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初无论是君王还是群臣都意识到吉礼的重要性，西晋武帝时期所恢复并践行的礼仪具有开创性与继承性，为其后的晋代统治者以礼治国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
首先，平吴后提倡节俭。其次，在南郊设立坛场，烧柴祭天向上帝报告，此时虽没有用祖先配享，也可见其恢复与提倡礼仪之决心。最后，在明堂宗祀和南郊祭天时，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时改掉五精的称号，都共同称为昊天上帝，并各设一个神位，地郊时又除去用先后配祀的做法。
之后，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在南郊和北郊都营造圆丘和方丘，并将夏至冬至时的祭祀合并到二郊，至此晋武帝时期比较重要的吉礼得以实行。此外，晋武帝太康年间，挚虞整理并删改荀顗所修撰的《五礼》，进一步规范及精简礼仪。
东晋成帝时期神灵、山水祭祀众多。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祭天时的神灵共有六十二位神，祭地时共有四十四位神，这种情况不仅反映了此时礼仪制度体系的完备，还表明祭祀对象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此时国家相对统一，为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
祭祀的不确定性和与时俱进性。两晋虽然以周礼作为理论依据来恢复并制定自己的礼仪，但晋礼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出现争礼、议礼的情况。晋代统治者所实行的礼仪往往经过多次议定，如宗庙配享的问题，晋初用文帝配享，后换成宣帝，后又用文帝配享，这些不确定性反而说明晋代统治者重视礼仪，所制定的礼仪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又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总体来看，晋武帝作为西晋第一任皇帝，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努力恢复汉代以前的周礼，由于他的积极倡导，西晋初年就恢复并推行了许多周礼，为以后的晋代统治者推行礼治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战争和时代环境等一系列原因，其倡导与践行的礼仪制度也没有被其后的晋代统治者完全遵行。
晋赋中的祀天礼祀天礼的主要祭祀对象为神灵，与之相关的晋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堂与南郊，分别对应西晋潘岳《闲居赋》和东晋郭璞《南郊赋》；二是祈雨，以西晋傅咸《喜雨赋》为代表；三是修禊，以西晋张协《洛禊赋》为代表。以下分别论述。
明堂与南郊
明堂本来是祭祀天神日月的祭坛，但随着时代推移，明堂制度作为一种礼制，其功能不断扩大化，它往往与朝觐、耕籍、献俘、布政、寝宫、养老、五行等联系在一起，集多种祭祀于一体。西晋初年，晋武帝虽有心恢复礼仪，可战乱未平，明堂制度常和郊祀制度合并，其后不断分合；东晋渡江，元帝重建过明堂。
晋武帝时期的郊祀的对象是晋宣帝，而明堂宗祀的对象是晋文帝。另外，关于“五帝”的说法，汉魏之际的郑玄认为五帝即天帝，而曹魏时期的王肃却认为五帝非天帝，并认为天只有昊天上帝一个。
祈雨
祈雨分为民间祈雨与皇帝祈雨，后者一般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最能反映统治者的思想。有关晋代水旱灾害情况，《晋书 傅玄传》记载了晋武帝泰始四年发生的一次水旱之灾，傅玄上疏，傅玄认为水旱之灾并不可怕，圣帝明王如尧、汤之时尚有洪水和大旱，统治者要做的是能够“济人事”，有所作为，要在水旱初发还未造成重大损失时立刻采取防治措施。
而傅玄之子傅咸《喜雨赋并序》记载了晋武帝泰始九年亲历的一场请雨活动，赋序交代了此次祈雨的时间及原因：自春至夏久旱不雨，旱情相当严重，赋者以“太子洗马兼司徒”的职位请雨，替皇帝分忧。
赋文中出现的神灵有祝融、羲和与飞廉，此外，《喜雨赋并序》虽没有对祈雨时礼器、礼服、礼物铺陈展开，但歌颂了晋武帝的崇高德行，把晋武帝比作古代贤君尧、汤。
当天下出现大旱等灾害时，统治者认为是自身的德行有亏所导致的，为了祛除灾害，统治者往往从自身出发，加强自身德行修养，以古代的圣君明王为榜样。
修禊
魏晋时期，修禊的主题由民间颂神发展到贵族及文士的春游踏青，如《晋书 礼志下》记录了这种情况，描写修禊的参与者、地点和时间：参与者包括公卿乃至庶人，地点在洛水旁边，时间是祭祀三天。还提到怀帝、元帝时期的禊祭情况和活动。
统治者之所以重视修禊，是因为“魏晋于战乱之后，最高统治者为标榜风雅、点缀升平，上已节往往到水边群臣同乐。从此，修禊事进入宫廷”。就晋赋来说，叙述修禊的辞赋共有七篇，其中西晋张协《洛禊赋》描写最为详尽，此赋全面地记录了修禊的时间、地点、人物、仪式以及宴饮情况。
就人物来说，不仅众多而且身份各异：缙绅先生以及成年男子尊崇孔子和墨子的思想，仰慕颜回和柳下惠的高尚品德；“都人士女”即京都洛阳人和青年男女，他们把修禊当作普通出游，漫步水边，悠然自在；权威之家和豪侈之族意在比富，装饰车辆，并驾出行；青盖指皇家专用车，可知统治者也出席了。
此次修禊目的在于“布椒醑，荐柔嘉，祈休吉，蠲百痫”，用美酒佳肴祛病禳福。由此，修禊由一种民间祭祀上升到统治者及贵族自发组织的宴饮游乐活动，其性质与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不难发现，文人乐意用辞赋来描绘这种风俗。
其用意是：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倡导修禊，不但能标榜风雅，更能点缀升平。君臣水边同乐能够营造一种国泰民安的氛围，文人赋家为了迎合上意，进行了大量创作。
第三，加强娱乐性。兰亭*会集**之后，“曲水流杯”活动被文人称赞，他们热衷这种举止风雅的娱乐活动。另外，此赋语言平易生动，富于感染力，将春天的生机盎然，以及人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考察与张协同时期的西晋文人，与修禊相关的记录就有众多诗篇。
晋赋中的祭地礼
晋赋中的祭地礼，就内容来说主要描绘了登禅典礼与籍田制度。皇甫谧虽没有亲自参加天子登禅的盛大活动，但其《释劝论》从侧面歌颂了泰始年间天子的登禅盛典；潘岳《籍田赋》更是详细记录了晋武帝参加籍田的情况。
登禅典礼
自古皇帝登禅是吉礼中的一件大事，魏元帝咸熙二年即晋武帝泰始元年。晋赋中，皇甫谧《释劝论》从侧面抒发了对泰始登禅的看法，赋序介绍了晋武帝登禅的情况及别人对此的看法：司马炎举行登禅大典，其身份由晋王转变为晋武帝。
而参加大典的三十七位官员都加官进爵，或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赋者皇甫谧由于疾困未能参加晋武帝登禅大典，家人及同僚都认为赋者应该带病参加此次典礼，因为这是天下大庆的盛事，赋者没有理由拒绝参加；寄托赋者的美好愿望，新朝代成立后就会推行仁道。
赋者采用六组对比，阐述他心目中的圣帝在开国之初应该怎样治理国家，其主张明显偏重道家的无为思想，这与赋者此时隐士的身份契合。晋武帝接受儒家思想中的君王禅位说，晋取代魏如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时期没有举行过封禅制度，晋武帝时期始终没有去泰山举行封禅大礼，究其原因，西晋毕竟比不上汉代，无论国力、现实因素皆不允许。
籍田制度
籍田的“籍”，又作“藉”和“錯”，本义是耕作的意思。籍田礼包括天子亲耕的仪式及农业神祇的祭祀，所以，籍田制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晋武帝时期举行的籍田礼是一件盛世，潘岳二十二岁，刚入仕不久，饱含热情以赋的形式赞美晋武帝举行的籍田礼。
《籍田赋》第一段主要介绍籍田的时间以及相关官员的职责。《晋书武帝纪》共记载了三次武帝籍田的情况，潘赋表明此次籍田的主体是皇帝和各诸侯并有其他官员参与，其他官员各司其职：如甸师负责清理京城及附近的范围，野庐负责都城道路通禁，封人掌设王之社壚及畿封，掌舍掌王室行道及馆舍之职。
《籍田赋》中所载籍田礼的大致仪程为，百官先有秩序的等候，后妃献上籍田用的耕种，司农管理好籍田的用具，然后皇帝才驾着车，浩浩荡荡去往籍田之所，在灵坛上举行祭祀，之后从灵坛上下来还要拿着一种叫做“耦”的农具，天子要求在籍田时要掌犁象征性的推行三周，一般老百姓要耕尽千亩籍田。
晋武帝泰始元年登位，泰始四年就实行籍田礼，积极推行此制度的原因有三：第一，推行籍田礼的本质在于重视农事。晋武帝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改为“在祀与农”，突出农事的重要性，而天子重视农事的典型方式就是实行籍田，西晋初年耕藉只余空名，一直以来都缺少实践，所以很有必要由统治者亲自践行籍田礼制。
第二，提倡以孝治国。《籍田赋》的最后还提到以孝治天下，潘岳此举是为了迎合晋武帝以孝治国的主张，潘岳认为晋武帝践行籍田是重视农业、百姓的，具有民本思想。
第三，形成配套制度，皇帝亲耕与皇后亲桑配套。按照古代礼仪的规定，天子亲耕籍田，皇后夫人亲自从事养蚕采桑。皇帝和皇后亲自躬耕和蚕桑，推广劝勉耕织的措施，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事的重视。
晋赋中的享祖礼
晋赋中的享祖礼主要体现在述祖和荐新上，前者通过歌颂自己的祖先来寄托哀思、追述其先迹，代表晋赋有陆机《祖德赋》、《述先赋》和嵇含《祖道赋序》；后者记录了用于宗庙时的享祖物品，代表晋赋有张载《安石榴赋》和嵇含《瓜赋并序》。
述祖述祖牵涉到宗庙制度，而宗庙制度要求祭祀祖先。如陆机《祖德赋》和《述先赋》写作时间虽不可考，但所叙对象都是其祖父陆逊，旨在彰显其高尚品德及丰功伟绩。
两篇赋作展现了陆逊的懿德、武功和尊位。陆逊是孙吴大将，曾经打败过刘备，被称为社稷之臣，他所取得的功勋和尊位有目共睹，不过赋文中的懿德属于夸大之词。这符合祭祀祖先的规定，祖先作为祭祀对象就具有神性，其地位和品德更是高不可攀，这样才能让祭祀之人产生敬畏之心。
其实，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他带有很强的功名欲望，伏膺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吴亡后，他失去了继承家业的机会，也无法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入晋后，得到赏识，汲汲于功名之中。陆机对祖父无限崇敬与自豪之情的背后带有儒家追求功名之心。陆机作为西晋士人之一，他求名、求利等行为转向关心自身得失。
招灵的民俗发展到东晋，出现了一种更为普遍的“招魂葬”，“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尸体的丧葬仪礼，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生者对死者缅怀之情，对亡灵的慰藉，以示死者己完完整整、风风光光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招魂葬”出现在朝代异代之际，战乱频繁，人民抛尸四方、流离失所，用此哀悼亡灵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同时，由祭祀祖先到悼念死去的亲人，也反映了两晋仪礼在民间的变迁。
荐新
荐新是指取新熟之物享于宗庙。荐飨神灵的物品可分为两类：一是食物，如李、桃、枣、安石榴和瓜。晋赋中描绘的食物用于不同的场合：李、枣、瓜在辞赋中只是笼统的“荐于鬼神”，桃则明显地表示用于庙堂，安石榴用于清庙。
荐新时以食物居多与晋代的社会风气相关，以上所列多数是西晋赋家，此时社会相对稳定，上层统治者更是饮食奢华，何曾撰写过《食疏》记录自己所食用的菜肴，后人纷纷效仿。
尽管饮食奢华，可晋赋中用于荐新的食物没有肉类，其原因或与西晋辞赋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相关，赋者描绘生活中常见的李、桃、枣、安石榴和瓜，恰巧这些食物又与荐新有关，故记录之。二是饰品，如玉，用于明祀的场合，象征着美德。玉虽不属食物，但其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受重视，无论是佩戴还是祭祀都有其身影，傅咸的《玉赋》更是将其列为国宝。
晋赋中描写吉礼的辞赋不仅篇目众多，而且大多与晋代重大事件紧密相关，如潘岳《籍田赋》记录了晋武帝推行的籍田制度，郭璞《南郊赋》为晋元帝举行南郊祭天提供了合法依据，这些辞赋的创作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通过解读此类辞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晋代所推行的重大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