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持中华民族“弦诵不绝”，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宣布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联学**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时局变化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前后历时8年，为战时和战后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
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提出了“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中流砥柱。联大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关怀社会价值的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体现了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对学术的信念、信仰。因此，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群体。”这是因为：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空前活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其次，从教授自身来看，留学欧美的教授准确地把握了民主与自由的精髓，在实践中形成了公认的价值标准；最后，从经济状况来看，当时联大教授的收入足以使他们潜心自己的学术。尽管随着战争的发展，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联大教授的生活日渐清苦，教授及其家属不得不依赖其他的收入，包括发文换米、提篮小卖、变卖家当等，经济状况发生了改变。 但是，联大教授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中坚守学术传统的客观标准并未改变，他们的学者人格愈显可贵，至今未有超越。
从联大教授的早期教育背景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接受西方教育之前， 曾经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在伦理道德上仍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这种文化的标准是：“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可见，联大教授对自身使命和任务的清晰判断与他们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影响使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体现了异于他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价值，保持着传统的书斋精神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及使命感。
从联大教授的留学经历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中以留学美国的居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联大教育的美国化倾向。留学经历使联大教授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领域，倾向于西方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并在管理模式上准确地把握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因此，“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一群体在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同时具备了国际视野，使当时的中国虽经历了战争却大师辈出，堪称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来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作者：刘晨光，张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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