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草书大家中，“张颠”与“醉素”（怀素）大名鼎鼎，被世人齐称为“书圣”。张颠即张旭、张长史，草书地位处在高峰，这一点似无可争议，但他的楷书也十分厉害，却是世人不知道的。

他仅留下的两件楷书闻名于世，尤其是《郎官石柱记》，史有记载，流布甚广，但碑石遭毁，原拓被掠往海外。而他另一方《严仁墓志》，因一九九二年才在河南偃师出土，少有人知。此碑品相完整，缺毁甚少，字口清晰，不少专家学者认定为张旭书写，故弥足珍贵也！

史称张旭是一个狂放之人，杜甫诗“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行为乖张，放荡不羁，可谓终日酒相伴，酩酊醉梦间，翰飞墨花舞，佳妙“醉书”见。几年前，我曾在常熟（故里及任职地）大街小巷寻觅先贤张县尉（时任此官）踪迹，那狭窄的粉墙胡同，曲里拐弯，不知深浅长短……。遥念先唐当年，张长史名声鹊起，乡邻往往将巨笔墨桶备于张公所经路上，而他酒后踉踉跄跄于此，一准纵笔挥洒，瞬间满壁纵横！墨影人声早已灰飞烟灭，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在人们印象中，他就是为草书而生的一介狂士！谁曾料到，惯写大草狂草的他，竟能写出一流的楷书！

先说《郎官石柱记》。741年刻，曾放在西安碑林，久佚。碑书上署名张旭。据苏东坡“今长安猶有长史真跡《郎官石柱记》” 来看，北宋时代此碑存在，其后未见记载，见到的只是历代的柘本了。宋代书家都对此刻评价甚高。

《郎官石柱记》的出现，说明了张旭草书风格的形成，具有深厚扎实的书*功法**底。《广川书跋》评曰“《郎官记》则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是对张公书法的最好诠释。

应该说，《郎官石柱记》在用笔、结体及章法上法度严谨沉稳，作字简远，典雅平和，同初唐欧、虞、褚、薛四大家相比，毫不逊色。杨守敬说过，若不是古碑刻，真不敢断定是张旭的楷书作品。

我近日临了几通，感到此碑气息同张旭大草的确是一脉相通的。

写草书之人，绝非啥书也不学，而是融百家而知书，夯实基础，会“走〞才能“飞〞。 张旭的狂草，逸兴湍飞，奇势万态，生机勃勃，雄伟壮阔，其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一起，被誉为唐代“三绝”。之所以他在草书艺术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同其深厚渊深的书法基础分不开的，其中也当然包括了楷书的功底。

《郎官石柱记》，王家笔法为基，杂揉初唐大家笔法，多有传承，但个人面目也很强烈。字势宽绰，沉厚雄浑，楷中带行，气势恢宏，犹如他的草书《古诗四帖》、《肚痛帖》一样，意态之奇，壮猷伟气，雄隐轩举，龙鸾飞腾，精气神弥漫张扬，莫可穷测，气盖天地，不可端倪。似楷又藏草，隐隐听惊雷，这是草书家的楷书，是楷中兼带草意的楷书。非张旭，何来此等楷书！颠张之“颠”，从一派祥和静寂的楷则中，也能察觉出来，草与楷，于张公而言，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都是他心灵的产物、魂魄的寄托而已。

再聊聊《严仁墓志》。这件四百多字的碑书，是乡情使然，带有炽烈的情感写就。逝者为龙门县尉严仁，悼文撰稿人是邓州内乡县令张万顷，书者张旭长史，三人都是吴郡的老乡！猜测张旭当时应游历在洛阳一带，奉乡*党**挚友之命而书。他最拿手的“天书”大草狂草，此时派不上用场，而他轻易不露的楷书，却发挥了作用。从此也让世人知道了大师不是浪得虚名，看张公摇动狼毫，写出方寸楷书，功力了得，不服不行啊！

这件墓志，比之《中郎石柱记》，字体更精妙，取法更丰富，好些字有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笔意，也有类似颜体的形构。这也说明，颜真卿向张旭请教笔法的记载是可信的。

《严仁墓志》刻于天宝元年，即公元七四二年，比《中郎石柱记》晚了一年，二碑书风可说是相当接近，总体上具备唐楷的面目，类同初唐楷书大家的形貌。可以说，张旭的楷书，是承继多而创新不够，没能脱离唐楷的大略风范。他的狂草书就不同了，大创造，大写意，独树一枝，个性强烈，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楷书二碑石，“楷书精绝”，起码看出张公书法的深厚底蕴在，看出扎实的基本功，看出楷书等书体对草书的促进作用。对那些仅练草书，不习楷书者，无啻是一剂“清醒剂”！

本文由侯和平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责任编辑：梁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