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秦光鼎
1963年考入武汉一中，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母校的那些人那些事早已经烙在记忆里了，挥不去，抹不掉。
市一中教学楼
传达室的老叶
现在有许多教育园，即小学、初中和高中集中在一个区域，把教育当作生产线。试想，进小学的第一天，就对未来12年的铃声、校舍、校服等等全部熟悉，听觉视觉越来越疲劳，何况还有家长间的八卦交流，结果对下一个学段的学校哪有神秘感？哪来毕业报考的热情？
当年小升初前夕，大兴路小学的老师鼓励我们报考武汉一中，于是我们结伴多次到一中，想进去看看，但每次在门口就被传达室一位瘦小的老头唬住，他手执一根竹篾片，凡企图冲进校门的就会挨抽，很痛。越是痛，越是对一中充满了神秘感，增强了报考的决心。
后来进了一中，知道了老头姓叶，终身未娶，师生们叫他“老叶”。时间长了，佩服老叶的眼力，一中的学生，不戴校徽也放行；不是一中的学生戴了校徽也被拦住：“哪个班的？”支支吾吾的瞬间，当胸便挨了一拳。老叶的竹篾片和拳头，在闹市区有效地维护了校园环境。
时间长了，发现老叶也很好打商量，那时候时兴“接球”，就是利用星期天与认识的外校同学打一场足球赛，只要事先跟老叶说好，没有一点问题。记得有次我们与高中同学的“接球”时间冲突了，老叶说“他们小些，让着点”。
老叶除了门卫工作，学校唯一的电话机在传达室，他负责传呼；同时兼司铃。电铃的闸刀装在传达室，按点推闸刀。不过铃声时常有点乱，因为老叶爱喝酒，就一碟花生米喝几口。喝多了，忘记推闸刀，想起来了再去推。
巴望下课，一直没有下课铃，有人憋不住，举手：“报告，老叶又喝醉了。”老师吼道：“听铃声！”很奇怪，全校初高中24个班任何时候都“听铃声”。酒照喝，铃照误，老叶不定时抽查全校师生的执行力。
一个可爱可敬的老头，毕业合影，班主任一定请他就座。
第二排右一为老叶
大礼堂
礼堂很大，是全校师生*会集**和娱乐的场所。每年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文艺演出在这里举行，师生们自编自演。恢复男中招生制度以后，如演出需要女性，或由本班眉清目秀的同学扮演，或向十九女中借。
礼堂地面平平的没有坡度，长条椅依次增高。地面是木地板，地板下面大约有一米高的空间，大礼堂的四个角有活动的木盖。常看见有勤杂工为防腐防潮揭开木盖爬下去撒生石灰，由是猜想，下边一定很好玩，于是就邀约同学趁没有人的时候，揭开木盖，爬下去“官兵捉强盗”，还制定了游戏规则：只要脸上被抹黑就算“死”了，主动退出游戏。
地板下弥漫着又腐又潮的气味，黑咕隆咚的，只有四角透进一点光，分不清官兵和强盗，所以每次游戏结束，个个都像从煤窑里爬出来的。最后一次我特地带了几根粉笔，让大家在出口的石柱上签名。
第二天课间操时间，教导处主任彭义智拿着一页纸说：“请点到名字的同学上司令台来。”按惯例，凡被点名上司令台的，通常是竞赛获奖或者是考试成绩优异者。我第一个雄赳赳走上台，其他同学也器宇轩昂地屁颠屁颠。
彭主任接着说：“我堂堂市一男中自创办以来，无数学生到清华大学一游，到莫斯科大学一游，可是现在有人游到大礼堂地板下面去了……以上同学给予公开批评。”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无地自容的窘态。事后同学们怨我：既然作案、怎么能学武松留下姓名呢。
不过，虽说当时成了大家的笑料，却也为今后回忆母校的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乃至下放到黄梅，高中的学长还问我爬到地板下的感受，我一通神吹，他们竟后悔：“早知不能到大学一游，还不如先到大礼堂下面一游。”有学长拿我开心“读一中没到大礼堂地板下一游就等于没读”。
彭义智主任后来在市教育局任职，1996年4月到我工作的学校观摩全市公开课，见面还与我开玩笑：“要是现在还能爬到地板下面去，那说明身体有多好。”然后轻声告诉我：林文老师患了肺癌，住在同济医院，你去看他的时候不要提及是什么病。
林文老师
林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地主出身，炮兵转业，*共中***党**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和粉笔字。*革文**的期间受到冲击，受了不少皮肉之苦，*革文**以后先任一中校长，后任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林老师住在一中的教工宿舍，每年我去拜年，师生俩总要畅谈一番。应该说，读懂林老师，是在这段时间。运动期间，一中在中学界是闹得很欢的，有的同学在社会上还闹出了点影响，在中国凡事讲究政审，运动期间的打打闹闹对后来的招工、高考、提干之类必然会有所影响，但林老师却始终不带成见不带怨气地为有关同学出具外调证明材料，从而使这些同学避免的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我想一中的许多同学对此应该心存感激。
八十年代在清理档案的时候，我在档案袋里看到了关于我的高考外调证明，是林老师亲笔书写的：秦光鼎，男，1963年9月至1968年12月为我校学生，在校期间尊师守纪，学习努力，成绩优良；*革文**时期未参加派性组织和*砸抢打**活动。
林老师曾对我说“不能因为一时的狂热害了人家一生”，这应该是林老师对以德报怨的诠释吧。林老师还跟说过他的一个心结：他曾经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那年月，家庭成分乃至社会关系直接关系到学生宜或不宜上大学，或者只宜上什么类型的大学。宜与不宜都要班主任根据政策亲笔签署。
“有时愧对人的事是无法补救的。”说这心结的时候，林老师的神情很凝重。林老师的宽容和善良，至今想起来，我不止是激动，有时甚至潸然泪下。
记得有次办黑板报，他走到我身后轻声说：“看你拿粉笔，下手很重，好好练一定能写出一手好字。”于是就在黑板上一丝不苟地写了几个字要我体会。我还真练起了粉笔字。记得还有一次办黑板报的时候，写了几个字便用粉笔在黑板上随意点一下，林老师批评“多余的动作”，并且说，如果当老师这个动作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后来做了教书匠，师生们都赞叹我的板书工整规范。其实人们不知道，我只要拿粉笔，就想起了林老师，一点不敢马虎。林老师教我写粉笔字时，曾说过“字如其人”。当时我理解“如其人”单指字的结构，后来对“如其人”又领悟出为人的本分和做事的认真。
最后一次见林老师，是在同济医院的病榻上，抓着林老师的竹枝般的双手，感觉他在使劲，但那气力，与他往日魁梧的体魄，挺直的身板，太不相称！
一中初高中剥离后，高中部搬走了，我没有去过，因为我是初中生；再说即使去了，物非人亦非，找不出当年的感觉，反倒会把记忆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冲淡了。因为对地处前进四路的母校那份情感，我永远淡不了。
作者学生证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武汉市一中校门
编辑：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