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托城蔡氏商号“通顺和”（中）
蔡 良 蔡永旺
“通顺和”的创办和发展历程
民国三年（1914年）“通顺店”解散，蔡荣弟兄三个分门立户后，蔡荣与四个儿子，投亲靠友，东抓西借，凑了200银元，开始做起了摆摊叫卖的小本生意。他们起早贪黑，苦心经营，小摊生意越做越好。
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蔡荣有了一些积蓄，就大胆租赁了一个店铺，这个店铺在当时旧城的街中心。蔡荣为了把店铺经营得像模像样，就辛苦奔波，走亲访友，苦心探讨经营之方。他听取客商好友的建议，最后作出了经营棉布、百货用品的决定。
当时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的“德丰厚”、“大德成”等商号都有从山西来的客商，他热情走访这些客商，向他们虚心请教，得到了这些客商的信赖和支持，这些客商愿意为蔡荣提供货源，并赊给他货物。一切准备就绪，蔡荣便请他五爹为商号起名。这位老先生想来想去，觉得在原先“通顺店”的“通顺”后加一个“和”字就很好。
“通顺和”，从字面看是“通通顺顺，和和气气”的意思，体现的是吉祥和顺之愿；从隐含的意思看，涵盖了此前蔡氏在托城发展的历史，“窑烧得通红，店开得顺当，与客户处得和谐”，暗示了蔡氏的经营有方和良好人际关系。
蔡荣父子一开始是独家经营“通顺和”，典型的“家庭班子父子兵”。他们秉承蔡氏在托城从烧窑到开店积淀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勤进勤销，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和气待人，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他们重视信誉，不仅有货可赊，货源充足，而且所售之商品货真价实，价格合理，从来不吭不骗顾客，因此买卖做得很活，生意很快就兴盛起来。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蔡荣觉得四个儿子都守着这个家，终归不是办法，不会有大的发展。于是把大儿子蔡芝兰和二儿子蔡芝芳送到包头学生意，身边留下三儿子蔡芝芬和四儿子蔡芝荷经营“通顺和”。
年仅16岁的大儿子蔡芝兰1933年赴包头东河区绒毛货栈学生意，历经4年，1937年从包头返回托城。回来以后，立即投入到“通顺和”的经营之中。二儿子蔡芝芳，学成生意，留在包头，顶“厘半生意”（大致同今之经理），1945年农历二月，因患伤寒症，不幸病故，年仅27岁。蔡芝芳病故对于“通顺和”商号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蔡芝兰参与经营“通顺和”之后，“通顺和”的生意不断扩大，原有家里的4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就开始雇用从业人员。家庭班子父子兵的格局也随之改变。
“通顺和”先后雇用了当时北街的李来福、李俊、李廷怀，河口镇的王秉义，梁底的李润、陈中后以及清水河县的马文礼，“通顺和”的从业人员增加到了11人。蔡荣坐码头（专管采购货物），蔡芝芬掌管家业，李来福为账房先生。
发展到民国廿二年（1933年），“通顺和”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二万银元，而货架上商品的金额数远远大于这个基数。因为“通顺和”一直保持了与供货商赊购货物的关系。当时进货渠道主要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由于“通顺和”有良好的信誉，到归化城进货的时候赊一半，付一半，循环往来，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
民国廿四年（1935年）时，“通顺和”由于人手多，资金足，生意规模更大了，名声传得更远了。他们不仅与邻近旗县和归化城的客商频繁来往，与河北省唐山、邢台、石家庄、张家口的客商也有了来往，而且增加了供应小摊小贩的业务，采取赊一半，付一半，卖完结算的办法，扶持了不少货郎担。“通顺和”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活跃。
谁料民国廿六年（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局混乱，交通不便进货难，“通顺和”不得不暂时关闭，雇员也各自回家了。“通顺和”关闭后，蔡荣把外欠款如数还清，用余款买下了旧城前街路西的一处大院做店铺，后来又买了一处四合院居住，结束了蔡氏在托城一直租赁房屋的历史。
蔡荣买下店铺没有装修就租出去了，租赁人开了俱乐部，以放官赌为业，民国廿八年（1939年）俱乐部倒闭。蔡荣收回店铺，进行了一番整理和装修，“通顺和”恢复营业。
“通顺和”虽然有了自己的店铺，但由于社会仍然动荡不安，市场十分混乱，蒙疆票（日本人发行的货币）、银元、粮食、大烟（*片鸦**）等都在市场上流通，以钱易物，以物易物，交杂在一起，生意很不好做。由于心中没底，只好随行就市，硬着头皮开张。然而开业以后，生意大大出乎人的意料，“通顺和”的顾客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尤其是接洽货郎担的业务更多了，货郎担把小食杂货送进村送到田间地头，很受欢迎。“通顺和”的生意再次火爆起来。
然而，民国卅一年（1942年），“通顺和”由于一时疏忽，从归化城购进了100木箱“鱼首洋火”（即鱼首牌火柴），竟闯下了大乱子。当时有些货必须通过商务会批准才能进，这类货（火柴即在列）未经商务会批准而进来，称作私货，是要没收的。有汉奸向日本人告“通顺和”私自从外地进“洋火”。
老三蔡芝芬很快被抓去，遭受了煤油、辣椒水浇身浇面和鞭打的折磨，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四弟蔡芝荷赶紧找人私下说情花费后，蔡芝芬才被放回家，但100木箱“洋火”全部被没收了。
“通顺和”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加之市场上流通的蒙疆票没有保证，传言收下蒙疆票无异于废纸，“通顺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这种境况下，“通顺和”采取了消极经营的策略，生意自然萧条了许多。那时候，“通顺和”的交易以货物换粮食为主，虽然萧条，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去。
民国卅四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重新统治，政局仍然不稳，市场仍然混乱，人心惶惶不安，“通顺和”硬是坚持干下去，但前程未卜。不久刘万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部下的师长）又打进托城，驻了46天，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
而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保甲制，托城成立了镇公所，强行让有钱的商号选派一人担任保长，“通顺和”自在其列。
官府明确要让“通顺和”出一个保长。“通顺和”减少一个人就缺少一个劳力，尽管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于是派老四蔡芝荷出任保长。蔡芝荷头脑非常清醒，他与副保长贾智协商了应付*场官**，不伤害民众的一些对策。
其中有按贫富摊钱粮抵壮丁的一项措施。当年蔡芝荷从“通顺和”，贾智从“兴发源”（纸张百货商号）拿出不少钱粮替贫困人家抵交壮丁差。正因如此，解放以后斗保长，蔡芝荷受到了居民的保护，大家没有忘记他当年没有坑人害人，反而保护民众，甚至出钱出粮不计较损失的行为，对他的评价是客观的，对他的看法是公正的。
话再回到“通顺和”商号的经营上来。“通顺和”尽管因为时局不稳而经营困难，但在“家庭班子父子兵”的努力下维持得还很不错。众多的顾客，充足的货源，是他们得以维持的外因；诚信经营，善抓市场是他们能够发展的内因。
民国卅八年（1949年），托县李林兆当县长时，大兴种大烟，大烟市场非常活跃。当时，大烟成了交易流通的主体，即便买蔬菜也用大烟兑换。但“通顺和”在用货物兑换大烟的事情上非常慎重，他们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不换大烟，以免后患。
不兑换大烟，营业额自然会减少，但“通顺和”善于抓住好年景开拓市场。1949年是个丰收年，“通顺和”初秋时即到归化城购货，一下子购置了价值1.2万银元的货，雇用了12辆胶车拉运。
不幸的是“通顺和”又遭劫难。满载货物的12辆胶车经过土默特左旗三两村时，被土匪抢劫一空。虽然报了官府，官府行动也很及时，当即派民团追打土匪，结果是民团和土匪一起分赃，“通顺和”没有挽回一点损失。掌家的蔡芝芬忧心如焚，甚至有悬梁自尽的念头。
这时，归化城里要好的客商朋友得到消息后，及时来人来信，千般安慰万般奉劝，鼓励蔡芝芬跌倒了再爬起来，不要灰心。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拿钱，有的供货。
在好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帮助下，蔡芝芬挺起了腰杆，立即到归化城再次进货，这一次所进货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上次所进货的价值。“通顺和”这批货顺利地运回，也很顺利地就销出去了。他们没有辜负好友的心愿，“通顺和”重新振作起来了。
是年，当“通顺和”将外债全部还清后，绥远省解放了。刚解放那阵子，社会是安定了，可谣言很盛，说*产党共**要共产，谁有钱谁受害。不少经商者，由于一时不知该咋办，索性停业观望。“通顺和”名声很大，没有停业，但也受到了谣传的蛊惑。1950年，他们采取变相转移资金的办法，将不少货物赊销给许多货郎担小商贩，赊销的货物累计上万银元。这些赊销出去的货金，大多数都没有收回。收不回就收不回吧，散财济民，终是好事，“通顺和”的经营者们这样劝慰自己。
事实证明，*产党共**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是要共产，只是由于刚刚解放，许多政策还不够完善。*产党共**对商人的政策一宽再宽，商人们做生意很顺手。“通顺和”的经营者认为，眼下虽然资金紧缺，但手脚不能乱，政策这样宽松，一定能维持好现状。事实证明，他们确实经营得很好。
到1954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棉布和针织品实行票证供应。托城的票证由中国百货公司萨拉齐公司驻托经营小组管理，驻托经营小组指定“通顺和”为棉布经销点。“通顺和”以布票为据，按月与经营小组结算。
当时经营小组的负责人说：“‘通顺和’一直坚守信誉，在百姓当中有很好的口碑，我们相信‘通顺和’会遵规守法，所以指定‘通顺和’为国家棉布经销点。”托城其他商号则一律不准经营棉布。
1956年，国家改造私营企业，“通顺和”自愿加入公私合营。经过清产核资，“通顺和”铺面折款（人民币）6000元，商品流动资金剩余1.2万元。
蔡荣和大儿子蔡芝兰、三儿子蔡芝芬、四儿子蔡芝荷各执一股加入了公私合营的股份制经营之中，每股4000元，共计1.6万元。
蔡芝荷被安排到托城饮食服务公司担任经理，一面搞业务，一面搞基建。蔡芝芬担任托城公私合营棉布百货商店驻呼市采购员。至此“通顺和”走完了它的历程，风风雨雨40年，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也有不少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