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牌，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毛三分一包的红桔烟，因烟盒上那两个红红的桔子酷似南瓜而得此名。
那时，两毛一包的沅水烟, 待客支友都是拿得出手的，两毛多一点的黄金叶、飞马之类, 简直可说是高档了。
当然，也有比“南瓜”牌等而下之的，那就是八分一包的白纸包装的经济烟，但那烟不容易买到。
当地社员多是自产自销，房前屋后栽几行烟，秋后砍来挂在房樑屋角，时不时切几片，拿报纸或学生伢子的书本纸一卷，就成了一支喇叭筒。
对知青来说，一毛三分钱可不是个小数目，队上一个大寨工才两三毛钱，分粮食后就所剩无几了。
记得有一年一个工才分八分钱，做得工分越多，亏得越多，要靠队上一年一度的年终分配来抽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
没有钱，这烟还是得抽。队上用政府拨的安家费砌了知青屋，买了家具、农具、炊具，虽然是茅草顶、芦苇壁，但房屋宽敞，家什齐备、和当地农家比，还算像户人家。
加上知青们爱说点城市风情、中外轶闻，再来点吹拉弹唱，一到晚上，社员都喜欢到知青组来玩。这时，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就拿出“南瓜”牌来融洽感情。
烟雾缭绕之中，我们和那后生小伙、姑娘妹子的感情就慢慢打成一片了。往后，他们就争着帮我们煮饭、喂猪、侍弄菜园和浆衣洗裳。
上工时，他们也喜欢和知青们在一起，抽“南瓜”牌、扯谈。我们也跟他们学农活，当然也学着如何偷懒。大寨工，大家都称“大懒工”。
阳春三月，缺油少盐，半饥半饱，真是“桃花开，李花谢，一日三餐不得夜。背木犁、挑涝泥、打粪凼、开青沟，一天不得一天过。”
干不了个把时辰，就掏出“南瓜”牌散一圈，大家或扁担、或锹把，或干脆在田滕上一坐,来吞云吐雾一番。
过了大半时辰，队长或什么人喊一声开工，一伙人才懒洋洋又去干活，一日之中，如此者三四次，抽烟歇气，是不被视做偷懒的。因此，难熬的日子也不觉其长了。
到队长、会计家去，递上一支“南瓜”牌，要请个假，混几天轻松活工或谋个不下田的农活，也都能有求必应。回想起来，论交际，“南瓜”牌比现在的烟要奏效得多。
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对昏黄的油灯想着心事的时候,最能唱出“南瓜”牌苦涩。一烟在手，抽不了几口，任其慢慢舔着了指头，才猛一惊，从痛苦的人生思索中回到这漫漫暗夜笼罩着的茅草房下的现实中来。
我不再抽“南瓜”牌，是当了公社民办教师以后的事。当民办教师，除了得到一个上等劳力的工分，每月还有12元补贴,够阔绰的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再也见不到那曾熏烤过我贫乏而苍白的青春的“南瓜”牌香烟，但我终身忘不了那无可奈何的浓浓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