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时期，我任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师长，曾守备扬中、江阴间的江防，直到撤离上海，退往台湾。兹将这一阶段经历的情况，记述如下。
一、五十四军部队的一般状况
五十四军系陈诚的嫡系部队，军长阙汉骞，黄埔军校四期出身。该军辖有步兵三个师，即第八师、一九八师、暂编五十七师。除暂编五十七师系该军驻防辽西时，由地方部队编成外，其余均系1945年春在贵州安龙、兴义一带接收美械装备的部队。记得1948年底，解放军在北京宣布对蒋部队作战战果中，第五十四军尚系蒋军中唯一没有被完全解决的美械装备部队。该军于1948年11月由淮北撤至句容、南京间地区，进行短期整理补充后，于1949年二三月间移驻丹阳、常州、无锡一带地区，除担任地方绥靖外，并负有机动支援扬中、江阴间长江守备的任务。当时该军的概略部署是第八师主力驻常州，另分派一团驻无锡，其余军直属部队和两个师均驻在丹阳附近。
二、接守长江和撤退
1949年4月18日，军部命令第八师接替扬中、江阴间长江守备任务，原担任该段江防守备的部队，系属东北军系统的王秉钱的五十一军。当时李宗仁同北京的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之势已急，蒋以五十一军兵力单薄，军心不固，乃派由我师接防。扬中至江阴直线距离约计六十里，其间岛屿湾岔很多，地形复杂，阵地纵深较大。我当时向军部提出：原属一个军的正面，今由一个师接替，兵力未免单薄。军长当时答复我：以一九八师和暂五七师两个整师的兵力分别控制于我师阵地的直后，有事马上支援，比增加兵力担任防守更灵活有力。我师于19日午夜开始接防，20日午夜始接防完毕。我仅视察了左翼阵地，右翼阵地还没来得及视察，21日黄昏战斗即行开始。
在我防守的地区内，新四军的地下武装力量很大，战斗甫一开始，我师指挥部通向各团的电话大部遭到破坏，派出修线的人也遭到地下工作人员的袭击，以致我师的指挥系统一开始就陷于半瘫痪状态。解放军随即由江阴城渡江成功，并向我江防阵地进行纵深突破。我的右邻守军（川军系统）*克王**俊的二十一军打电话给我军长说，解放军由我师的防守地区突破。我当时为了推卸责任，矢口不予承认。事实上解放军究竟由哪里突破的，因电话不通，我尚没接到防守这段地区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江阴要塞部队早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举行起义，将解放军接运过江。江阴城正好是我师和二十一军的分界线。阵地既被突破，我即电报军部请求增援。军长当即命令暂五十七师全师出击。但以正在黑夜，驻在距江岸四十里龙虎车站附近的暂五十七师，部队甫经出动，三个团即遭解放军分别包围。混战结果，师长阵亡，副师长负伤。待至天明，情况比较明了，知道长江全线突破，大势已去，军部将三个师作梯次配备，交互掩护，向南撤退。此时，京沪铁路已被解放军截断，我们军的部队，乃经由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撤向上海。
三、守备上海的经过
我们部队撤到上海后，即归上海防守司令石觉指挥，担任沪西南翔、真如间地区的防守。我师的正面包含京沪铁路和苏沪公路两条交通要线，可以说是整个上海防守阵地比较重要的部分。我的左邻部队为七十五军，右邻部队为同军的一九八师，再右为五十二军。记得当时担任上海周边防守的部队，计有王秉钱的五十一军、*克王**俊的二十一军、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罗泽阁的三十七军、马志超的交通警察四个总队；另外还有九十九军和十二军两个番号的一部分队伍。我们撤到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由奉化赶到上海，随即召集守备上海部队的团长以上的官长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内训话。他首先说到国际形势，指出不出三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那时美国就会对我们恢复援助。其次说到上海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最后说到守备上海兵力的如何雄厚，军需是如何充分，阵地是如何坚固，又加海、空、军的有利条件，固守三个月是无问题的。并说他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结尾一再强调他以往是怎样高明，论断是如何正确，说到做到，要求大家无条件地相信他，坚定固守上海的意志。在他留在上海的几天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召集官长训话，内容不外以上说话的重复。
防守上海的阵地，在1948年就构筑有钢筋水泥的堡垒群，但是没有完成阵地的编组工作，阵地内部交通和副防御设备等完全未作。部队接到防守任务，对阵地进行侦察占领时，才发现构筑的堡垒群有很大一部分是建在建筑物中间或者建筑物后面的，简直无法射击。当时，大家一致痛骂国防部派出指导构筑工事的人无能。事实上上海郊区建筑物相当密集，有些是无法避开的；另外负责选择阵地和指导构筑工事的人，因向建筑物的业主索贿不遂，有意将工事建筑在建筑物附近以泄愤。当时蒋介石接到守备部队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告后，即着汤恩伯下令守备部队为了清扫射界，规定凡位置在既设阵地周围1000米以内的所有公私建筑物一律拆掉、犁平，有延缓执行的严惩，对拦阻的群众格杀勿论。同时恐怕这些失去房屋产业的人对蒋政权不满，留在上海恐怕捣乱内变，因而下令将其一律驱逐疏散。据上海防守司令部计划，第一期疏散人口为八十万人，这也就是因为清扫射界必须要拆除房子的人。被拆除的房屋产业丝毫不给赔偿代价，被驱逐疏散的人既无妥善安排，又无分文资助。当时受害的人既感房产丧失、生计断绝，又遭驱逐疏散，瞻望前途渺茫，又加上*动反**部队鞭打绳拴的逼迫，一时上海周边哭声载道，怨气冲天。*动反**部队内有些良心未尽泯灭的人，对此惨象，目不忍睹，下不了毒手，但是终归抗拒不了汤恩伯和蒋介石的严令督逼。
尽管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训话时说得那样斩钉截铁，但是等到解放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的炮声甫发，蒋即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把他的司令部搬上兵舰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把他们的指挥所迁到吴淞口要塞炮台上去了。战事初起，解放军的攻击重点似乎是指向我的右翼五十二军的正面，该军曾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不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转向浦东，驻在川沙的五十一军不战而溃，跟着罗泽闿的三十七军望风披靡，解放军前锋很快就威胁到蒋军主要退路黄浦江水道，以致蒋军防守上海的最高指挥部受到极大的震惊。为了挽回颓势，乃不得不改变部署，以交通警察的四个总队换下七十五军；以七十五军为基干，配合我军的一九八师（防务由暂五十七师接替）再加上原在浦东的十二军一个师，组成浦东兵团，由我们军长阙汉骞担任指挥官，对浦东部署*攻反**。记得浦东局势最危急的时候，是5月17日，我的家眷就是那天晚上在代理军长周文韬的催逼下和他的家眷一道搭乘轮船逃往台湾的。蒋军对于浦东的*攻反**，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同时情势日趋危急，全线一夕数惊，到处呈现出面临总崩溃的象征。
四、上海的撤退
蒋介石在防守上海之初，对于他的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力量，的确是信心不足，曾在上海附近准备了大量的船只，打算随时撤退。嗣以解放军渡江后未即对上海发动进攻，同时蒋军守青岛的刘安祺部连电告急，蒋乃将控制于上海附近的船只的很大一部分开往青岛接运刘安祺的部队。待上海告急，守既无力，退又无船，乃造成丢弃部队狼狈逃窜的惨象。在石觉决定撤退前，将我的一个整师布防于江湾的第二线作为掩护阵地，遗下原防守的阵地则交由顾锡九的一二三军接防。石觉命令我，凡第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有经他许可，一律不准通过；尤其交通警察部队已呈现不稳，更要防止其进入防线。当时防守司令部得到的情报，说交通警察部队已经投降敌人，给上海的防守部队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
25日上午，交通警察部队由其第二十总队长率领，很整齐地撤退到我阵地的前方。这些部队在山东与我并肩反人民的时间很长，同时马志超同我的私谊很深，在他不久前离开上海赴福建时，由于他的交警部队阵地和我接连，曾面嘱我对其部队予以大力协助，因而我对交警部队的总队长差不多都很熟识。我问负指挥责任的第二十总队总队长前线的情况。他说他们好几天前失去了同防守司令部的联络，派人与邻接部联络也找不见，在他们的正面，也没发现*产党共**的部队。我就把他说的用电话报告给石觉，石还叫我不要听他们的鬼话。待我把我同交警部队关系给他说了，石就说既然没有什么，就归我指挥，随便在阵地前指几个地方叫他们暂时住下好了。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总撤退的命令，命令的要旨说：上海时机紧迫，船只缺乏，部队中重*器武**、马匹、车辆加以彻底破坏，或者投入黄浦江中。所有各级运输部队和各级司令部的勤杂人员一律留置现地，尽量撤退战斗指挥人员。规定我师和七十五军第六师共乘一个轮船，在虹江码头上船。石觉并在电话中嘱咐我不要把撤退消息告诉交警部队。尽管命令上是那样规定，但是我没想到情况就那样坏，同时认为部队是自己的本钱，也舍不得丢弃，就按一般情况部署，全师撤退。
下完命令，我就乘吉普车开往虹江码头，开行不久，就被路上的车辆阻塞，无法通行。我尚以为少数汽车抛锚，乃下车徒步到前面观看情况，看到马路上停满了各式车辆，一直走到码头上，也都是这样的，才知道由于解放军的炮弹已经打在码头附近，开车的司机和押车人员都把车辆丢了，赶着上船逃命去了。我到船边一看，我们的部队还没上多少人，而船倒被乱七八糟的人挤满了，栈桥上都无法挤上去，我还是由人从舷旁边扶上去的。分配我们乘坐的船是个排水三千吨的货船，事前就装了两千多吨的面粉。结果我的部队仅上了一千多人，而第六师仅上了一百四十多人。情况特别紧急，在我们船的左边已经落了不少炮弹。船上人员一再要求开船，同时船上已载得像人山人海无法再挤了。我同第六师师长商量结果，无可奈何地只得下令起锚开船。
这个船是货船，只有一百多个人的伙食设备，船上的淡水储备也不足。由上海到台湾有两天航程。虽然船上装有面粉，但是无法炊攀。同时船上人多人杂，秩序也特别紊乱，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就把面粉用海水掺和，贴在烟筒上烤成半生不熟的面饼果腹。到达基隆港上岸，清查当时撤退到台湾的番号有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六十九军的一个师，每军实际撤退到台湾的一般在五千人上下，并且以勤杂人员占多数。此外有一部分如七十五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均由上海直接撤往浙江、舟山群岛。还有一大部分如交警部队、三十七军、五十一军等在撤退中就没得到命令而丢在上海了。
五、撤退到台湾后的不同待遇和争吵
我由上海撤退到台湾是从基隆港上的岸。由于我所在的五十四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陈诚听说我们撤到基隆，就发动台北市的绅商到码头上进行慰问欢迎，一时敲锣打鼓，各色标语飞扬，场面很够热闹。但是，对照我们这些丢盔抛甲、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更显得寒碜难看。自己当时看到这种情景，诚如芒在背，确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们的部队进入台北市后，即被安置在才修葺一新的、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总督府内。这栋房子原准备给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东南长官部用的，临时把我们安置到里边，这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和奖赏"。由上海所有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也只有我们五十四军才受到这种优越待遇。其中唯一主要的原因，就由于我们是当权者陈诚的嫡系部队。我们在台北市休整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慰劳品颁发到部。军长阙汉骞即被发表为台湾守卫副总司令兼台中地区司令。陈诚搜罗台湾所有兵员，尽先补充五十四军。
和我们同时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五十二军刘玉章部，陈诚对之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五十二军撤到台湾，刘玉章见了陈诚，陈第一句就说五十二军在上海撤退时损失很大，有名无实，应即进行缩编。刘玉章当答以他的部队系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建制，请陈对该军有何意见，可找汤恩伯总司令处理。陈以刘玉章出言顶撞，编并五十二军未遂，不待该军休整，即下令其开到澎湖列岛的马公岛驻扎，粮秣时有不继，部队多以马铃薯果腹。陈诚又将在上海作战前编入五十二军的刘梓皋师，改调归当时守备金门的第五军建制。在我离开台湾后不久，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也由台湾开到舟山群岛担任守备去了。事实上五十四军此次由上海撤退时的损失，比较五十二军更大；同时五十二军在上海守备期间，还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而五十四军可以说是不战而溃。陈诚此次之所以对五十二军这样苛刻，完全是国民*党**部队内抱有历史成见的派系倾轧罢了。因为五十二军首任军长关麟征过去第一次在十一师、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远征军，先后揭过陈诚的底，他们互相打击报复。听说大陆解放以后，关麟征曾长期在香港、澳门两地做寓公，不敢到台湾去，也就是怕陈诚对他进行报复。在上海撤退中，未接到命令而被丢掉的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化装搭乘外国轮船，辗转由香港逃到台湾。罗曾任过国防部厅长和胡宗南的参谋长，活动力甚强。他愤恨汤恩伯不通知他的部队撤退，不但把他的做官本钱全部丢掉，并险些作了解放军的俘虏。他一到台湾，就极力对汤恩伯进行控告和攻击。而汤恩伯的喽啰、在上海守备作战负有责任的石觉、陈大庆等不甘示弱，对罗反唇相讥。双方相持不下，因而蒋介石不得不召开上海作战检讨会以求解决。
当时参加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曾参加上海守备作战撤退到台湾的部队的师长以上指挥官。蒋介石原定出席亲自主持会议，后以上海的慌乱撤退，自己也有一份，同时觉得两造相磬，实也曲直难分，因而临时改由陈诚主持。会前，石觉和陈大庆曾分头向参加会议的人疏通，说此次上海作战和撤退，不论其损失大小，只要能撤到台湾，都是有功的；至于过失方面，汤总司令一个人替大家全部承担了，希望大家在检讨会中，对汤总司令要言下留情。开会时首先发言的就是罗泽闿，他说："汤恩伯身为统帅，在上海撤退时，带头逃跑，将部队遗弃不顾。照这样的行为，将何以对部下，更何以对*国党**，应该自杀以谢国人。"这番话把汤恩伯气得齐颈项根都红了，罗泽闿的语言甫落，他就开腔了。他说："你罗泽闿能说会道，在会场上说话如同猛虎一样。但同*产党共**作战，连绵羊都不如。你的部队，在浦东不战而溃，使*产党共**部队直逼黄浦江岸，危及上海守军后路，使得整个局势逆转，以致指挥部无转圜的余地。你还说我该自杀，你就早该自杀！"会上两人形成对吵，使别人无插言余地。陈诚坐在主席位上，摇头叹息，始终未发一言。争吵的结果，双方都提出要求开军事法庭解决。末了，陈诚看见这样吵下去难分难解，也就顺水推舟地说："好，就由国防部组织军事法庭进行解决吧。"会议就这样混吵一通，无结果而散，事实上会后并无下文，仍然不了了之。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中的情况，是由亲身参加会议的五十四军副军长周文韬和五十二军师长刘梓皋在会后的当天晚上告诉我的。
在我未到台湾以前，认为蒋介石一贯鼓吹台湾为复兴基地，这里的新兴力量一定相当雄厚，一切军政措施也一定有一番改弦更张的新气象。事实上亲临其境后则大失所望。原来驻在台湾的部队，陆军方面，在台湾南部凤山附近，有属于孙立人系统的唐守治的八十军；在台北附近有属于陈诚系统的戴朴的第六军。这两个军的编制都只有两个师，并且空额很多，每师实有人数五六千。这两个军都是在1948年，先后于辽西和淮海地区被解放军击溃后，调到台湾重新成立的。尤其是第六军，在我到台湾时，还没装备*器武**，正在进行着所谓徒手体格训练。驻在马公岛的还有四十军李振清部四千多人，是1948年从豫北安阳用空运撤到台湾的。此外就是由上海撤回来的一些残兵败将。海军方面具体的情形我不够明了。据我当时在海军总部和第一署署长萧西清私人谈话中得知，海军由于重庆号军舰和长江舰队的先后起义，海军总部对于撤到台湾较大较新的舰艇，都不敢派遣出海，担任勤务。另外还有1948年年底在京沪地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杨厚彩，第二师师长周雨寰，都是桂永清在教导总队时代的工兵营的干部，并且都是留德学生。这些部队，因为时间关系，组织和装备都没有健全完备，撤到台湾后不久，即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两个师六个团，缩编成一个司令部四个团，由杨厚彩、周雨寰分任正副司令。我到台湾后不久，他们就先后开到福建、广东和海南岛的各港口担任勤务去了。还有直隶于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有三个警备总队，每总队的兵力，相当于步兵的一个团。
当时在台湾担任新军组训的孙立人，由于美帝的全力支持，他在台湾目空一切，气焰万丈，和陈诚、桂永清摩擦很大。他掌握了全部美械装备，就予取予求，作威作福。如当时驻在台北附近的第六军，已编成很久，陈诚请孙立人发给美械*器武**，孙则要求将第六军交他整顿为条件。结果陈未答应交其整顿，孙则勒住*器武**不发。截至我离开台湾时，第六军部队还是徒手。另外，桂永清也曾请求孙立人给他的陆战队发给*器武**，孙仍以将部队交其整顿为条件，结果，很长时间也没达成协议。至于五十四军因系陈诚的嫡系部队，陈诚全力补充该军兵员。我离开台湾不久，先后接获该军团长、副师长来信，说部队兵员已补充就绪。但是该军的*器武**虽经陈诚要求孙立人发给，而孙仍以将部队交其整顿为条件，以致双方很久僵持不下。那些人在信中说，真的为了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着眼，将部队交孙整顿未尝不可，事实上孙是借整顿之名，树立自己的人事系统，以期达到树*党**营私兼并争权的目的。言下似对这种只图争权，罔顾大局，叹息不止。事实上，蒋的派系分歧，各立门户，互相排挤倾轧，是他们自上至下一脉相承的传统。等到地盘越小，饭碗越少，局势越恶劣，他们内部斗争就越激烈。所有以往的*动反**统治阶级的发展与死亡，都证明了这一规律，不过台湾的*动反**集团表现得更突出更深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