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医生
张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PICU病房医疗组长。
参与主编全国第一本针对疫情的心理防护图书《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
国家及四川卫计委卫生应急医疗救援队成员。参与过尼泊尔地震国际救援及四川汶川、青海玉树、云南彝良、四川芦山地震后等多次国内外心理救援工作。
张骏
2月3日下午，正在值班的张骏教授接到了传染科请求给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患者心理会诊的请求，一次非常规与众不同的会诊随之开始......
2月5日，我们带着诸多疑问，对张骏教授进行了远程采访，拟在疫情特殊时期，对医生、患者和家属们有所帮助。
您这次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诊请求呢？
张骏教授：
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会诊。住院总给我会诊单的时候特别交代，是他们前2天在发热门诊会诊之后，以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收入传染科的。患者很恐惧，情绪化，行为冲动，认为自己感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传染给别人者，有人要*害迫**他，监控他。行为非常紊乱。意识不太清楚。
传染科发出的请求是：患者2次核酸检查，目前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情绪非常激动，冲动，乱走，称要自杀，不出院就自杀。家属也很有情绪。需要会诊处理冲动，需要转科。
您平时接到心理会诊的常规流程是怎么样的？
张骏教授：
作为二线值班医生，面对其它科室的心理会诊邀请，都会在下午四点之后统一打印全院各科室对我们邀请的会诊单，规划（去各科室会诊的）路线提高会诊效率。
二线医生平时不会直接处理急会诊的案例，急会诊都是由住院总快速去处理，遇到困难会咨询二线医生。特别疑难的案例，则会有会诊科室安排多科会诊，协同处理。
您这次在接到这个会诊请求时是怎么想的呢？与平时一样吗？
张骏教授：
在去（传染科会诊）之前，我拿着一叠会诊单，脑子里迅速规划了今天（去各科室）的会诊路线。
计划将传染科放到7个请求会诊的科室的最后面，以降低对其它科室病员的影响，也不浪费一个口罩和避免穿脱隔离衣的麻烦。
平时不会考虑传染科的呼吸道传染问题，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收治呼吸道传染病。平时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提升会诊效率，少走冤枉路，我们会诊很多，规划不好，可能会会诊到晚上10点，甚至第二天继续完成会诊。
您知道要去面对一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心理害怕吗？
张骏教授：
谁都会害怕去传染科，只是程度的问题。必须得去，就需要面对，平时就提醒自己做好手卫生。现在需要做好呼吸道防护，不想浪费科室的N95口罩，将爱人春节前网上抢购到的几个N95口罩派上用场。这样，恐惧会好一点，但担心换防护服带来的麻烦。
作为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在拿到会诊单之前，我就规划过：如果我去传染科会诊，应该如何友好而更接地气对他们进行心理关怀，降低恐惧还害怕，顺便评估一下病人面对疫情和治疗的心理状况，以便指导我们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目前传染科病房与其它科普通病房有什么区别？
张骏教授：
等我走到传染科，大门却紧锁，曾经的通道被关上了。大门里面有2个人站在那里，说等了很久也没人开门。门外还守候着一位30来岁的女性想进去，也无法进去。电话给传染科医生之后，才知道通道改变了。有了医务工作者专门通道。其他无关人员统统无法进入传染科，哪怕是给一些生活日用品也会受到限制。
传染科总是给人神秘的感觉，曾经对我也是有些神秘的，这次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不同之处，进出弯道很多，需要区分污物区、清洁区、半污染区、工作区、隔离患者区，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的意识之外。
您刚进去时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张骏教授：
当我推开传染病房医生办公室的门，确实是与平时会诊时大不一样。也与病房外感受的道路显曲折、环境清冷和严肃大不一样，那是另一遍天地。
感觉是一个充满了战斗力的房间，有暖气和人气的温暖。从住院医生、住院总、医疗组长到病房主任全聚在那里，而且他们似乎做着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交流着他们的内容，与他们在电话里的要求我马上去的“急”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推断，精神的冲动并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告诉我，有父母在病房陪伴。
这是怎样的一位患者？
张骏教授：
（通过病例了解到）这是一个20岁的男性，发病时间很短。主诉是“言行异常，意识紊乱7天”。两周前有感冒史，胸部CT示肺部感染诊断明确。但他的肺部感染不严重，呼吸道症状几乎可以忽略。3天的观察期2次病毒核酸检查阴性，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的肺部感染，不用住院治疗。按照肺部感染诊治标准，可以出院了。
关键的问题是：他目前的行为紊乱，不适合继续住在传染病，长时间呆在病房会对他不利。他的冲动和情绪化，不断闹腾，威胁不出院就要自杀，乱串隔离病房，会给他自己带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能。多一点时间就多一些风险。工作人员实在没有办法，打破规定，只能够让患者的父母陪伴他，但父母感觉到难以管住他。
您这次是怎么会诊的与以前常规会诊有哪些不一样？
张骏教授：
这次会诊与以前的会诊有极大的不同。
首先是需不需见病人，在哪里见？不能见病人，又如何沟通？其次，患者对疾病缺乏自知力，家属要不要见，在哪里见？不能直接见家属又如何沟通？我应该去见，也想去见病人和家属。但是需要一套防护服。而传染科医生犹豫的回答，如果真的需要，可以给你。就让我们对表情敏感的心理医生清楚了：这是他们艰难的选择。
“电话沟通吧”，我也艰难而轻松地决定。
其实电话沟通也不容易。护士老师们帮我呼叫患者，久久不回答，显然家属也不在床旁。
医生帮我给患者父母打电话，没有人接听。
另一个有经验的护士老师到过道窗户上往下看，看见了他的父母在走廊上。他们友好的招呼之后，我也给他父亲有了一个照面，补充了一句，精神科医生来会诊，请接电话。谁也看不清谁，我就与其父亲开始了电话沟通。
这个病人，除了肺炎之外还有精神疾病，这种心理状态就无法用正常患者的心态来对比。当然精神疾病患者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会很大不一样。个体都是独特的，优秀的医疗服务都需要进行个体化服务的。
通过这次会诊，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呢？
张骏教授：
我的收获太多了。
从普通人的层面知道了：这就是传染科工作的模式，知道了被隔离治疗的不好受，医生护士太忙，环境限制，很多习惯了的日常需要无法满足。因此，需要做好个人防范，避免感染是第一重要的。
其次，从家属层面我知道了：患者被隔离之后，只能在手机上进行关怀，没有其它途径。寄希望找关系给予患者更多关怀的想法是多余的，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多动动脑筋，如何在电话或通过智能手机中多给与更多关怀，学习高科技的心理关怀与互动，是现在的必修课。
再其次，从医生的角度我知道了：危险时刻，传染病相关人群的医疗需求放首位，因为需要保护更多的人，包括保护传染科医生护士工作人员应该放在首位。能够通过快速会诊帮他们分担压力，就是其他会诊科室的一点点贡献。
然后，从心理医生的角度我知道的就更多了：首先就是面对自我的成长，职业的成长。当环境巨大改变的时候，这会迅速暴露我们心理医生的问题，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多坐而论道，太多在治疗室里养成的来访者主动寻求帮助的理所当然。
其次，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这些群体和个人，显然帮助群体比帮助个人更重要。不要以为个体的需要无法满足带来的情绪问题必须通过需要满足来解决。群体需要一定是优先于个体的需要的，大家安全才有个体安全。个体的不安全状态需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恢复安全状态。
听从指挥，听从安排，在有限的条件下促进自我心理状态的调适，适应环境，是最重要的心理干预指导原则。
您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呢？
张骏教授：
政府的力量的强大的。
传染科医护工作人员是伟大的，是痛苦的，他们的家庭也是需要支持和关心的。
被隔离的患者、疑似患者、社会强制隔离的潜在感染者和高风险人士，都是需要被重视的群体，他们的许多需求无法满足，可能会产生极端情绪和抱怨，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如何降低冲突风险，是社会心理工作者可以在政府与社区工作者的组织下出谋划策，评估风险和协助管控风险。
从心理医生的角度，您想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哪些建议吗？
张骏教授：
仍然强调我之前讲的，我非常愿意更深入地对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不幸，给予理解。你们真的很不容易，每天与疾病斗争，与身体的诸多不适与难受相处，甚至你们中，严重的还会需要呼吸机来帮助呼吸，那种疾病的痛苦，精神的恐惧，仅剩下能够活下去就好的心态，我能够理解。你们稍微缓解一点，就会担心家人，担心工作，担心很多很多对你们重要的事情，却无法去解决的事情。我能够理解你们更多，只要给我时间，而且你愿意表达。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些建议：
第一，你必须告诉自己“我能够活下去，我必须好好地活下去，因为我的家人需要我，我的工作需要我，美好的未来等着我，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够面对，我必须调整好我的呼吸，调整好我的心态，减少最少的氧气消耗，减少对生命来讲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物质需求，甚至体面与尊严在必要的时候我都可以放下来配合医生治疗，放下一切身外之物就为了活下去，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家人”。
第二，你必须告诉自己“医护工作者，用他们自己生命的风险来救着我，来拯救我们。我必须感谢他们，极力给他们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声谢谢。不管他，他们是否满足我的某些需要，拒绝满足我那看起来举手就能够满足的需要，却仍然被他们无情地拒绝的需要，我都需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拯救我们的生命。
即使他们看起来是多么有活力和有精神，其实他们拖着沉重的身体，他们脑子里想着我们无法知道的重要事情，他们面对了各种困难和痛苦而变得迟钝的情感和冷漠的眼神，他们家里有更多的需要等待着他们满足，我仍然需要表达敬意和感谢，我无法再提任何多一份要求，我可以去想我开心的事情，去打开我美好的记忆。
即使行将离开人世，我也需要想尽办法与美好同行，与我家人的美好记忆在一起。等待我苏醒的那一刻，等待我康复的那一刻，我将续写我美好的记忆，开始我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