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总是对中国近代的哲学家存有偏见，以为他们要么研究中国先贤的经典，要么跟着西方哲人的足迹，全无自己的建树，所以虽然我对民国的大师充满了景仰，对于这些哲学大师们却始终有些偏见。知道偶然间看到了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才深知自己的幼稚与浅薄，在此也要深深为自己的无知向诸位大师们道歉。
冯友兰先生无论从学识还是威望无疑都是民国哲学界的翘楚，他被誉为“新儒家”，我认为他对儒家的解读颇有发人深省处，值得每个人认真研究思考。
冯友兰先生
东方的哲学，尤其以儒释道为代表，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对真理狂热的追求，而是探求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西方的哲学对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有最直接的推动，是社会科技高速发展时期最有效的助推器。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西方世界引领了前一个阶段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社会实现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这种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迫切以后会怎样呢？他们需要知道究竟如何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哲学寻求答案。
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对于人生境界的划分，也是一个相当广为流传的观点。他将人生划分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即一切全凭自然的本能，认为该这样做，便自然地做了，对其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全无了解，一切行为都是顺才或顺习的，比如绝大多数动物，未开智的人，均可列入此类。甚至现在很多浑噩度日，每天只是上下班混薪水，所谓三十岁死了七十岁才埋的人，从某种角度讲也是自然境界的。
忠于本能的生物
功利境界，这种境界较自然境界为高，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一切均被利益驱动，或求权，或求财，或求名，总之和自然境界不同，其所为皆是处于个人利益这个明确的目的，虽然这个动机在儒家看来并不十分高尚。世俗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这一境界。
一切为了自己的臭屁生物
道德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义的。这个义，就是儒家义利之辩中的义，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儒家义利之辨，其实就是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分别。当然，对于义利的分别，人们每有误解，以为二者是决然对立的，讲义便不可言利，谈利便无法行义，其实是不对的。孔孟二人在谈到国家建设时从不讳言利，何也？行为若是处于私利，自然与义有违，但若出于公利，为国家，社会，百姓计，便是合义的。换句话说，义也可视为公利，为己求私利是功利境界，为人求公利就是道德境界。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就可称为贤人。
天地境界，这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这个天，就是包含一切的“全”，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天地境界中的人，了解天地，知道万物皆为天地化育，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赞天地化育，一切行为都合乎天地大道，这种人就是圣人。处于此境界的人，并非有奇才异能，只是对生活有充分的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对于他也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就是指对于圣人，寻常的生活中也蕴含着天地大道。
圣人
这四种境界的区别，不在于行为，而在于觉解。圣人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因为他觉解得更多，因而同是吃饭喝水，对于俗人和圣人的意义也完全不同。而觉解与知识和能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可以成为觉解得途径。因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知识并不是必要的，“行尧之行，服尧之服，诵尧之言，是尧而已矣”。所为圣人，无非如此，但又有几人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