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儒商形象（2）
儒商自己的经济学
西方商人采用西方管理学指导行为，使用西方经济学指导行为；而儒商仅有体系化的管理理论和精神，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儒商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一、什么是儒商
（一）中国古代经济学发展史
《史记·货殖列传》是反映中国古代经济学发展史的重要史料，记录了古代若干儒商致富的道理，摘译如下：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后，迁徙富家大族，卓氏被掳掠，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目的地。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他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徙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很快就成了滇蜀一带的首户，富有到奴仆多达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差不多，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灭掉魏国后，把孔氏家族迁到了南阳。孔氏到南阳后便大规模地发展冶铸业，赚了钱就修筑坡塘堤坝。他经常游访各国诸侯，借此谋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都效法孔氏的华贵大度。
鲁国民风节俭吝啬，而曹县的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受邴氏的影响，邹、鲁一带很多人不再念书都去做买卖了。
齐国的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一般是主人所担忧的，唯有刀间专爱收留这样的人。他让他们去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结果他靠着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几千万。所以当地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原因就是刀间能使奴仆自身得利而甘愿为他效劳。
洛阳人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地周游经商，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而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且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粮食上万钟。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以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他们和以*力武**夺得天下而以德守成的治理国家一样，变化有方，值得认真地学习、研究。至于那些靠着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而发财的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还必须心志专一。种田务农是笨拙的职业，而秦扬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州的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享乐。
（二）儒商的含义
上面列举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代表人物，但是没有说明什么是儒商。
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倾向。儒商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形成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商业道德，强调不损人利己，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所以，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指以儒家精神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律”。
范蠡协助勾践彻底击败吴王夫差而雪耻复国，继而助勾践北向称霸中原，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务农经商，创造了人生的辉煌，是古代儒商的代表人物，其特点体现如下：
1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
2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夏则资皮,冬则资(细葛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3诚信经商,不求暴利。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
4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因为齐国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他就离开越国来到齐国，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
5注重质量,不图侥幸。范蠡提出一套贮存货物的原则:“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6埋头苦干,劳动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齐国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
7尽散其财,富好行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国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荣氏企业的创办人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阳明，亦何补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意识到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还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其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的：“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
（三）儒商与西方商人的差别
1管理基点的差别
儒家管理遵循“以人为本”，认为人是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良好的经营业绩。在管理上，“事业即人”“既要造物，也要造人”“造物之前先造人”的经营理念，“贤主劳于求贤，而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
与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存在“重物不重人”的倾向，西方商人以物为基础，用物来规范和激励人，使人与物达到有机结合，创造出经济效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在管理中把人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在西方世界，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人实际上被物化，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
2管理手段的差别
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的色彩，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时刻考虑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心甘情愿地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里同在家里一样，把厂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这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
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使其驱向管理目标”。优点在于比较规范，容易操作，见效快，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过于简单化，难以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要，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3管理组织方式的差别
儒商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经纬，从纵横两个方向将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都有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请来的。企业管理采取明确分工，分层负责，各司其职，按绩付酬。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因此，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
二、新儒商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四个层次
从古至今，儒学从人性角度分析了成为完人、圣人的方式，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了获得人文效用的方法和价值体系，但是内容多而杂，且不成体系，因此很难学懂学透。综合分析，形成通俗易懂的新儒商经济学应该综合考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承古”。融合儒商治商的以下理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第二方面，“纳今”。与时俱进地将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管理理论、企业家精神、互联网思维等现代元素融入其中。
第三方面，“分层”。王阳明创新传统儒学思想，提出了完整的“身家业国”儒学分层思想，解决了“身、家、业、国”的断裂问题。该思想体系自创建以来，一直传承至今。
为此，提出如下不同层次的新儒商经济学研究内容。
（一）个体层次：新儒商正心修身之个体经济学
个体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身”，即“正心修身”，论述一个人本身拥有的条件，与持有的价值观、实现的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
（二）合作层次：新儒商成事齐家之合作经济学
“齐家”主要论述如何使家族成员齐心协力，和睦相处。而齐家思想中包含了如何与别人合作共事的成事思想。
（三）产业层次：新儒商立业守业之产业经济学
产业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业”，即“立业守业”。立业是带领一些人共同创业，而守业是将所立的产业传承下去。“业”承载了“个人、家庭”到“国家”的连接功能和汇集功能。
（四）社会层次：新儒商治国平天下之社会经济学
社会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国”，“治国平天下”，表示即使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也要为社会、国家作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