。但是这种支持还不能算作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官方立场，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尚未出世，美国的中东政策也还未定型，并且美国国内反对这个宣言的大有人在。比如，当时已获得巴勒斯坦内格夫地区石油租让权的美孚石油公司就反对这个宜言。因此,总的来说，垄断资本集团对贝尔福宜言抱着冷的态度，只是威尔逊本人的争当世界大国的雄心以及他的犹太人密友和顾问布兰代斯的影响才使他作出了这个多少有点漫不经心的表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进入了确定自己中东政策的时期，支持或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急欲取代英法在中东的位置，因此对巴勒斯坦问题兴趣大增。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也使美国公众普遍同情犹太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美国国会曾多次通过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决议，罗斯福总统也有类似表示。
尽管如此，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是否支持建立犹太国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到1947年，美国石油巨头们已占有中东石油开采量近42%，他们不愿触怒阿拉伯人，因此不太赞成犹太人建国。此外，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是建立在博得阿拉伯人好感的基础上的，而大力支持犹太人建国势必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
然而，政府中包括杜鲁门总统的一些主要顾问在内的亲犹派则认为：为了把英国排挤出中东，为了防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因感激苏联的支持而倒向克里姆林宫，以及为了在国内大选中争取犹太选民的选票，必须全力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计划。杜鲁门的行政助理戴维·尼尔斯还劝杜鲁门不必顾虑得罪阿拉伯人，他进言说：“穆斯林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追随甘地和信奉他的不抵抗哲学的。”
杜鲁门本人亲犹色彩很浓，拉选票的考虑也促使他支持建立以色列国。1948年美国将举行大选，共和*党**已在这个问题上表了态。该*党**鑫议员塔夫脱宜称，如果他当政，他将在以色列国成立时立即予以承认。尽管犹太选票只占全部选票的7%，但加上亲犹太人的选票，犹太人实际控制的选票数量相当可观。这将对激烈角逐的两大*党**的胜负起重要作用。
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终于不顾他的国防部长、副国务卿刀至国务卿的反对，在1947年11月29日和1948年5月14日这 两个关键的日子里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以决定性的支持。
联大的分治决议需要2/3的票教才能通过，但表决前夕形势并不明朗，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决议能稳获通过。为通过该决议,1947年11月28日杜鲁门责令国务院作出最大的“外交努力”。国务院官员们遂倾巢出动，对*美亲**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它们投赞成票。这样，菲律宾、海地等国便由原来的反对或弃权态度改为赞成。同年11月29日，联大终于通过了分治决议，1948年5月14日，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之后的16分钟，远在万里之外的白宫新闻秘书便率总统指示宜布美国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井示将向它提供1亿美元的援 助。与此同时，纽约市的许多高楼大厦上升起了以色列*旗国**。危地马拉驻联合国的代表感叹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班也兴奋地说，美国的承认“给了以色列人的防卫以新的信心”，美国“友谊的灿烂光辉驱散了以色列人的孤独情绪”。
在随后的巴勒斯坦战争中，美国表面中立，暗中却帮了以色列的大忙。它允许以色列人在美国募捐，并允许美国“志愿人员”赴以参战。在战局几次对以色列不利之际，都是美国急忙操纵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给以色列以喘息之机，使之得以卷土重来，取得军事胜利。
从以色列方面来说，倒向美国是其领导人在建国前就定下的外交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本·古里安就明确指出：“英国虽然胜利了，但是在冲突中变得虚弱了……我不再怀疑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工作的重心将从英国移到美国，美国已获得世界领导地位，在那里有着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犹太人聚集中心。”
然而，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像本·古里安等人所希望的那么快。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头10年中，双边关系只能算一般。这个期间美国虽然给了以色列一些经济援助，并在1950年同英法一道正式保证了以色列的边界安全，但1美元的军事援助也没有给它。不仅如此，在1954年和1956年两国关系还两度出现过阴影。
50年代初，为了打入阿拉伯世界，美国竭力拉拢颇有彩响的埃及纳赛尔政权，甚至有意援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以色列担心美国会亲埃疏以，便于1954年指使其在埃及的特工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文化中心制造爆炸事件，企图离间美埃关系。不料事情败露，以色列的离间计被曝了光，这使美国颇感不快。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成了替罪羊，被迫辞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拉冯事件”。
.1956年10月底，以色列伙同英法入侵埃及。美国事前对此一无所知，遂对以色列大为不满。对此美国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要求以军立即撒出占领区，否则将停止对它的一切援助。但是美国也给以色列留了一个台阶。美国向以色列表示：只要它撒军，美国将保证它在亚喀巴湾的通航权，并保证加沙地区不会被阿拉伯人用来作为进攻以色列的基地。在美国的软硬兼施之下，本·古里安不得不作出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撒军。
在这一期间，在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上以色列是相当主动的,而美国显得比较被动。以色列冒着得罪苏联的危险，多次向美国表示希望获得美援。在朝鲜战争中它也站到美国一边，投票赞成派“联合国军”到朝鲜，还支援了一些药品。为了不触怒美国，它还在同中国建交的重大问题上一再采取拖延与回避的态度。以色列的*美亲**姿态作得很明显。美国之所以不太主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当时在中东的工作中心是要把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它领导的反苏*共反**阵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便与以色列过于亲密。但是，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相反，美国的影响有所下降。于是，改善和加强同以色列关系的问题被提到美国的日程上来。
由于美国在援建埃及阿斯旺高坝和向埃及提供小麦援助等问题上连连失误，得到大量苏援的纳赛尔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美亲苏倾向。当美国看到自己停止援助的手段不能迫使纳赛尔政权就范时，便制定了新的中东政策，决意加强同一再表明*美亲**立场的以色列的关系，增强它的经济、军事实力，使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抗衡苏联扩张的忠诚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0年代，苏联加紧了对中东特别是埃及的播透。美国的主要对策是：大力武装和援助以色列，利用它打击埃、叙等亲苏国家，削弱苏联的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直言不讳地宜称，以色列应该拥有“一种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以抵消其敌对邻国的数量优势并绰绰有余”。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期，华盛顿与特拉维夫的关系迅速升温。美国第一次公开宣称以色列是美国没有正式签约的盟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包括200辆坦克在内的进攻性*器武**和其它军事援助，并表示将不惜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保护它的安全。1967年初，美国最高法院又作出了允许美国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国籍的裁决，这使以色列在需要时可征召美国犹太人直接参战。
1967年的“6·5”战争使美以关系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阶段。战争前夕，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400辆新式坦克 和250架新式飞机，美国空军有1000名“志愿人员”充实到以色列空军中。整个战争计划实际上是美以双方共同制定的。在战争中，美国舰载飞机技行了保护以色列领空、配合以军地面作战的任务。美国间课飞机也频频出动，为以色列收集情报。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重创了阿拉伯国家的*队军**，使苏联的信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有充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强有力的战略盟国的资格。美国也作出了积极反应，向以色列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援助。
1949-1965年间的美援流入额仅为7.32亿美元，1966-1980年便增至133亿左右。同时，各种先进*器武**、贸易上的优惠待遇源源而至，使以色列骤然变得富强起来。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能从埃叙*队军**的突然袭击下恢复过来，并扭转战局，完全仰仗于美国的全力支持。战争中，美国向危难中的以色列实施了紧急空运，运去了上万吨*火军**和上百架战机。当苏联有意出兵干预时，美国又针锋相对地命令美国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此招一出，不愿与美国迎头相撞的苏联马上缩了回去。
从“10月中东战争”后直到70年代末，尽管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没有减少，但两国关系仍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是美国力图独揽中东和谈，希望以色列作出一些领土上的让步，来实现其拉拢阿拉伯国家、称霸中东的目的。而以色列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完全听从于美国，双方时有翩龉。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在通过以色列这一环节时格外艰难，有时甚至需要美国挥舞大棒，以减援相威胁才能解决问题。
但70年代末以后，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向中东步步进逼,以色列的战略作用又突出了起来，美以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双方关系日趋热乎。特别是奉行“实力政策”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后，美以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里根多次宜称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资产”，保证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里根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急剧增加。从1949年到1980年，美援（经援和军援）共计约18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5.8亿美元。而里根执政后第一年即1981年，美援就达21.6亿美元，1983年达24.8亿美元，1986年达37。5亿美元。
1981年底，美以就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协议。这是两国走向正式结盟的第一步。1983年11月，以色列总理沙来尔又同里根达成协议，建立两国“军事和政治联合体”，迈出了正式结盟的第二步。1986年5月，以色列作为非北约成员国，参加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双方的战略合作又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1988年4月，在以色列建国40周年之际，美国送给了以色列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正式同它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称以色列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非北约成员国的盟国”，从而把双方业已存在的战略同盟关系正式化了。
美以特殊关系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按美国国会于1969年10月通过的一项决议：美国公民可以在以军中服役；从1972年开始，美国在安理会多次利用否决权阻止通过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多年来，为以色列行使否决权，几乎成了美国的一个本能。.：40多年来，美以关系之所以能发展到特殊的地步，除了以色列的外交目标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之外，还有更广泛、深刻的原因，
（一）以色列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同苏联争夺中东，美国需要在中东扶植一个忠诚的代理人。美国认为以色列在各方面都适合担当这一角色。
首先，以色列能在这个地区中为美国提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的储备地和转运站。以色列地理位置优越，并拥有现代化的良港，能够迅速装卸大量的海运物资。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可以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以色列还至少拥有6个适用于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的机场以及现代化的后勤设施。它们能被美国直接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以军熟悉美式装备，必要时，以色列军械人员可以很容易地为美军担负维修工作。
其次，以色列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有效地维护美国的中东利益。以色列*队军**拥有世界第一流的飞行员和坦克手，它还有中东地区最庞大和最先进的军事工业以及效率极高的战争动员体制。在历次战争中，以军表现不凡，战斗力很强。在60年代中期以后，它屡次忠实地捍卫了美国的利益。1970年的约旦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70年，约旦政府军与境内巴解武装间的冲突日趋升级。受苏联支持的叙利亚*队军**欲插手此事，将一些装甲部队开进了受美国庇护的约旦境内。在此紧急关头，尼克松总统立即秘密要求以军攻击开人约旦的叙、巴坦克部队。以军立刻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迅速集结，摆出进攻的架式。叙军慑于以军的力量，被迫撒出约旦，一场危机解除了。对此，尼克松不无感激地说：“美国为在中东有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国而感到幸运。”一位以色列官员在谈到以色列对美国的这类作用时说：“对美国来说，这是…笔很好的投资，这样比把（美国）*队军**派到这个地区要好得多。”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指出：“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实际上只有以军才是本地区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军**，它能帮助美国遏制企图控制本地区所有资源、卡住西方脖子的苏联。”
第三，以色列为美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军事经验和大量价值极高的情报。以色列在坦克战和空战（特别是战斗机的近距离作战和截击战）的战术方面，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它还发展了在沙摸地区作战的特殊战术。美国从中受益匪浅。此外，中东战场还是美国各种新式*器武**的试验场，美国军方从以色列人那里获得了政进其产品的大量信息。
在倩报方面，以色列人表现得尤为出色。西方获得的第一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就是由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以情报组织还帮助美国窃取苏联在中东的最新式*器武**装备及有关情报。当苏联来格-21型战斗机刚投入使用不久，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就成功地把一架配备在伊拉克的这种战斗机搞到手。经研究之后，以色列又把它交给了美国。1969年，苏联向埃及提供了一种新式的雷达，安置在靠近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一个小岛上。以色列人在一夜之间就奇迹般地把整座雷达站拆运到以色列，然后与美国共享。据估计，以色列提供的这类有关苏制*器武**的情报，使美国至少节省了几十亿美元的研究费用，并使美国军方洞悉了苏制新式*器武**的性能。
（二）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是形成以美特殊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对以色列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好感。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和:*杀屠**已经够多了，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线下去了。现在世界上仅有的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竟然受到22个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实不应该。此外，以色列人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个钱给得值得。再加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美国人的好感便又增加了一层。相反，由于历史、宗教的巨大差异以及亲犹势力的宜传，美国人往往对阿拉伯人抱有许多偏见。
基于上述原因，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强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公众奥论，这是一股维系两国特殊关系的强大的社会力量。靠选票上台的美国历届总统多少都要迎合一般公众的看法，并几乎毫无例外地采取亲以立场。
（三）美国犹太人和亲以势力是以色列在美国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具有能严重影响甚至左右美国对以政策的能量。
美国与犹太人之间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美国独立以前，备受视的欧洲犹太人便开始移居于此。美国宣布独立时，大约已有2000-3000犹太人。到美国内战时期，犹太移民已达1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到300万。目前，美国犹太人约有600万，占美国人口的约3%，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约38%，居世界首位。
美国犹太人从早期开始，经过长期艰难奋斗，其势力已渗透到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工商业、娱乐和宜传界起着显著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影响的就太社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挣脱纳粹的魔爪，犹太民族的许多精英纷纷从欧洲各地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施展才能，从而大大加强了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和实力。战后，科教、文化、法律和经济等许多部门已成为犹太人的传统领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中有28%是犹太人；把美国带人核时代的是犹太科学家爱因期坦、泰勒、纽曼等，美国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员中30%是犹太人:美国宇航工业的专家中，犹太人的比例最高时曾达到60%；70年代，美国每5名律师中就有一名犹太人，司法部里犹太律师的比例则高达30%。70年代末，犹太人已经掌握着美国钢铁工业的25%，皮毛工业的90%，粮食加工业的60%，屠宰场、餐馆、酒吧和娱乐场所的50%以及电影业的40%，并控制着许多宣传与新闻工具。好莱坞八大公司之一的华纳公司就是由犹太人经营的。据1985年的统计，在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近1/4是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显蔫的地位。仅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犹太人就有，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长施菜辛格、司法部长里维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伯恩斯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等人。担任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的犹太人也不少。美国第93届国会里，犹太议员有15名，第94届增加到23名,
到第100届时已达36名。这些犹太人往往是美国政策的直接策划者，因而能最有力地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他们是维系以美特殊关系的最直接的监护人。
美国犹太人的力量还表现在他们能为两大*党**的总统竞选人提供巨额的资金和至关重要的选票。仅就竞选资金来说，到1974年犹太人已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提供了60%和40%的竞选资金。在支持卡特竞选的私人捐款者中，有近一半是犹太人。
为了获得犹太人的捐款和选票，美国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都竞相表现出亲以的姿态。在他们当选后，也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偏祖以色列的政策措施。早在1980年大选时，在职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就在投票前两周，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使其在国际能源机构的石油紧急分摊计划中受美国保护的协定；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也不甘示弱，公然表示将支持以色列在约且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行动。里根当选后，亲以立场之鲜明，在历届总统中可谓鹤立鸡群。
为了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美国犹太人和亲以势力组成了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院外集团。像“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大会”、“全美犹太社团关系顾问委员会”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就是几个颇具影响的院外集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同领导着数百个犹太人组织的约5000个大富翁关系密切。该组织在美国国会中一般可以争取到大约100名议员为以色列说话。“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大会”则专门负责在白宫向总统及其亲信幕吹耳旁风。
从下面几个事例中可以略窥犹太复国主义者院外集团的能量。1970年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促成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项向以色列军事拨款50亿美元的法案：1977年它促使美国停止向反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款。同年，犹太复国主义者院外集团又仅仅在几天之内就扭转了美国政府在中东和谈中的立场。早些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赞同巴解组织在和谈中享有代表权、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要包括保证巴勒斯人民的合法权利。此言一出，4天之内，来自院外集团的“827次抗议电话和7268份抗议电报劈头盖脸地向白宫袭来”，卡特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将巴解排除在和谈之外。他还向犹太人保证：“我宁愿政治上自杀，也不愿伤害以色列。”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院外集团还与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直接通过使馆领会特拉维夫的意闺，在影响美国对以政策、保护以色列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足以显示，美国犹太人和亲以势力是以色列在美国最有力的代言人，是结成和维系以美特殊关系的最坚韧的纽带。尽管如此,美以两国仍是时有龃龉(jǔ yǔ)的伙伴。
时有龃龉的伙伴
作为事实上的盟国，美国和以色列在特殊关系这张温床上已经同眼了20多年之久，但看来它们做的并不总是同一场梦，双方还时有。
“6•5”战争和“10月中东战争”之间的6年是美以关系的“宝月”时期，但即使在这个时期美国已开始隐约听到了来自以色列方面的不和谐之音。双方分主要表现在被占领土问题上。美国希望以色列能放弃大部分“战利品”，解决它同邻国的矛盾，从而将阿拉伯人拉入西方阵营。以色列则以种种借口拒绝这样做。美国当时也还没有在领土问题上通以色列就范。
“10月中东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战争中，美苏双方都对自己的盟友提供了空前的援助。在战争期间，由于美苏急于援救自己的伙伴，双方还差一点陷人核冲突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以色列唯恐常规力量失利而美国又救援不及，据说将13枚*弹核**头秘密地从内格夫某地下仓库中搬出来，装在发射架上，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式。如此剑拔弩张的严峻局面，第一次使美国意识到阿以冲突是一个完全有可能点燃世界核大战的导火线，有必要给它降降温。
“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使用了石油*器武**。石油禁运给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极大的打击。更严重的是，石油危机使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出现裂缝。为了让石油阀门重新打开，西欧和日本撇开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直接对话，并谴责以色列，在中东政策上与美国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十分祖丧地说：“我们的一些盟国实际上作出了很大努力，把它们自己同我们公开分开。”
这次战争给美国注射了一支清醒剂。黑暗和寒冷使它开始认识到，一味纵容以色列的后果便是：阿拉伯人更深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北约内部关系紧张；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以色列在战场上的一再胜利并不能带来中东的和平，反而会招致苏联势力的扩张和阿拉伯世界更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从中得出结论：只有迫使以色列放弃一些被占领土，谋求阿以和解，才真正符合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开始在阿以冲突天平上的阿拉伯一端添加了几块法码，使天平不敢于因为向以色列一端过分倾斜而破坏平衡。为此，基辛格率命进行了斡旋于阿以之间的“穿梭外交”。
“10月中东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国务脚基辛格便披挂上阵，施展其外交才能。他首先以继续供应*火军**为条件，迫使以军放弃围歼埃及第三军的企图，继而压迫以军撒回东岸。美国因此获得了石油禁运解除和埃及开始倒向美国的成果。
初战告捷后，1974年4月底基辛格开始了第二轮穿校。目标是压以军撤出在这次战争中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和上次战争中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让基辛格奔波了32天，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几十亿美元援助的许诺之后，才与叙利亚人签定了协议。
.1975年3月，基辛格在埃以之间再次“穿梭”斡旋，旨在压以色列再归还一部分埃及领土。这一次，以色列拉宾政府表现得极其强硬，致使和谈几次陷入停顿和破裂的边缘。气急败坏的基辛格遂建议福特总统断然宜布“重新审议”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在审议期间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还警告拉宾,如果不接受埃及提出的条件，将有危及整个美以关系的危险。在美国的大棒下，以色列软了下来。拉宾的财政部长惊呼：如果没有美国的迅速援助，必将招致一场经济灾难。以色列终于在9月1日同埃及签署了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以军按协议把防线再次后撤到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以东，并放弃了阿布鲁迪斯油田。
这一次，作为补侩，美国与以色列秘密签署了两个备忘录和一个公开的《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保证》。在这些文件中，美国重申了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义务，保证向它提供长期的军事、经济和能源援助。这是美国所给予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广泛的援助。
但是，以色列的这些让步进行得非常勉强，它甚至有一种被美国出卖的感觉。从阿拉伯领土陆续撤军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色列同美国进行顽强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虽然和谈是阿以之间的事，但由于1977年以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愿意面对面地同以色列谈判，美国实际上成为双方的掮客。阿拉伯人很清楚,只有美国才能满足而且肯定会满足他们的一些领土要求，因此以色列的谈判对手实际上是美国。在这场长达8年的和谈交易中，以色列充分地表现出了一个精明商人锅铁必较的谈判才能。它以每一个最小的让步，来换取美国最大限度的授助和对它的安全的承诺。为此，美以领导人在谈判泉上争得面红耳赤的场面屡见不鲜。
.卡特入主白宫后，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问题。这一回他的对手是以色列最富鹰派色彩的总理贝京。美国国务院官员称此人是一块“意识形态的顽石”。贝京同他的前任一样，也很懂得该在什么时候作出什么样的让步。当戴维营协议达成时，贝京公开宜称他曾拒绝过23份草案，并声称这份最后协议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条件达成的。
戴维营协议使以色列最终完全撤出了西奈半岛。但是作为代价，卡特政府在1977-1980年间给了以色列至少110亿美元的授助。这相当于以色列诞生后前28年中所获援助的总和。仅仅资助以色列在内格夫修建一个取代原来在西奈的空军恭地，美国就给了它32亿美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因撤出阿拉伯领土而被“削弱了的以色列对安全的信心”。
但是，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有些地盘，无论美国出价多高，以色列都拒不放弃。耶路撤冷、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便是以色列迄今仍不愿让出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美国则希望以色列至少要放弃上述领土的大部分，井停止建立新定居点。同时，以色列反对美国同巴解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美国却表示只要巴解放弃“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和联合国242号决，就同它正式谈判。当巴解果真履行了这些条件后，美国从1988年12月便开始与巴解正式接触。在1988—1989年，美国对以色列*压镇**被占领土上人民起义的一些*行暴**时有微词，有时甚至在联合国投票谴责以色列这种违反*权人**的作法。这使以色列深感不快。
美以关系并不完全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至少从70年代以来，以色列一直保持相当大的外交独立性，不愿完全受制于美国。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指出的：“要了解美以关系及其发展，必须记住以色列从来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华盛顿的走卒。从一开始，每当条件适合，它就打算离开我们，自行其是，……从70年代初它的自行其是就成为两国间摩擦日益增加的根源。”当以色列横下心来干一件事的时候，它总是不顾美国的反对，一意孤行。以色列领导人同美国领导人说话时，也从来没有任何低三下四的口气，而是以平等者自居。当贝京备兼并戈兰高地的时候，美国曾一再劝阻。在以色列国会通过兼并决议的第二天，美国大使刘易斯面见贝京，表达了美国政府的抗议，并威胁说要考虑制裁以色列。对此，贝京大发雷霆：“你们说要对我们制裁，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以为我们是一个香蕉共和国吗？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只会发现我们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
以色列十分清楚，美国不会永远无条件地支持它。“10月中东战争”结束后梅厄夫人就指出：“我们不能永远依赖美国作为盟友1”双方关系说到底还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美国追求在中东建立一个有利于西方的政治格局，它不希望那里出现任何破环“秩序”的火种。以色列顽固坚持“大以色列”立场恰怡提供了这种火种。双方的争吵、不和也就难以避免。
美以之间的组增多，引起一些西方人士的关注，并纷纷对美国亲以政策的得失进行评说。其中一些人认为，如果当初美国不支持犹太人建国，那么苏联将因支持犹太人建国而得罪阿拉伯世界，美国刚会赢得阿拉伯人的好感。由于以色列不存在，美苏争夺中东的胜负就将取决于双方对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能力的大小。在这种经济争夺战中，苏联绝不是美国的对手。况且阿拉伯统治者的*共反**情绪本身就对苏联不利。结果只能是，阿拉伯世界在冷战中站到美国一方，它的石油宝库也向西方敞开着。西方既能够有效地遏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又能够顺利地从这个聚宝盆中获益。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美国支持了以色列，一切结果适得其反，美国得不偿失。
这些评论家还进而认为，即使美国出于道义，支持犹太人建国，但如果不盲目地在1987年以后偏祖以色列，并以最严厉的手段压它撤出至少大部分被占领土的话，它也将在保证以色列生存与安全的前提下重新直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埃及在“10月中东战争”之后倒向美国，并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的事实，便是这一逻辑的明证。
事实上，上述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一些不带偏见的职业外交官和中东向题专家们的看法。而美国白宫和国会中的政客们以及大多教美国人并不这样看。在对待有关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问题上，他们已身不由己地为一系列关系切身利益的、感情上的和本能的因素所左右。这使美国长期执行了一条偏颇而又难以自拔的对以政策。很具有表现性的事例是，1990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区美国的传统政策，不顾布什总统的反对，先后通过了关于承认“统一”的耶路搬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看来，在本世纪最后10年中，偏见仍将继续左右美国的对以政策。
以色列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冰冻时期。但现在坚冰正在消融。
坚冰正在消融
1910年4月的一天，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以色列的缔造者之一，当时英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魏兹曼同俄国布尔什维克领柚列宁不期而遇。在交谈中，列宁向魏兹曼表示，布尔什维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绝不敌视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时，阿拉伯人曾对苏联寄以厚望。1946年5月9日，由巴勒斯坦各阿拉伯*党**派组成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就英美调查委员会主张分治的报告致电斯大林：“我们把英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看作是帝国主义拒绝真正民主原则的一种手段，我们呼吁您维护人类的正义。”
但是，阿拉伯人的希望落了空。1947年11月29日联大二届会议表了分治决议，通过了分治决议。苏联等8个东欧国家投了赞成票，它对分治决议的通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葛罗米柯在表决前的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是构成巴勒斯坦人口的两大民族，既然它们不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和睦相处，那就只好分成两个国家了；二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到的悲惨命运证明，他们必须以独立来求生存。他指出：“拒绝犹太人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权利，是不公正的。”
苏联东欧国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不限于联大的投票上，它还表现在对犹太人在建国过程中的道义和物质的授助上。在1947年12月起的阿犹冲突中，犹太人一度节节失利，情况危急。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一船苏联通过一个东欧国家运来的*器武**，这使犹太武装得以发动*攻反**，扭转了形势。
1948年初，阿犹冲突日趋激化，连极力主张分治的美国也觉得分治计划难以实现，因而两次向联合国提出托管巴勒斯坦的建议。但两次提议都遭到苏联东欧国家的坚决拒绝。
1948年5月17日，苏联继美国和危地马拉之后承认了3天前成立的以色列国，几天之内东欧国家也同样照办。同年8月，苏在以色列开设了公使馆。9月，以驻苏公使梅厄夫人走马上任。在出使莫斯科之前，梅厄夫人是犹太人协会的政治部主任，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级领导人，派她任公使足见当时以色列对以苏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急需*火军**和作战人员，曾向莫斯科求援，苏联虽然自己没有出马，却默许东欧国家出枪派人支援。在此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派出大批犹太青年赴以参战，并训练了许多以色列军事人员。罗马尼亚也向以色列出售了燃油。捷克斯洛伐克早在以色列国成立前就向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出售了大批*火军**。哈加纳一个负责采购*器武**的官员在捷克承认以色列的当天（5月19日），就被以色列任命为驻捷公使。他也是以色列任命的第一个驻外使节。在整个战争期间，布拉格的以色列公使馆实际上成为以色列的*火军**采购站。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远比西方国家鲜明得多。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战争多表示“中立”。英国实际上偏向阿拉伯人，它对苏联集团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多次提出过抗议。美国虽然同情以色列，并通过民间渠道给了它一些授助，但并没有表现得像东欧国家那样明显的一边倒。以色列国成立后立刻申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政治委员会分别在1948年12月和1949年5月两次审议此事。由于以色列违背分治决议规定占领了西耶路撒冷并拒不接受遣返难民，一些国家要求联合国在以色列解决了这两个向题之后再接纳它。这一要求遭到苏联东欧国家的坚决反对，它们在两次审议中都要求立即接纳以色列。在第二次审议的表决中，以色列被批准进了联合国。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东欧国家的坚决支持，以色列国是不可能产生的。以色列对此并不讳言，它至今仍然认为苏联是以色列这个新生儿的主要接生婆。
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改变其反对犹太复国主文的初衷呢？这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一部分以色列分析家认为，战后国际上对犹太人悲协遭遇深切同情的奥论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证据是当时苏联官方报道很突出这一点。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苏联这样一个国家来说，道义上的考虑不可能在外交决策中起决定作用。
一些以色列政治家推断说，苏联当时认为以色列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而也会像东欧那样成为它的卫星国。原因是当时领导犹太复国运动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和统一工人*党**一再宜称要搞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还把马克思主义定为“思想基础”。它们曾邀请苏联外交官参观具有公有制经济色彩的基布，并派特使到苏联东欧游说，这些都给苏联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苏联全力支持犹太人建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也有对这一颇为流行的推断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苏联人很清楚犹太复国主义与西方国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联知道以色列终将倒向何方，他们不可能是由于判断失误才去支持以色列。证据是在表决前几天，联合国里的一个苏联外交官曾对一个美国犹太人领袖说过：“斯大林知道以色列将会亲西方，因为只有西方犹太人才会给它巨额的资金。”分治会议通过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以更加肯定的语气对以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说：“苏联十分清楚以色列迟早会倒向西方。*
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苏联企图通过分治将英国赶出巴勒斯坦，削弱它在中东的影响。为此，苏联甚至在分治决议通过之前就和美国讨论分治后英军撤出巴勒斯坦的时间表。美国主张英军在1948年7月1日前撒完，苏联认为最迟不能超过4月底。最后双方妥协，英国必须于5月1日前完成搬军。
但是，以苏这种“蜜月”没有能维持多久，从50年代起以苏关系变得疏远，冷淡，并最终反目。
战后不久，苏美便开始在全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具有巨大战略和经济价值的中东地区成为双方极力争夺的目标。阿拉伯国家是中东政治力量的主体，争夺中东实际上就是争夺阿拉伯世界。50年代初，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色列被视为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在对外关系中，阿拉伯国家越来越以某个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来决定对这个国家的亲疏。在此情况下，苏联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对以政策了。
当时以色列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急需资金、移民和*火军**供应：以色列希望继续得到苏联东欧的支援。然而苏联却要求它首先割断同西方的联系，然后才能考虑发展友好关系。以色列认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西方的援助、西方的移民和捐款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能杀掉这只会下金蛋的鸡。
这样一来，苏以双方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疏远成为必不可免的事情。苏联东欧的犹太人问题是以色列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也是最易导致双方关系变化的一个因素。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犹太人的处境；二是移民。
40年代末，东国家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外交政策引起了那里犹太人民族情绪的复苏。以驻苏公使馆开馆之后，许多苏联犹太人不顾政府的限制，以各种方式向以色列人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国的祝贺。每当以色列公使梅厄夫人去莫斯科犹太会堂做礼拜时，会堂内外的苏联犹太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有好几次包括红军官兵在内的数千名犹太人把梅厄夫人团团围住，流着泪向她祝福。每次析祷结束时，按规定都要为苏联领导人祝福，只要梅厄夫人在场，人们还为她本人祝福。这种场面引起苏联当局的警觉。
更令苏联当局不安的是，在领导阶层中竟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49年11月7日，梅厄夫人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32周年的招待会，在会上结识了也是犹太人的莫洛托夫夫人。莫洛托夫夫人对以色列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临分手时竟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犹太人就好了。”
这些事态使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死灰复燃。从1949年起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为止，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席卷了苏联、东欧。以色列认为。这场肃反是冲着犹太人来的，因为犹太人是重点打击对象。·…
先是莫洛托夫夫人被捕，接着红军总鑫谋长安东诺夫免职，他也是一位犹太人。再接着是一系列对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审判和处决。这次大清洗中最著名的是斯兰斯基案件。斯兰斯基当时是捷共总书记，也是犹太人，他在1951年被捕，1952年和另外I3名被告一起受审，被告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犹太人。他们的罪名之一是“同以色列保持颠覆性的联系”。审判结果，斯兰斯基等11人被枪决。
接踵而来的是骏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官医生案件”。1953年1月13日，苏联宣布9个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治病的医生，由于涉嫌谋害领导人而被捕。消息传来，以色列奥论哗然，因为在9人当中至少有4人可以确定为犹太人。·
这些事态引起了以色列国内缴烈的反苏情绪，并导致了以色列的亲苏*党**派（*产党共**和工人统*党一**）影狗急剧下降。1953年2月9日，以色列的一些极端分子制造了爆炸苏公使馆的事件。2月12日，苏联作出了最激烈的反应—断交。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宣布所谓“医生案件”是冤案，同时东欧国家也为被错捕滥杀的犹太血统领导人平反昭雪。同年底苏以复交。但苏联的这些补救措施，已很难使受到损害的苏以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1955年是以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捷克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出售*器武**。以色列朝野一致认为这是苏联根本改变对以政策的标志。他们强调在捷克的背后是苏联，苏联已采取亲阿反以政策。
苏联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立场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截然相反。以色列1956年侵占西奈平岛之后，苏联立即作出了强烈区应：它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召回驻以大使以示抗:议，中止了两国间的贸易。苏*总联**理布尔加宁在11月5日和15日两次致函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他在第一封信中警告说，以色列这样做将会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在第二封信中他表示，如果以色列拒绝从西奈撒军，苏将派志愿军帮埃及收复失地。藤鲁晓夫当时也发出同样威胁，声称以若再不停止侵略，他就不能阻止他的儿子参加志愿军。他甚至威胁要用火箭打击以色列的心脏地区。
最后，由于美国也施加了重压，以色列被追撒出了西奈半岛。苏联全力与阿拉伯国家结盟的作法，使以色列领导人极为不满，遂大力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双方关系跌进了最低谷。当战火在6月10日熄灭时，苏已经断绝了同以的外交关系，在其后的一周时间里，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东欧国家也同以色列断了交。西方评论认为，阿拉伯人因损失惨重而埋怨苏联人见死不救，这是苏联人为安抚阿拉伯人而采取的举动之一。
罗马尼亚在这次战争后非但没有同以断交，反而把双方关系从公使级提高到大使级，自那以后20多年里，罗以关系相当友好。以色列自梅厄夫人起的历任总理都访问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移民大门也一直向以色列敞开着，到90年代时，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已所剩无几了。
罗马尼亚何以如此，到目前也是个谜。有人认为这是罗领导人显示其外交独立性的表现。也有人认为，罗马尼亚想利用它同苏联、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能直接对话的特殊地位，在苏、以、阿之间起搬合作用，力促实现中东和平。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公开访间以色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除了苏阿关系的制约因素外，苏以关系还受着苏美在中东争夺的格局的影响。
在1967年战争之后，苏联坚持要以色列承认苏联在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上享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不断地提醒以色列，想蚩开苏联由美国单独来解决冲突是不可能的。
苏联提醒以色列的主要方式是大规模地武装亲苏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使以色列无法取得对阿拉伯人的压倒性军事优势。20多年来，阿拉伯*队军**用各种先进苏制*器武**每天都在向以色列传送着这一消息。
尽管如此，苏联在处理苏以关系时仍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赞成*力武**消灭以色列；二是避免与以发生正面冲突。
苏联一直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它认为，以色列有美国和西方撑腰，阿拉伯人是不可能消灭它的。退一步讲，如果以色列从中东政治地图上消失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把苏联和阿拉伯国家控在一起的理由了。因此，苏联不同意阿拉伯世界中一些激进派别极力想消灭以色列的意图。对它们针对以色列搞的恐饰活动，苏联是不满意、不赞成的。
以色列十分消楚苏联并不想消灭它。但认为，苏联大规模武装它的对手，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它们不妥协的作用。因此，以色列领导阶层，尤其是利库德集团坚持要求苏联放弃武装阿拉伯的政策，否则就不让它直接介入阿以谈判。此外，它还坚持苏以复交是苏联参加这类和谈的先决条件。
以色列还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0月战争后它与埃及、叙利亚签署的三个局部撤军协议及同埃及的和平条约，都是在搬开苏联的情况下由美国撮合达成的。这样一来，苏联人下了大本钱，但美国人却出了大风头。
苏联不直接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主要出自对美国反应的顾虑。苏联很清楚，苏军进入中东战场必然也会把美军卷进来，两大国冲突的后果在核时代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有时这一原则也不易坚持。
在1973年战争后期，苏联眼看着埃、叙快顶不住了，再不干预就会重蹈1967年战争的复辙。在此情况下，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急忙通过热线告诉美国总统尼克松，如果以色列再不罢手，苏军将被迫干预。这个警告立即产生了双重效果。美国一方面下令美军进入与苏对峙的临战状态，另一方面则压以色列停火。以色列被迫停火。这保住了阿拉伯围家和苏联的面子。其实，苏联是不会贸然派*队军**卷入战斗的，最清楚这一点的还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之前就多次试探过苏联的忍则程度。
在1967年以前，以、埃两军隔着苏伊士运河进行炮战。以军战机常深入埃及腹地进行轰炸。当时埃及防空力量很弱，一些苏联飞行员曾一度承担了防空任务。1970年7月25日，一架执行任务的以色列战机被苏联飞行员击中了。以色列立即决定报复，同时也想试探一下苏军卷入的程度。7月30日，在苏伊士湾上空,以色列飞行员设下圈套，结果击落了5架苏军米格机，3名苏联飞行员阵亡。但是试探仅此为止，以色列不愿进一步激怒俄国人。从那以后，以色列飞行员只要发现苏联飞行员在运河西岸上空飞行，便不飞越运河。苏联飞行员也自此不飞到运河以东以军控制区上空。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有了这些“经验”之后，以色列在发动侵黎战争之前就确信苏军不会干预。事实上，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克制程度连以色列都感到惊讶。
1982年夏以军*攻围**贝鲁特的时候，向这个城市发射了成千上万发的炮弹，至少有8次，炮弹落到苏联驻黎大使馆院内，苏联只是让塔斯社出面骂了几句而已。
另据西方报道，有一次1架美制以色列*用军**飞机被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导弹击落。为了不让苏联得到有关这种飞机的高技术情报，以空军炸碎了这架飞机，但轰炸时不慎炸死了11名叙军中的苏联顾问，苏联对此未吭一声。
还有一次，一些以军士兵为了躲避巴解游击队的追击，竟然闯进苏驻黎大使馆呆了几小时。对这件事苏联也只作了低调处理。
这场战争结束两年后，特拉维夫和莫斯科之间的坚冰开始了缓慢的消融过程。
1985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外交“新思维”，采取了许多缓和东西方关系的重大步骤。这是苏以关系发展史上又一重大转折点。在苏美缓和及国际政治大格局出现巨变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在以色列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温和和灵活。以色列也抓紧时机改善与对方的关系。从1984年开始，以、苏两国外长每年都委在第三国领土上会晤，现两国关系已经恢复 到领事级。1989年，匈牙利、波兰恢复了同以色列的大使级外交关系。1990年初，捷克斯洛伐克也与以复交。今后几年中，剩下的几个东欧国家也会与以色列复交。
与此同时，自1987年以来，苏联、东欧给阿拉伯世界的军援急剧减少。华约组织在解散之前就取消了为巴解组织提供的军事训练，设在波兰和民德的巴解训练基地已经关闭，苏驻叙利亚的军事顾问已经从1988年的4000人减到1989年的3000人。1989年苏联还正式通知叙利亚，它不再支持叙利亚力求与以色列保持“战略同等地位”的政策。
随着坚冰消融而出现的苏联犹太移民洪流，是以色列从双边关系改善中得到的最大实惠。
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以苏关系的大问题。西方人士估计，苏联境内约有300万犹太人，由于历史原因,至少有1/2以上的苏联犹太人想移居以色列及犹太人聚居的西方国家。接纳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的国策，它欢迎西方来的移民，也欢迎苏联来的移民。由于苏联犹太人中有着大量的一流人材，也由于苏联要考虑阿拉伯人的反应，因此有时苏联在放犹太人出国定居时不那么痛快，移民大门时紧时松。以色列对此急不可耐，将之置为苏以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并把犹太移民问题作为所谓入权问题大肆宜扬，在西方国家奔走呼号，呼吁它们，特别是美国迫使苏联东欧放宽移民政策。在移民向题上，以色列同苏联东欧之间的相互指责，既是双方不和的原因，也是双方不和的结果。
在这个向题上，以色列表现得过急了一些。实际上苏联东欧没少向它输送“血液”。据估计，从1948年到1985年，约有72万苏联东欧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约占其当时犹太人口的1/4。但是以色列恨不得苏联犹太人能在一夜之间悉数来到这个国家里才安心。
在解冻的情况下，从1989年开始了又一次苏联犹太人移入以色列的高潮，当年共有1.2万来以色列，为1988年的6倍。苏联政府现在实际上对每一个想出国的犹太人都开绿灯。1989年底，以色列订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打算在以后5-6年内创纪录地吸收75万苏联犹太人。
新的苏联犹太人移民高潮刺激了利库德集团的大以色列梦的胃口，并给阿、以、苏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利库德集团已经开始在西岸和加沙占领区安置苏联犹太人，并驱逐了4.5万巴勒斯坦人来腾出“空间”，安置了至少1万名苏联犹太人。阿拉伯国家愤而指责苏联此举客观上充当了以色列扩张主义的帮凶。对此，苏联一方面公开批评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安置苏联犹太人，另一方面却表示无意重新关闲移民大门。
尽管以苏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以色列统治者仍然不时感到阵阵寒意。因为苏联东欧仍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都承认了1988年11月成立的巴勒斯坦国，都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都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在这些旧的烦恼之上，以色列现在多了一层忧虑。它担心:随着美苏缓和而来的以苏缀和，会降低以色列在美国眼中的作用，美国有可能和苏联联手压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作重大让步。1990年新年时一家以色列报纸刊登的一幅漫画就反映了以色列统治集团的这种不安。在画上，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士兵向一个以色列七兵下令说：“解散。
对以色列政治影响最大的是以阿关系、以美关系和以苏关系，相对来说，以色列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是比较特别的。它在这个世界中有不少朋友，也有不少敌对者，后者称以色列为灯塔投下的阴影。
灯塔投下的阴影
以色列对于自己在第三世界中应有的地位自视颇高。本·古里安曾大言不惭地说：“以色列应该成为照亮各被压迫民族的灯塔。”
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对此嗤之以鼻，它们认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在第三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灯塔”也好，“阴影”也罢，它们都反映了以色列在第三世界中不同寻常的影响。
1955年4月，著名的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前以色列管极力谋求参加，印度、缅甸等国也有意允准，但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以色列遂被拒之于会议大门之外。
60年代初，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积极筹划创立不结盟运动。本·古里安闻讯致函铁托总统，表示以色列愿意参加这一运动，并希望不结盟运动能积极调停阿以争端。铁托和尼鲁就此事征求纳赛尔的意见，纳赛尔自然亮了红灯。这一次，阿拉伯世界的意愿再次占了上风，以色列一直没有能叩开不结盟运动的大门。
这两次碰壁给了以色列极大的刺激，它深感被排斥在第三世界大家庭之外的孤立味，当然这与它的“灯塔”身分也很不相称。于是它不再谋求跻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组织，转而采耿对具体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法，逐步对第三世界进行掺透
为实现这个策略，以色列首先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最手的经济问题入手。它大肆宣扬以色列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声称西方资本主义和东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都不适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只有避免了这两种模式弊端的以色列模式才是它们的榜样。它指出，以色列采用的是国营、集体和私人企业平行发展的混合经济制度，它使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济得以健康地发展，能给已经走了许多弯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启迪。为此，以色列邀请了许多国家的来宾参观它的发展成就。
以色列令人信服的经济成就确实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以色列的“经济奇迹”所倾倒，赞扬它是“第三世界的橱窗”。60年代任马里总统的奥博特·凯塔在叹服以色列“使沙漠长出粮食的开拓者精神”的同时曾说：“对于正在为他们的国家建设寻找启示源泉的非洲人民来说，以色列是一个值得朝辩的圣地。”带着这种愿望，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亚非拉留学生来到以色列学习。为加强这一势头，以色列工总于1960年建立了专门培养第三世界留学生的“亚非学院”，1963年以色列政府又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区发展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女留学生。截止1985年底，在以色列受过训练的第三世界学生人教已超过2.7万人。同一期闻内，以色列先后向90多个发展中国家派出了9000多名专家，仅在非洲工作过的以色列专家就有4000多名。由这些专家在亚非拉当地培训的学生总数已达到2.5万人。在这些学生中，有尼泊尔的幼儿教师，斯威士兰的助产士，加纳的黑人法官和尼日利亚的计划生育官员。从东南亚的稻田到非洲的热带森林，从加勒比岛国的水果园到南美洲的大草原，到处都留下了以色列专家辛勤劳作的足迹。
以色列的国营和私人建筑工程公司也竞相在发展中国家中展开了工程技术合作活动。几十年来它们在亚非拉各地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建筑。在这些建筑中，有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国会大厦，也有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国际机场。
为协调和指导这种合作，以色列外交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国际合作司”，在70年代中期之前，它是以色列外交部中最大的司。以色列专家塞格雷的一项研究表明，若以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幅员作为评判标准的话，在派遣援外专家、接纳留学生和同外国开展合作项目等方面，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
以色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透活动也相当活跃。40多年来，在为数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队军**中，都曾有过以色列军事顾问和军工技术人员。在接受过以色列专家培训的第三世界军官中，有像扎伊尔现总统蒙博托和乌干达前总统阿明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有在1982年的英一阿马岛之战中击沉英国巡洋舰“谢菲尔德”号的阿根廷飞行员。此外，科特迪瓦、喀麦隆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都卫成部队、总统卫队和官廷卫队也都是以色列专家训练的。在亚洲，以色列曾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训练过700多名军官。一名以色列将军一度担任过非律宾安全部队的参谋长。自1965年以来，以色列军官一直是新加坡海、陆、空三军的座上客。
在大多数国家里，以色列军事顾问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但在中美洲各国例外。在美国的支持纵容下，以军事顾向常赤裸裸地干涉中美洲国家内政，甚至扮演不得人心的帮凶的角色。在独裁者索摩查统治时期，以色列军官金与指挥了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围剿桑地诺游击队的内战。1979年桑地诺游击队在尼加拉瓜掌权以后，以色列又暗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把在两伊战争中向伊朗秘密出售*火军**所得的教项用来支援尼加拉瓜*政府反**游击队。1986年这·丑闻被新闻界曝了光，成为轰动一时的“伊朗门”事件。
1982年3月23日，危地马拉发生了*翻推**加西亚总统的*变政**。*变政**成功后，*变政**领导人里奥斯·莫特在公开讲话中将成功的原因部分地归功于以色列顾问的训练和指挥。这次*变政**同样是得到美国默许的。
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另一种功能是促使当地以色列*火军**销售额的上升。事实上，哪里有以色列军事顾向，哪里就有以色列*器武**。以色列*火军**出口中有90%是销往第三世界的，其中的50%以上卖给了拉美国家。以色列人善作言简意赅的宣传，推销广告中的讲解词通常为：“这些*器武**都是在同阿拉伯*队军**的实战中检验过的。”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确实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以色列的*器武**以制造精美、性能优越、价格适宜吸引了许多买主，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乃至仇视以色列的国家。比如，尽管伊朗视以色列为“魔鬼搬旦”，但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还是叩开了以色列*火军**库的大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穆斯林国家，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都支持阿拉伯国家，井都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用以色列轻*器武**装备各自的警察和保安部队。
尽管以色列费尽了心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除了*火军**交易和工程承包活动给以色列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之外，以色列政府企图通过经援、军援在第三世界广交挚友摆脱孤立的外交活动的战果并不尽如人意。
截止1990年初，在全世界164个国家中（以色列除外），只有81个国家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而其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占了23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多。相比之下，承认比以色列晚成立40年的巴勒斯坦国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比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还多。此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都毫不含糊地支持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坚持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第三世界还使以色列40多年来在联合国中一直处于被告席上。最使以色列伤心的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坚持下，联合国大会在1975年11月通过了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决议。决议的通过表明，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眼中，以色列和搞种族歧视的南非是同类国家。
但是，具体而言，以色列在第三世界中的处境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总是一团糟。从时间上来说，在1967年“6·5”战争以前，由于巴勒斯问题不像70、80年代那样尖锐，许多国家把阿以冲突看成一般的地区冲突，因而以色列在第三世界中的日子还算过得去。“6•5”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以色列从此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搞扩张的国家，许多国家严厉谴责它并采取断交及驱逐其顾问等措施，从而出现了它在第三世界的进展大滑坡的局面。
从地区来讲，以色列在拉丁美洲的处境要比在其它洲好得多。拉美是第三世界中在宗教、文化和经济制度上同欧美最相近的大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拉美各国对以色列的好感。危地马拉是世界上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截止1990年底，拉美33个主权国家中有近30个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即使在“6•5”战争之后，在联合国就阿以冲突进行的辩论和表决中，多数拉美国家要么表示中立或弃权，要么就站在以色列一边。以色列的*火军**销售和援外专家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
亚洲是以色列认为受阿拉伯人“污染”最严重的大陆。阿拉伯国家多数位于亚洲，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也聚居在亚洲，宗教感情使伊斯兰国家很自然地亲阿反以。此外，在亚洲地区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以色列从不奢望它们会改变亲阿反以的立场。以色列在这一大洲的外交战果少得可怜，在其外交部1990年开列的与以建交国家的名册上，只有9个亚洲国家榜上有名。
非洲是以色列下本钱最多的大陆。由于历史原因，阿拉伯人在非洲国家中影响有限。非洲人民同情犹太人民遭受的苦难，对以色列没有成见。在梅厄夫人任外交部长期间，即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中期，以非关系发展迅速。她本人在1958—1961年间五次出访非洲，推行“以援助求友谊”的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为了赢得非洲的友谊，以色列曾激烈地抨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黑非洲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应邀参加赞比亚的独立庆典。庆祝活动包括请外宾观赏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瀑布的一部分位于赞比亚，另一部分位于当时处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梅厄夫人等乘大轿车前往。抵达两国边界时，南罗德西亚的警察只准白人下车越界观赏瀑布，却命令黑人留在车上。梅厄夫人忿然作答：“我不想同我的朋友分开。”她没有下车，而是和黑人来宾一道掉头返回。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闻讯后立即接见了她。梅厄夫人事后说：“卡翁达接见我时仿佛我是圣女贞德。”
1973年以前，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以色列的外援主要集中在非洲，非洲国家也投桃报李地支持以色列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在1961年联大会议上，非洲及拉美的16个国家与以色列一起提出一项提案，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并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双方冲突。虽然这个提案没有通过，以色列仍然倍受鼓舞。
1967年“6•5”战争后以非关系开始降温，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使双方关系降到最低点。在“10月中东战争”前后，有29个非洲国家响应非统组织决议与以色列断了交。某些国家断交行动的情景颇有戏剧性。例如，在70年代初还同以色列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乌干达总统阿明，在“10月中东战争”前与以色列断了交。战争爆发后阿明立刻飞到大马士革，向阿萨德表示：“乌干达的部队将站在阿拉伯人一边战斗！”不仅如此，阿明回国后还立即致电尼日利亚国家元首：“我奉劝你立刻下令驱逐以色列大使出境！”尼日利亚也确实马上照办了。“10月中东战争”后期以军侵入非洲大陆以及富有的阿拉伯国家的雄厚财力，也对这种“雪崩”现象起了作用。
战争结束时在以色列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人问：“谁是对以色列最友好的非洲国家元首？”回答是：“沙龙。”因为当时以军骁将沙龙的部队正驻扎在苏伊土运河西岸埃及的非洲部分领土。
不过，断交并没有影响到以非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合作关系，相反，这些来往还有所扩大，只不过双方都不愿张扬而已。民族利益使许多非洲国家不愿拒绝以色列暗中伸出的手。对以色列来说，秘密交易也有其特殊意义。以色列外交部专门负责秘密外交的机构中有一个负责人曾说：“秘密交易是以色列同与它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一张名片，它也是为了给将来的关系发展铺路。”
80年代初，埃以罢战言和，以色列与这个非洲东北部的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此为契机，以色列的这张名片先后叩开了8个非洲国家的大门。以色列为此欣喜不已，称之为“重返非洲”
除阿以冲突外，当前横在以非之间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
以色列同南非的关系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后来任南非第一任总理的史末资就同魏兹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身为南非驻英代表的史末资是个白人至上论者，他认为阿拉伯人同黑人一样愚昧野蛮，而犹太人同南非白人一样肩负着教化这些劣等人种的天赋使命。本着这一信念，史末资曾敦促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宜言，并在英国想背离这个宣言时加以阻止。对此，以色列的缔造者们是极为感激的。
1948年5月24日，即以色列成立后第10天，南非就承认了以色列，并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向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援。1958年8月，南非总理访问了以色列，成为第一个坊以的外国政府首脑。
从1955年开始，以色列为取悦非洲国家，也加入了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列，两国关系逐渐走了下坡路。但“6•5”战争刹住了这一下降势头。在“6•5”战争和“10月中东战争”期间，南非向以色列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军事援助。南非这种“既不咎”、“患难与共”的高姿态使以色列羞愧难当，感激涕零。再加上许多非洲国家与它断交，遂使以色列觉得放开手与南非打交道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了。
以色列与南非的交往有很大的互补性和依存性。以色列拥有一流的军工和科技人材，但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尤其缺乏发展核*器武**和尖端产品所需的矿业资源。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苦于科技力量不足。双方正好可以取长补短，遂一拍即合。再加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都备受孤立，同病相伶之感使他们自然靠拢。以色列核工程创始人伯格曼教授1968年坊问南非时声称：“我们两国现在都没有可与之对话的邻国和不久的将来能与之对话的邻国，既然我们都处于这么一种孤立的地位，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两国互相对话。”
1974年南非和以色列的关系升格到大使级，从此两国经贸、军事合作得到急剧的发展。这种合作多半是违背联合国制裁南非的决议而秘密进行的。
军事合作是两国交往的重点。1987年以色列政府承认，10多年来它与南非的*器武**交易额每年都在4—8亿美元之间。两国的核合作活动尤为装人听闻。早在“6•5”战争前南非就向以色列出口铀。1986年试图叛逃的以色列核工程师瓦努努透露，自1967年以来一直有南非科学家在以色列的铄提炼厂工作。作为实际上的第七个核大国，以色列尽力帮助南非掌握生产核*器武**的技术。南非的第一座核反应堆“撒法里1号”和第一座铀浓缩工厂都是以色列援建的。美国侦察卫星曾多次探测到两国秘密进行的核试验。南非犹太人数达12万人，它每年给以2000万美元的资助。以色列的反恐怖活动专家还悉心地指教南非军警在边境线上架设防渗透的电子警戒网，后者则袭用摩萨德惯伎越境对非国大武装基地进行打击。
资料来源:
《以色列——谜一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