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绍德堂杨氏家族自元末迁至广东，到清朝初年以后 科考达到鼎盛，是典型的地方望族、科举世家 ，其发展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为界， 传统读书人以读书科举为职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科举发达、夙称“人文秀区”的粤东梅州 客家地区造成很大影响。
位于粤东北山区的梅州作为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是客家文化的典型区域， 后来被称为“世界客都”。
尽管位于偏远山区，但梅州地区 文风极盛， 传统教育比较发达， 书院、私塾、社学、义学 等分布在城乡各地。绍德堂杨氏家族与很多客家家族一样，在元明之交， 为躲避战乱由闽入粤。
作为新迁入梅州的家族，杨氏很快通过科举考试，由 农转士，发展成为科举家族和世家大族。 在这里，读书人的职业选择所导致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相应的联系。
一、晚清区域背景
梅州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韩江上游， 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也是清末民国时期客家人向海外拓展的中心地之一，同时也是文教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素有“文化之乡”“世界客都”等美誉。
1、崇文重教的传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移民等原因，梅州地区先后设有 兴宁县、义招县，和程乡县。
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梅州地区形成了既有中原特色又有本土地区特色的客家文化，其中包含了 崇文重教的传统观念。
客家人特别重视耕读传家的家风 ，以农田耕作养家糊口，注重通过文教科举 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改变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
在客家宗族文化中，耕读传家是 既学做人又学谋生的传统 ，各个宗族也训诫族内子弟晴耕雨读。清初翰林李士淳曰：“程乡旧为梅州，幅员虽广，山谷居半，然民勤耕织，士敦诗书。”
在浓厚的崇文重教观念影响之下 的梅州，文风鼎盛，在清代中期以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人文秀区。
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思想观念在 创族学、设学田 等宗族组织，民俗、民间信仰、民居建筑与装饰，以及 民间俗语与儿歌 等方面均有具体体现。
可以说， 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在梅州已经是一种社会风气。这其中有着深厚的 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原因。
客家先民从中原迁来到梅州时，仕宦读书人不少， 保留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 读书做官的传统成为南迁汉人的家风。因而梅州客家人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
2、教育状况
梅州虽然从宋朝开始就有崇文重教传统，但因长期*乱动**，实际上直到清朝康熙二十二年社会稳定以后 ，文化教育才逐渐发展起来， 至乾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客家地区科举文化最为发达之地。
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以后 社会稳定发展， 梅州地区的大家族审时度势， 走上科举入仕这条道路。 浓厚的崇文重教之风使客家弟子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者愈来愈多。
梅州书院之设，始于宋朝。北宋哲宗元符元年，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被贬梅州后， 为弘扬文化，聚士讲学， 开梅州书院教育之先河。
梅州人为纪念刘安世（号元城），后将所建书院命名为“元城书院”。
之后， 又创建梅州贡院， 结束了梅州没有自己的考场、考生需借考于潮州的历史。
开禧三年创建梅州七贤堂以纪念韩江流域的七位文化巨人，他们分别是韩愈、程颐、朱熹、刘元城、刘大中，程旼、赵德七人。 刘涣把崇尚文教的文化观念，物化为具象的庙宇， 铸造梅州的教育文化精神。
嘉定元年七月，刘涣在第三任梅州知州任上还创建了梅州小学。 新创建的梅州小学与州学配套， 结束了梅州没有小学的历史，使梅州的教育形成体系。
宋朝至明清时期梅州地区先后建立的 书院有40多座。 而梅州地区的科举事业，在清乾隆时期也发展到极盛，乡校兴学除了官方的学宫和半官方的书院外，各县乡村普遍设私塾，有的地方还设有义学和社学。
二、家族源流及其家学传统
南宋末年，梅州人响应文天祥勤王抗元号召，积极参与 抗元战争， 使 元兵每破一处城池 ，即行屠城报复，因此元代之前生活在梅州的客家先民，几乎被杀戮殆尽。
1、定居与发展
梅州客家人的先祖，多是元明之际从福建宁化石壁乡迁来的。其中参与调查的 进士杨沅所属的绍德堂杨氏家族， 就是其中之一。
在元明之际，绍德堂杨氏家族始祖林远绍从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 迁居到广东程乡县半径村，成为开基祖。 至明嘉靖年间七世林西崖易“林”姓为“杨”姓，自立堂号“绍德堂”，俗称“新杨”。
绍德堂杨氏一族“七世务农桑，八世始崇文”。九世杨守白迁居梅城后，杨氏家族 经过几代人的勤劳致富，逐步积累经济实力， 为族人走上科举之路、向上层社会流动积累了经济基础。
绍德堂杨氏家族在乾隆嘉庆时期 通过族人的不断科举入仕， 家族发展到鼎盛，成为当地具有 一定声望的科举家族。
考其原因，这不仅在于整个家族对科考的重视和族内子弟自身的努力，而且还与 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科举之下，知识与权力相结合，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家族子弟致力于科考，从而 促进科举与家族相结合形成科举家族。
一方面，做官可以 利用其官职为家族发展谋便利； 另一方面，学术传承可以让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更久远。
2、由农而士与科举之路
绍德堂杨氏自八世祖后，世代将读书科考求得功名作为教育子孙的第一要务， 很快成为了科举家族。 为实现由农转文，杨氏家族经几代人获得一定经济积累后，专门设置学田、举人田族内子弟以此为 经济基础努力读书科举。
九世祖守白公杨綵，是孝友公第三子， 生有异禀，稍长就能读其父之书， “弱冠，补学官弟子员。”因为子孙众多，半径的居处狭窄，万历四十年与妻陈氏和四子移居梅城。
“日课诸子以学，兼谋治生”， 日常生活以教书和经商为业 。因经营有方以及妻子陈氏相助，获利颇多， 并以经商所得，购买大量田产。 之后，立下遗嘱，设置学田、学租，鼓励子孙后代读书。
学田的设置完善了宗族组织， 为家族子弟读书学习提供了经济支持 和良好的环境，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学习科考。
三、废科后读书人的谋生方式
族内子弟中靠科考出仕的读书人不得不另谋它路，曾经靠科举兴盛的 家族不得不转型。
在近代变革中，杨家从传统科举世家 转变为书香望族。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变迁面前，传统读书人选 择了新的职业 ，纷纷进入新式学校，或投笔从戎、弃文从商，或者是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知识。
1、兴学任教
19世纪末期的维新运动促进了新式学堂的设立，随着国内办学的热潮兴起，梅州地区的读书人和华侨热心 创办各种新式学堂， 以及改办原有的书院、义学、社学或私塾，来培养新式人才。
黄遵宪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后，致力于 家乡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回到家乡的黄遵宪带回了向西方学习兴办新学的先进理念。
在海外任职外交官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国家的 先进文化有相当认识， 认为教育在实现国家富裕和开启民智中发挥重要作用。
2、从事军政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原来处于传统“四民”之外的“兵” ，在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之下 ，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人们纷纷开始投笔从戎，其中包括很多取 得过科举功名的读书 人。为了在军事政治方面掌握一技之长，一些人甚至留学国外 学习近代西方军事理论制度。
随着科举制的影响减弱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获取功名和官职的读书人在社会上拥有的特权逐渐被削弱， 人才的选拔归于新式学堂， 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需要具备现代知识的政治人才。
从政成为晚清民国时期读书人职业选择考虑的方向，许多读书人在科举废除后的过渡阶段选择 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 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出路获得官职。
3、改学西医
清朝时期，落第士子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朝廷的安抚，大多数人会 回到家乡谋生， 除了设馆收徒外，从医也是传统社会落第士子谋生的出路。
正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科举道路上屡试不售，转而习医、 业医的人被称为“儒医”， 这是狭义上的“儒医”。他们和传统读书人一样追求科举功名，但在参加科考路上屡次落第之后转而从医，有些人在习医的同时仍然会参加科考。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 ，西医也传入中国 。梅州地区西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当地的 社会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和文化兴盛促使人们日益重视身体健康。
4、出洋谋生
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迅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 处于传统社会底层的商人 受到社会的青睐。一些读书人也不再以经商为耻，而是 对实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重视。
在清末状元张謇等人的强烈影响之下，许多读书人 抛弃旧观念 ，转而研习商业知识、培养经商能力。一些读书人在十九世纪末期意识到清廷的腐败，认为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的新思想 或许能够挽救民族危亡。
下南洋在这一时期成为落魄读书人选择的谋生之路，这与早年下南洋的华侨取得的成就以及 他们给家乡带来的影响息息相关， 下南洋的华侨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吸引了在家乡的年轻人出国。
许多下南洋的人员发财后回到家乡 投资新学或者商业。 传统读书人看到了下南洋的华侨所取得的成就，羡慕并且效仿他们，把下南洋看作是自己谋生以及家族重振的方式。
总结
科举制度废除以前，大多数读书人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即便不能科考入仕，但是其 职业选择往往与政治相关， 部分读书人为了谋求生计而选择 教授生徒、入幕为僚 或其他谋生方式。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 执着于科考入仕的传统读书人 不得不另谋它路，官府职员、军人、教师、医生、编辑甚至革命等职业都成为读书人面临出路问题时的职业选择。
曾经靠科举兴盛的杨氏家族不得不转型， 从科举家族转变为书香世家， 与当地其他望族一起，兴办新学、进入新式学校任教、创办报刊、从军从戎、出洋经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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