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6期刊发人民日报社评论部高级编辑周人杰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撰写的书评《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仍然需要我们“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到金融史、特别是中国金融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两位作者对各类金融史料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其中关于政府治理力、度、效的变迁，可作为了解金融治与乱的参考资料。颜色和辛星两位同志的这部专著在专业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
——评《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
周人杰
一千年前——公元1024年1月12日——宋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从所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在四川范围内正式发行了第一批官方交子。这一天被学界视为世界金融史上纸币诞生的日子。同时，“官交子”也体现了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与调控。千载之后，今天受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邀约，为颜色和辛星两位同志的新作评论，深感机缘巧合与意义重大。由是，我们不妨从金融与历史、治理的交汇点着手，探讨市场化法治化的创新发展方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有效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考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仍然需要我们“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到金融史、特别是中国金融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翻开这部近17万字的专著，从桑弘羊等人的“盐铁之议”到王安石变法，从宋元之际的纸币管理到明清时期的白银流入，从近代以来的金融变革到红色模式的金融干预等，两位作者对各类金融史料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其中关于政府治理力、度、效的变迁，可作为了解金融治与乱的参考资料。
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回顾金融史上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与宏观部门的监管治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纵观全书，几乎每一章节都在紧紧围绕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干预金融活动的目标、手段展开。比如，春秋时期的货币治理与信贷治理中，许多诸侯国便对高利贷等“恶意涨息”出手*压打**；而在隋唐时期，却出现了官方信贷业务的扩张，靠遍布各州的“公钱廨”高息揽储……种种“有形之手”在金融市场的作用，时常伴随着国家与政权的兴衰成败，其中的利害值得借鉴，也昭示我们要着力解决金融领域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读史明智、以史为鉴，就必须在品读一则则“小故事”时思考“大历史”、增进大智慧，必须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目前银行业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债券、保险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总体可控。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款贷**率1.61%，拨备覆盖率207.89%，资本充足率14.77%，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94%。市场促创新、增活力，法治控风险、守底线，并行不悖成一轨，是新征程上金融事业发展的正途和大道。当此之际，我们学习金融史不能“为学而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要深刻理解古人说“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的道理，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认识到市场是配置金融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法治是治理金融乱象的重要依托和制度化方案，努力在实践中破解“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这部专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在具体的政治背景下考察政府干预金融的行为特点。比如，清朝政府受到《马关条约》对经济主权的冲击而被迫调整金融政策，最终在夕阳余晖下“抱着金砖沉没”；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十分注意根据地的货币发行，通过发行和回收债券来调节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总量，进而控制币值稳定，提升了货币的信用和认可度，同时打好“货币战争”、对“法币”及其持有者进行惩戒。“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我们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走好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道路，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在更好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前提下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读书是传承文化、加强修养、提高本领的重要方式。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典籍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有所取舍，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要看到，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金融与金融史领域的专著当然是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知识书籍。但是与金融相关的经济类书籍，往往专业性较强，有用却“不好看”。颜色和辛星两位同志的这部专著在专业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关于金融领域市场化法治化的议题很多，比如如何坚持底线思维，见微知著，抓早抓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比如怎样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优化机构布局，促进市场发展等，都呼唤有意义且有意思的著作问世。
最后，也提一点意见和希望。去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京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相结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时*考代**题。期待两位作者能够继续深挖中国金融史这座富矿，总结好、运用好优秀传统金融文化，为扎实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评论部高级编辑）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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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
作 者：颜色、辛星 著
开 本：32
页 数：304
字 数：166千字
定 价：48元
书 号：978-7-5115-7805-1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作者简介
颜色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等。
辛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主要研究领域为银行治理、中国经济和金融史，在《金融研究》《经济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译著《银行管理（第8版）》。
内容简介
《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以时间为脉络，主要讲述了自古以来政府如何干预金融，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的基本逻辑、形式及其衰落过程，深入探析了金融治理的近代化探索与变革，详细剖析了当代中国金融治理实践，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刻理解政府干预金融的思路、逻辑和方法。同时本书从国际视角出发，横向比较苏联及美英等国政府干预金融的经验、教训，以及干预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致力于厘清政府干预金融的边界，为中国的金融治理提供参考。
专家推荐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本书虽然涉及中国金融发展史，但更加关注的是政府的金融治理历程，聚焦的是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和政府的解决思路，而非金融史本身；其二，本书虽然引用了大量的案例，但并不是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的案例研究集，而是关注于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发生的系统性、脉络性演变。
李伯重
国际经济史学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关注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推动。这本书将政府作为主角，用金融治理能力的消长勾勒中国金融发展的历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金融史的新颖视角。
蔡洪滨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这部著作描写了大量被遗忘的史实细节，阐述了极具洞察力的观点，对于回答当前困扰政府和民众的金融难题乃至社会难题都有重要启示。
陈志武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
两千年来，通过无数次尝试，“有形之手”终于伸入金融活动的毛细血管。这本书娴熟地运用史料和理论，深刻地展现了这个艰难反复的磨合过程，是难得一见的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的优秀著作。
何平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本书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政府在货币治理和信用治理上的生动实践，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商学意义上的金融探索和创新。作者以现代经济金融学语言解读传统货币金融活动，诸如纸币“交子”盗印较之铸币盗铸成本更高，南宋与金之间的贸易活动是在国内开展的“国际贸易”之类的论述，既保持历史真实，又有利于理解当时货币和经济活动的本质，常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一本可读性强、打通历史与现实、提升金融治理认知的好书。
推荐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金融的本质是中介（intermediation）, 是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将储蓄转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换。人类社会有记载的金融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千百年来，金融中介的形式变化万千，然而，金融将处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资金多余方和资金需求方连接起来的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作家薇拉·凯瑟曾说过，“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他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在人类漫长的文明演进之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金融故事，大概便属于人类的“二三事”之一。而找到好的叙事，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金融本质，而且对于我们建设好的、高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是不断演进的。在漫长的金融演进中，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宗教、文化社会习俗、法制传统、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支撑创造经济社会活动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等构成了金融进化的“土壤”，这决定了金融中介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采取什么样的中介流程和操作、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资金融通，以及如何确定金融治理的范式。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以不同面貌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中华文明的塑造，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正因为金融是不断演进的，通过历史的视角，分析金融演进的底层逻辑，就具有特别的价值。
本书的题目是《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展开，尤其梳理了政府进行金融治理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角，并引导大家思考中国未来金融治理的方向。全书时间跨度从中国先秦时期到2023年初，可以说是一部通史类著作，为我们呈现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金融治理创新如何推动“金融演进”。在金融领域，介绍历史的著作并不少，但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本书虽然涉及中国金融发展史，但更加关注的是政府的金融治理历程，聚焦的是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和政府的解决思路，而非金融史本身；其二，本书虽然引用了大量的案例，但并不是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的案例研究集，而是关注于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发生的系统性、脉络性演变。
本书所聚焦的不同时代中国的金融问题和政府的解决思路，所引用和解析的大量案例，所关注到的政府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发生的系统性、脉络性的演变，几乎完整地勾勒出历史上中国金融的“演进”。 以古代中国政府治理为例，书中分析从先秦到宋代，古代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能力不断增强，从元代到清代前期则达到金融干预能力的巅峰。这种改变的背后，折射出制度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王朝外部环境等因素的改变。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规模化的国际贸易出现，中国在经济上开始与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互动。经济的互动推动了金融的演进，贸易顺差带来的大量白银冲击了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同时主动和被动开放也让中国政府有机会了解到西方金融的治理模式。由此，金融治理体系的近代化在中国启程，而金融近代化的道路并非一条，不同的金融治理道路对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济、文化、科技、制度建设等因素的改变，对政府在金融治理方面产生的影响。
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映照现实。 透过政府金融干预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中国金融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同时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也能让决策者看到，当他们面对这样或那样的决策环境和治理对象时，什么样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合适的，如何妥善应对危机，如何精准把握机会。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和“有效市场的无形之手”的紧密结合，中国金融展现出强大的聚集社会资金投向经济建设的能力。目前， 中国经济社会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这意味着金融中介模式，尤其是金融治理范式，必须相应作出改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要求中国金融向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治理的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应从单一追求增长转向一系列“有利于”，包括：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利于1.7亿个市场主体保持活力；有利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等。金融治理目标体系的重新确立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未来金融治理的范围、边界、内涵和具体举措。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评价金融治理有效性的标准也在变化。金融演进的终极目标是降低金融中介的成本，更好地帮助和支持实体经济。这一朴素的法则，穿越岁月山河，亘古未变。 金融治理成功与否，最好的鉴别标准在于是否有效降低中介成本。
政府是金融治理的主体，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塑造着中国金融的面貌，书写着中国金融的历史与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的 “有形之手”对金融体系的介入程度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更为全面、更为深刻，这极大地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事实上，对于未来如何建设好的金融，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我们可能很难有确切的、完美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够选择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打破相对封闭束缚的金融体系，鼓励市场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促进金融发展，引导更多新的金融实践，激发新的金融思想产生，并且回归到坚定不移地降低金融中介成本这一朴素法则上，那么，中国金融的未来可能会走向更有潜力的方向。
透过历史视角，本书提供了一系列对于金融中介模式尤其是金融治理方式如何演进的思考。我期待有更多学者，以及来自业界和政策界的实践者和思考者，和本书的作者一样，加入到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之中，一起为建设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好金融出一份力。
2023年10月21日于颐和园路5号
作者序
颜色 辛星
写这样一部书，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心愿。
中国人对历史情有独钟。一直以来，历史故事备受国人钟爱，史学则更是中国千百年来毫无悬念的显学。近*开代**始，金融作为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大量优质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中国金融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很大拓展，中国金融发展的史实逐渐清晰。然而，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制度演进过程背后的逻辑以及推动力，学界至今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开始这本小册子的写作之前，我们已从事金融史研究多年，对中国金融史上的重*史大**实和重要细节基本熟稔。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试图寻找合适的时机和切口，梳理出一个能够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发展脉络。然而史料浩如烟海，学说百家争鸣，我们经常为吉光片羽般出现的史料感到欣喜，却也常常困扰于资料的琐碎繁芜，那个能够串联起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线索始终没有被找到。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我们逐渐发现，政府与金融的互动似乎是理解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视角。一方面，王朝政府是中国历史的年轮，不同朝代的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会对这一时期金融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忽略王朝特征，仅将其视为漫长平庸的时间河流，就无法理解那些特定历史时期金融发展的步伐和节奏，无法了解今天的金融面貌如何形成。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金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历史上主要的金融活动诸如农业信贷、铸币、发行债券、印钞等，政府几乎都有参与。我们不否认特定时期民间金融活动的客观存在，但在某些层面无法避免王朝政府的干预，或者大规模民间金融活动本身就嫁接在王朝的重大部署中，例如军需交易等。
正是这些学术研究中发现的蛛丝马迹，让我们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和金融这一主题的勇气。成书过程中，我们不断自我批判和叩问，不断寻找历史中的自然实验，不断搜罗证据来证明或者反对自己的直觉。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我们更加坦然地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历程作为主线，将中国金融发展的逻辑和过程中的得失徐徐展开。
相较于当前其他聚焦中国金融史的著作，本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本书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的是不同时代的金融问题，以及政府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第二，本书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上的重大金融改革案例，而是关注政府的金融治理思路和措施，以及其背后系统性、脉络性的演变，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类作品。第三，书中很多内容脱胎于作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于对文字的润饰提高，本书简化了部分琐碎的考据结果列举，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我们在书中提出的主导性问题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国家对金融的影响力究竟是在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这只“有形之手”究竟是更强还是更弱？而这种演变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从金融活动本身来看，宋元之后，货币经济迅速发展，民间金融日益繁荣，到了清朝中后期，票号、钱庄等近代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富可敌国”的强大实力，无论是主观放松还是客观无力，“有形之手”的影响力似乎都在削弱，而且这种削弱似乎与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和金融规模的持续增长相伴发生。因此，金融市场的自由似乎意味着金融活动的活跃与高效。
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我们发现，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治理不断加强，虽然这种趋势会出现波动，例如明清时期的削弱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加强，但是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稳定的演变速率。这个速率当然受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与王朝的金融治理举措息息相关。不同的政府行为塑造了不同的金融制度，不同的金融制度培育了不同的金融市场。
这个结论并不武断。金融发展十分依赖政策制度，而政府是最大的、最直接的制度供给方。政府的治理力度越强，其对金融的影响力度自然越大。而自古以来，金融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央政权无论如何不可能放弃管理。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一定会加强对金融的治理，这是镌刻在政权组织形式中的本能。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使得一代一代决策者的政治经验不断积累，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治理工具也不断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金融管控能力是持续加强的。
这个观点得到了大量史实的印证。我们在写作中发现，从先秦到元代，中央政权都在不遗余力地加强金融市场治理，形成了政府对金融活动干预的“四次扩张”。第一次是两汉之交铸币权的彻底国有化，第二次是隋唐时期信贷等业务管理的细化，第三次是北宋开始的货币下沉，第四次是南宋国家信用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出的古代中国货币治理的巅峰——元朝法币。这“四次扩张”，实际上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然而，如前所述，这一宏观进程也在局部出现过波动。
第一次波动始于明朝中后期。随着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市场，由宝钞体系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框架受到冲击。由于缺乏官方统筹管理，白银在中国市场上肆无忌惮地流通。这期间，王朝的货币治理能力出现了退潮，铜币退出的领域逐渐被白银侵蚀，而白银的流入、流出和总量根本不受中央王朝的控制，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推行法币，才重新夺回政府对货币的治理权，而这距离明朝中后期，已经足足过去了500余年。
第二次波动则来自近现代。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产党共**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金融治理模式来源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产党共**在所辖局部的金融实践和金融斗争建立在当时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环境之下，就其本质并未脱离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轨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政府对于金融的管控变得空前直接，形成了超出历史趋势的强力管理，而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直接的金融管控也逐渐松绑。
如果把镜头拉长，中国政府对金融的治理力度整体趋势是在增强，并且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和间接，效果更加明显。近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关于改革的方向产生越来越多的讨论——中国的金融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如何进行金融治理？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金融产业的后发国家，应当以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为参考，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有观点认为，国家应当牢牢掌握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权，并将这种权力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严肃地捍卫。
很长一段时间，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呈压倒性态势，中国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推进了金融企业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了金融监管体制机制，中国金融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因在部分金融领域没有国际化，反而有效缓冲了1998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秩序的影响。此后，关于加强国家金融管控力度的呼声开始变得响亮。2018年之后，肇始于中美贸易的冲突开始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蔓延，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愈发复杂多变。是继续推进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恪守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主体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如果能够清晰地梳理中国金融治理的底层逻辑，了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模式是如何穿过风雨走到今天的，就可以知道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每个过往的时代，都藏着这个时代的答案。
2023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上篇 古代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
第一章 “有形之手”是如何形成的
一、从“奉天承运”到“成王败寇”的政治文化演变 / 007
二、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逻辑形成 / 012
三、逐步伸向金融的“有形之手” / 019
第二章 从桑弘羊到王安石——国家金融干预的酝酿与确立
一、周礼、桑弘羊与王莽 / 028
二、崩溃和重塑：中古以来国家金融干预的解构与重组 / 044
三、宏观调控的最后准备：货币帝国的出现 / 056
第三章 突围与彷徨——王朝金融干预尝试和挫折
一、惊鸿一瞥与一步之遥：政府金融干预框架的巅峰 / 073
二、尝试、挫败与退缩：元代金融干预的强度与质量 / 084
三、白银的涌现、货币化进程及政府管控 / 094
中篇 金融治理的近代化变革
第四章 “最好且最坏的时代”——帝国金融的繁荣与萎缩
一、王朝的账本：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与白银流动 / 106
二、抱着金砖沉没：货币主权的被动沦丧 / 120
三、夕阳余晖：帝国政府最后的币制改革 / 126
第五章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金融干预模式的近代化
一、惊蛰：民间金融机构的量变和质变 / 143
二、从大清户部到中央银行 / 147
三、变局和思路：从晚清到抗日战争之前的金融治理 / 151
蹒跚走向金融治理近代化 / 158
第六章 金融干预的红色模式
一、苏维埃的金融故事 / 170
二、另外一半的中国 / 182
三、干预还是管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金融治理 / 189
下篇 当代金融治理实践与方向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干预的变迁
一、改革的启动键 / 206
二、重塑干预框架：金融治理体系的建立 / 216
三、干预的章法：政府金融干预的两个趋势 / 224
第八章 干预金融的精细化时代
一、寻找金融的位置 / 232
二、历史困惑：开放还是不开放 / 240
三、金融监管的实质 / 249
第九章 敢问路在何方
一、别人的“有形之手” / 261
二、“拿手”与“烫手”：中国政府金融干预的重点难点 / 270
三、“有形之手”将伸向何处 /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