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影斑斓
转自：庭前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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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历史“第一次”
2020年5月4日上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电话会议”（teleconference）形式，审理了一起商标权案件。对，你没有听错，是“电话”，也就是音频连线，而非“视频”面对面。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联邦最高法院于今年3月16日宣布，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将暂时“闭门”，具体何时开放，届时发布通知。
疫情期间空无一人的审判席
“闭门”，意味着*法大**官们将在家办公，原定3、4月份排期开庭的案件无法审理。上一次这么大规模延期开庭，还是因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再之前则是受1798年8月的“黄热病大爆发”影响。
问题是，今年是“大选年”，许多重大案件都急等“说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涉及总统财务记录、纳税申报表披露事宜的三起案件。
受制于各方压力，4月13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3、4月份延期的案件，将陆续安排在5月4、5、6、11、12、13日，以“电话会议”形式远程开庭。其中，总统财务记录、纳税申报表披露案定于5月12日审理。
联邦最高法院5月排期表：
红色为庭审日，蓝色为休庭日，
绿色为内部合议日，黄色为宣判日。
5月4、5、6日待审案件安排表
由于联邦法院向来保守，从来不允许摄像机（含照相机）进入法庭。所以，指望视频观审的民众可能要失望了。虽然有好事者PS了九位*法大**官的视频听审图，但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不过，从声明内容看，5月的庭审将开创两个历史“第一次”：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远程开庭。过去的历次庭审，都是在“大理石殿堂”内进行，哪怕有*法大**官缺席，也未尝试过音频连线。
第二，民众第一次可以在线同步收听庭审实况。过去，法庭仅限118名申请者现场旁听。庭审书面记录倒是会在当日公布。一周之内，才可在联邦最高法院官方网站获取全程音频。而这次可以通过FOX新闻台、美联社和公共事务电视台（C—SPAN）提供的平台直接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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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式”庭审
联邦最高法院的庭审俗称“言词辩论”（oral argument）。因为最高法院审理程序属于上诉审，不审查事实问题，所以没有陪审团，也不传唤证人，而是由双方律师在*法大**官面前陈述意见，间或回答*法大**官提问。
庭审一般1小时，每方有半小时发言时间。律师发言时，还经常会被*法大**官的提问打断。很多情况下，*法大**官彼此也会争论起来，甚至打断对方发言，律师反而被晾在一边。所以，许多律师将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比喻为“论文答辩”。
当然，无论律师回答问题，还是*法大**官之间的讨论，都会计入庭审时间，没有“暂停键”。如果超时，会被主持庭审的首席*法大**官“叫停”。现任首席*法大**官约翰·罗伯茨向来以“脾气好”著称，一般会容许律师超时几分钟。
左侧为罗伯茨首席*法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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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在线”的*法大**官们
5月4日审理的这起案件，是全球知识产权界十分关注的“美国专利商标局诉缤客网案”（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v. Booking.com）。所涉法律问题是：当一个完全不具显著性，无法受到商标保护的通用名称被冠以网络地址顶级域名（Top-level Domain），如.com之后，是否可以透过广告文宣等形成“第二含义”（secondary meaning），从而获得显著性，成为可受商标保护的客体？
虽然是“电话”开庭，没有*法大**官入席环节，为确保庭审肃穆，执法官仍会按惯例，在开庭前吆喝几声“Oyez，Oyez，Oyez”（肃静，肃静，肃静）。
庭审照例由罗伯茨首席*法大**官主持。上午10点，罗伯茨宣布开庭：“今天上午，我们将审理第19-46号案件，即‘美国专利商标局诉缤客网案’。”接下来由申请复审方律师发言。
因为是“电话会议”，大家彼此“不打照面”，无法确定哪位*法大**官有问题、哪位*法大**官没问题，罗伯茨只好以资历为序，安排同事们发问。
从左到右依次为：
罗伯茨首席*法大**官，卡根、戈萨奇、卡瓦诺*法大**官
与合议时“由浅至深”的顺序相反，庭审发问顺序被确定为“由深至浅”，即资历最深的*法大**官先发问，紧随其后“入院”的“资浅”*法大**官接着发问。当然，首席*法大**官无论何时“入院”，都被推定为最资深的*法大**官。
律师简述了几句观点，罗伯茨就抛出第一个问题，律师回答后。罗伯茨说了句“谢谢”，表示可以“打住”，然后问：“托马斯*法大**官？”
黑人*法大**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一直看不上发问过多的同僚，向来以缄默不语著称，每次在法庭上开口，都会成为媒体新闻，甚至有赌博网站为他是否发问开过“盘口”。他上一次在庭审中发问，还是2019年3月，再上一次则是三年前了。
有意思的是，托马斯*法大**官没有放弃这次历史机会，在电话中提出了一组问题（第二天的庭审又保持沉默了）。轮到斯蒂芬·布雷耶*法大**官发问时，他的电话出现短暂杂音，但很快恢复正常。布雷耶*法大**官迅速抛出犀利追问：“如果电话号码可以作为商标，为什么.com就不能？”
从左到右依次为：
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法大**官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法大**官犯了普通人参加视频会议常犯的错误——不小心调成“静音”模式。首席*法大**官连问她两声，都听不到回应。几秒钟停顿后，索托马约尔*法大**官发现摁错键了，连声向首席致歉，之后开始发问。
因为是“电话会议”模式，这次庭审也堪称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彬彬有礼”的一次。每位*法大**官提问或发言时，都会说句“上午好”，因为是依序提问，所以没有人打断其他同事的发言。搁在过去，*法大**官彼此相互插话可是常态。
尽管有“静音”乌龙，但庭审总体还算顺利，没有人“掉线”，也没有违反庭审秩序的情况，只比平时超出15分钟。
遗憾的是，庭审结束不久，87岁高龄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就因胆囊炎住院治疗。尽管曾患三种癌症，老太太还是乐观地放话要“干到90岁”。按照官方声明，她将在医院治疗1到2天。而5月6号审理的那起案件，她就在高级病房里连线参审了。
金斯伯格*法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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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官为何不愿“在线”
疫情汹涌，全美多数法院“停摆”。联邦最高法院靠“电话会议”作出示范，其他联邦法院预计也会效仿。不过，“禁止摄像机进法庭”的保守传统，恐怕不会因疫情打破。
相比联邦法官，州法院倒是对“露脸”没什么忌讳。佛罗里达州、缅因州最高法院都通过ZOOM开过几次庭。之所以较高层级法院开庭多，并不在于法官更开明，主要因为上诉审都是法律审，法庭不需要审查事实问题，听取言词辩论即可，免了在线质证之苦。
而在各初审法院，由于缺乏有效的证据提交、存储平台，绝大多数法院都无法在疫情期间开庭。马萨诸塞州虽然鼓励各级法院在线开庭，但仅在处理假释申请时，使用了视频会议系统。
事实上，在网络科技如此发达的美国，在线司法之所以推广效果欠佳，除了缺乏诉讼平台与在线规则，归根结底还是理念和认识问题。哈佛大学4月24日召开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律师和学者，就表示了对在线司法“隐忧”。
这一主题为“在线法院与司法的未来”的网络研讨会，由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研究中心（Center on the Legal Profession，Harvard Law School）主办。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官、官员、学者、律师共1300余人在线参加。
研讨会由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威金斯主持，主要围绕英国首席*法大***战官**略与技术顾问、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萨斯坎德的新书《在线法院与司法的未来》展开。会议重点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法院应如何向公众提供高效、及时、优质的司法服务，以及传统法院该怎样顺应科技发展，推动司法服务转型升级。马萨诸塞州首席*法大**官拉夫·格兰特作为与谈人，介绍了马萨诸塞州法院在疫情下的紧急应对做法。
萨斯坎德教授2019年新著
《在线法院与司法的未来》
（Online Courts and the Future of Justice ）
萨斯坎德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将是传统法院转型的开端。受司法文化、制度惯性、程序保障、平台建设、法官和当事人运用条件等因素影响，各国法院目前还是以“现场开庭为原则，在线审理为例外”，只有中国等国家实现了“弯道超车”，在互联网司法探索方面走在前列。但是，也许到2025年或者2030年，全球法院都将以“在线审理为原则，现场开庭为例外”。
为什么会催生这样的“大趋势”？疫情肯定是重要“催化剂”。萨斯坎德教授认为，疫情导致多数实体法院关闭，促成了司法领域的一场大规模“在线实验”。虽然很多法院采取音频、视频乃至网络聊天室形式庭审，但这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还算不上系统性变革，但即便如此，也收到积极成效，审判效率大大提升，改变了不少批评者和保守者的印象。所以，在线法院的历史变革已经启动，不会因疫情结束再开倒车。
那么，互联网司法在各国面临的主要质疑有哪些呢？或者说，为什么很多法官、律师会排斥在线法院。从研讨会情况来看，各方反映的“负面”因素无外乎如下：
第一，在线审理无法充分保证司法公开，只有法官与律师“屏对屏”，公众难以参与。
第二，没有“面对面”质证，难以确保法官准确判断当事人陈述和证据的真实性。
第三，没有条件使用互联网的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难以保障。
第四，当事人自我代理、在线出庭，可能会影响到传统律师业的收入。
第五，在线司法可能影响法庭威仪，有损司法权威。
第六，由公共部门主导的科技创新工程缺乏研发动力和经费保障，失败率比较高，让企业主导又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第七，英美法系法官年龄偏高，不太愿意接受在线审判方式，等等。
好吧，上述西方法官、律师和学者们的“隐忧”，是不是很熟悉？事实上，我国互联网司法在起步阶段，也曾面临类似的质疑。再往前看几步，在深化司法公开，推进裁判文书、审判流程、执行信息和庭审公开方面，也曾遭遇这样那样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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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的互联网司法
“理念一转天地宽”，当其他国家议会还在为是否设立在线法院，谁来划拨经费保障争论不休时，中国已经设立三家互联网法院。经过两到三年的探索与实践，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已成为在线司法的“样板间”和“示范田”。移动微法院等诉讼平台已在全国推广。除了建成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站，打开中国庭审公开网，已有697万件案件在线直播，访问量超过237亿，最高人民法院直播的案件数量也已达到4371件。
某些在西方学者看来非常“先进”的理论设想（如“异步审理”等），两年前已在中国互联网法院成为现实。此外，在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防止证人在线受干扰、电子证据的传输与储存、电子文书的送达与效力、在线庭审礼仪和秩序维持等前沿领域，中国法院已积累丰富经验，并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成效。除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文件外，经立法机关授权，一些在线诉讼规则正在15个省份20个重要城市的法院开展试点。
疫情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司法同样经受住了考验。今年2月以来，全国法院在线开庭数量已超过20万次，同比增幅达到450%以上。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也以在线方式，远程调处13起知识产权关联案件，并在线审理了4起发明专利权系列纠纷案件。
可以说，无论是专业化审判体系规模，还是智慧法院发达程度，乃至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落地深度，中国法院目前都是遥遥领先。发展阶段上，中国的互联网司法也已走出探索试错和平台建设时期，着重于提炼规则、理论提升、伦理完善和更多新技术的落地应用。
不过，正如“百年老店”联邦最高法院终于迈出远程庭审的第一步。此次疫情，将促成诸多法官、律师转变司法理念，改变工作习惯。疫情结束后，相信不少国家会调整在互联网司法方面的政策，并增加经费投入。
总之，面对新的变化，如何在以变应变、以新应新的同时，向世界讲好中国互联网司法的发展故事，为网络空间依法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尚须更多中国法律人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