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对隋唐制度与政治史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才真正称得上陈寅恪一生名山大业的巅峰之作。
陈氏在昆明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以卓越的史识与见地，分析隋唐制度与渊源及其流变过程，对河西关陇一隅，保存汉魏西晋典章学术，进而下开魏齐隋唐制度之功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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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隋唐制度的华夏正统文化系统之来源，以条分缕析的方法，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辨评析。
河西一带，虽自汉末至东晋末年经历了百年的纷争扰乱，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犹可苏喘息、长子孙。
而躲身于关陇河西之世族英儒与本土世家，均可继绝扶衰，传私学于后人，因此，河西一隅竟能上续汉魏西晋之风，使中原魏晋以降文化得以转移保存，同时。又下开北魏、北齐、隋、唐制度。
——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罕见的现象。
隋唐制度有三源：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北周。三源中以北魏、北齐为主。
北魏、北齐的制度实际上是汉魏以来传统的华夏文化的礼、乐、政、刑典章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北齐承袭北魏的制度，隋唐又继承北齐，其政治文化一脉相承。
遗憾的是“昔贤多未措念”，后世学者的学术视野乏有触及者，对这一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影响没有深切的领会，这才有了“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借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的良苦用心。
而陈氏所呼唤的“今世学者之注意”，是指什么呢？
若联系陈寅恪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难看出，他所要唤起的，实则是抗战军兴后“南迁学人”之注意。
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之大节，凡南迁之学人。皆有责任使中国学术文化保存于西南一隅，承前启后，保持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
此点，在陈寅恪于1940年7月为著名史家陈垣即将出版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序言中，说得更为分明：
宗教虽与政治不同，但二者终不能无所关涉，“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
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
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又说：
“ 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
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雠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借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
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这便是陈寅恪以久病之身，于飘零西南之一隅苦心孤诣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微言大义”。
陈氏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系统地论述出自汉魏到隋唐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无疑是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稍后撰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通过深入考证，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学说。
所谓关陇集团，最早由西魏的权臣宇文泰创立。东晋灭亡后，王谢家族的贵族地位已风光不再，而位于关陇与河东等地的豪强地主的力量，在东、西魏争夺战中渐渐归附于权臣宇文泰。
为了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宇文泰仿鲜卑八部、八国之制，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以大将军、开府为主要成员，以府兵系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一般称之为关陇集团、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
这个集团中的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李世民曾外祖父）、元欣、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侯莫陈崇（李渊舅爷）。
很显然，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胡汉结合的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
其中“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
故必别觅一新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
出于政治和战争的需要，宇文泰为使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特别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的*队军**，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
与此同时，宇文泰下令改易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人的郡望为关内郡望，府兵将领改从鲜卑姓，所属士兵改从将领之姓，以体现物质本位政策。
为使这个关陇集团扎根于关中，宇文泰、苏绰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发生了关系。府兵将领皆有赐田与乡兵，这个阶层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的混而为一，使这个崛起于陇西的军政合一的集团，在关中地区生了根。
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其集团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保持着长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纵横中国二百余年，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四个朝代的辉煌历史，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对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陈寅恪认为：“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并据此提出了“关陇集团”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的特点。根据陈氏的综合归纳，这个集团的两大特征是：
一、“融合胡汉民族之有*力武**才智者”；二、“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据此，陈寅恪特别指出，唐史研究的关键在于种族和文化，关陇集团力量形成的根源，在于成功的民族融合。而种族则是解开这段历史谜底的关键所在，“读史者于地域之方位，种族之区别，尤应特加注意也”。
他特别提醒后世史家和政治家必须明了，隋唐的建国方略不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之上，而是积极采取种族融合的民族政策与兼收并包的文化政策。
集团成员出身于关陇，并不决定其必然推行地域性歧视的用人方针。关陇集团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而发生变迁，使得关中地区的民族融合拓展到山东，继之在全国展开。
由此，形成了隋唐帝国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恢宏气度。以往的民族矛盾得到超越，胡汉各族都在此过程中脱胎换骨，一个新的世界、一种崭新的文化风貌由此诞生。
以种族矛盾始，民族融合终，最后结晶为豪气冲天、辉煌盖世的隋唐文化——这便是关陇集团独步历史并创造煌煌伟业的进步作用和关键所在。
发轫于西魏，奠定于北周，至隋、唐初年渐趋形成传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皇室与将相臣僚几乎全出于同一系统及阶级。
后来，成为隋文帝的杨坚，本为汉族，其家族被北周皇帝赐姓普六茹，杨坚也称普六茹坚。
杨氏家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员，在杨坚建立隋朝之时，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李唐王朝在李渊起兵之前，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以西凉李皓的嫡裔自居，被时人称为“驼李”。
但据陈寅恪考证，李唐先祖出身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而是“假冒牌”。李唐血统实乃本为华夏，后与胡夷婚配混杂，血统不纯。
他据此指出：“ 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
沿着这一“未发之覆”的路径，陈寅恪又“发覆”了一个隐藏千年的秘密，即唐代的开国之君李渊，曾对北方的突厥秘密称臣，按例交纳岁贡。
此事属于唐皇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一直秘而不宣，遂使事情真相湮没达千年之久。
陈寅恪在“发覆”之后，不以为奇，并考证出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曲为唐讳之苦心。
当时的政治格局是，突厥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
据《周书·突厥传》载：
自6世纪中期兴起于阿尔泰南部的突厥汗国，在鼎盛的木杆可汗时代（553—572），“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
这个以阿史那氏为首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到隋唐之际虽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但仍是亚洲内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隋末中国北方群雄争战，几乎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这是由内外政治环境决定的属于权宜之计的战略“国策”。
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虽同为突厥附庸，但唐皇室与其他群雄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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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前无古人的“发覆”之功：
一、李渊太原起兵改旗帜以示突厥，并非纯用突厥白旗，而是绛白相杂。内中的隐秘在于唐高祖之不肯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
二、唐太宗与突厥可汗结盟，是按“突厥法”行事而成了“香火兄弟”，因而突厥可视李世民为其共同部落之人，李氏属于中国人，但同时也属于突厥人。
有了这双重身份和政治资本，李唐一支虽“北面称臣”，但显然地要比刘武周等辈有更高的独立性和策略性，后来，李氏集团兼并天下并非偶然，从此策略与刘武周辈之不同亦见端倪。
历史的真相昭示世人的是，隋末唐初，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
而李世民在隐忍了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覆灭突厥，彻底摧毁了阿史那氏在漠北的统治，赢得了“天可汗”的国际性荣誉。对于这一历史性重大转折，他认为：
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从而形成一个全新格局的原因，除突厥与唐为敌外，主要原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否则，虽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武，亦未必能创造如此之奇迹。
这个奇迹，就是陈氏本人所“发覆”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而不是李世民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
对这一历史隐秘，陈寅恪特别提及：
“ 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力武**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
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此段文字，飞扬着陈寅恪的治学精神和深刻用意，他之所以强调李唐王朝的崛起非个人英雄主义所能为，是鉴于大唐与突厥于风云激荡的交会点上，亚洲霸权地位急剧变化转换。
弱小的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在西北流沙大漠对决的世纪论剑中，只不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称雄于世的突厥雪崩一样轰然倒塌，唐帝国在凛冽的寒风急流、剑光血影中悄然崛起于东亚大地，迈向了独步世界的辉煌。
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在使我民族备感自豪的同时，也很容易诱导出夸大扭曲历史真相的神话和幻觉。而这个神话和幻觉，无论是对历史上大唐帝国的认识，还是对正处于抗战中的国人心理，都是一种有害的毒素。
陈寅恪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的逃死之际，用他一贯的求真求实的治学方法来发现、评价“先民之功业”，坚决与投机取巧和愚弄民众的“夸诬宣传文字”绝缘，给予中国学者和军民清醒的认识。
其在“天下之变无穷”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中，真正理解我民族抗战的艰难、外族的介入和民众自身的力量。
在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陈氏饱含民族文化良知的金玉之言，具有黄钟大吕的庄严、正大、高妙之声，可谓近代以来集史才、史识与史德高度统一的典范，是真正称得上“风骨伟岸，目瞬如电”的“良史”和伟大学人。
自然，陈寅恪对唐史的研究与“发覆”，不只专为追溯李渊向突厥称臣与二者地位更迭的奥妙所在，其间对李世民“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以及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都做了剥茧抽丝、见里知心式的分析辩证。
从史籍中可见，隋末唐初屡有“山东豪杰”的影子，陈寅恪认为此“山东豪杰”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
李唐击败王世充、窦建德部，凯旋告庙，李世民为上将，世绩为下将，二人可视为关陇六镇及“山东豪杰”两个系统的代表人物。
因了这两个系统的存在，关陇集团的力量渐衰，继之而来的是与“山东豪杰”的合作与争斗。
世绩地位之重要，实因“山东豪杰”领袖之故。唐太宗李世民崩后，长孙无忌出任顾命大臣，是为关陇集团最后的闪光。
高宗即位后，围绕武则天立皇后之争，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展开政治决战。
武则天既非出自山东士族，其家又不属于关陇集团，但以母为隋杨宗室之故，遂亦可备宫闱下陈之选，至若径立皇后，则无此资格。
当高宗废王皇后，欲立武昭仪之时，朝臣赞否不一。最后得益于世绩相助，武则天终圆皇后大梦。
而世绩之所以在关键时刻襄助武则天，实因武氏与自己皆为“山东豪杰”系统。这一场由宫闱后妃之争最终演化为关陇与山东两大政治集团的决战，以关陇集团败北而告终。
武后控制权力中枢后，自是要消灭唐室势力，遂开始施行压抑摧毁传统关陇集团的政策，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李唐王朝政权逐渐移入“山东豪杰”集团系统，直到杨玉环结束于明皇之末。
对于这段历史的政治脉络，陈寅恪认为整个唐代历史以玄宗时“安史之乱”分为前后二期，而自高宗至玄宗为文治武功极盛之世，历百年有余。
尽管最高统治者递嬗轮转，分歧混合，固有关陇与山东两集团先后成败之不同，但仍可视为一牢固之集团复合团体。
以李、武为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皆视为集团居于最高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之时代。
“安史之乱”起，李唐中央政府已失统治全国之能力，而关陇-山东复合集团势力亦复衰竭。因而，凡研究唐之成世者不可不注意研究此集团。
著名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占有极其关键的地位。
表面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了，但事实上大唐帝国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陈寅恪据此指出：
“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因而“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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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寅恪在翻检《新唐书》之《诸夷藩将列传》中，发现了两点易被史家忽略的隐秘，也是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
“ 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在这个“集团”学说的基础上，陈寅恪又提出胡汉之分“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的论点以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远见卓识。
从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连环互动、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精辟见解。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社会经济基础在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并认为唐朝的灭亡与经济衰弱密切相关：
“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
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
陈寅恪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内政等诸方史料所构建的这一宏大理论体系，可谓振宣幽光，激励颓俗，卓绝一时，为中古史研究开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1943年和1944年，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相继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第二〇、二二期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整个史学界为之震动。
时在重庆的傅斯年阅毕，惊喜之余，禁不住对同桌吃饭的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陈哲三发出了“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赞叹。
只是，此时的陈寅恪因目力衰弱，对倾注了他一腔心血而又屡遭劫难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无力一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