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九冶 (再见九号线演唱)

大家好,这是7东西的7在2018年的第八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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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荡山看到的勉县

国庆假期,我久违地回了一趟老家所在地——勉县。勉县在汉中盆地的西边,是一个拥有四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

虽然称它为“老家”,然而我并不是当地人。我的父母以及我同学的父母也都不是当地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在二十郎当、意气风发的年纪,进入了冶金工业部第九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九冶),带着国企员工“铁饭碗”的安全感,在汉江南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里建起了厂房、办公楼,划分了东西南三个家属区,盖起了医院、学校、食堂、公共澡堂、灯光球场,还有专门宣传九冶企业新闻的报纸,效益比较好的时候甚至搞了个九冶电视台。父辈们的衣食住行都在这块弹丸大的地方,他们渐渐适应了这样的集体生活,陆续步入婚姻。

生孩子的时候正赶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如火如荼地进行,家家都是独生子女。在“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声中,孩子呱呱坠地,谓之“九冶子弟”。我也是其中一员,直到18岁考入大学之前都在这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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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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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民宅

那时候我们被当地小孩称为“九冶的”。即使吃同样的米,喝同样的水,在他们眼里我们始终是外来人口,不属于这片土地。我们对勉县也没有太多归属感。

每逢春节,九冶几乎就人去楼空。来自天南海北的父母无论多累也会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那里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故乡。

但是像我一样在人为圈地建设的集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九冶子弟,对父辈们的思乡情结产生不了太强烈的共鸣。每次说起自己的家,还是会想起汉江大桥南边的红砖家属楼,想起家里粗糙的水泥地面和单调的白墙。

当时每个单元楼下都有一排简陋的储藏室,一户一间。水泥灰浆粘合的红砖墙配着绿漆的木板门,有的人家用来放自行车、蜂窝煤,有的则圈养着鸡、鸭。夏天我常去河坝下面的草地上逮蚂蚱,拿回来喂邻居家贪吃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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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摊开晒的苞谷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能通过口音判断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是不是“九冶的”。因为我们几乎没人说当地方言(也不怎么会说),都说一口朴素的、听不出什么地域特征的普通话。

而当地人就算改口说普通话,发音和咬字的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当地的文化无法轻易渗透进来,我们也始终无法彻底融入当地的生活,就这样彼此在微妙的对抗中平衡相处。

虽然语言和文化很难渗透进来,但是食物却是个例外。毕竟方言可以不说,饭却不可以不吃。像九冶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人的企业驻地,吸引了不少当地老百姓来做口腹生意。

一年四季的新鲜果菜、干货土产自不必说,各种小吃也逐渐出现在桥南边十字路口的早市上,成为九冶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豆浆、豆腐脑、包子、油饼、油条、擀面皮、热米皮、菜豆腐、拉丝面、馄饨、核桃馍……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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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学期间,豆腐脑配核桃馍是百吃不厌的固定组合。早市上的豆腐脑是一位四川阿姨家出品的,盛满豆腐脑的大保温桶用厚棉被包裹着,一揭盖豆香扑鼻。

阿姨一手持碗,另一只手用扁扁的铲子蜻蜓点水般捞几下,就是一碗白嫩嫩、热乎乎的豆腐脑。浇上酱油、醋,撒上榨菜碎、酥黄豆和香菜,简单却让人难忘。

而作为汉中地区小吃代表的热米皮和菜豆腐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引起我半点兴趣。老爸屡次推荐我尝试,可是一闻到菜豆腐那种酸不叽儿的怪味,我就躲得老远,唯恐避之不及。

直到最近两三年才突然对这个组合产生了兴趣。这次回家跟着老爸连着吃了好几顿,不仅不觉得腻烦,竟然还吃出了一丝熟悉。味觉这东西可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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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白烟的是汉江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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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光影闪烁的斜拉桥

如今,九冶已经将主要办公地点迁到了咸阳,勉县这边只剩下一些离退休老人。土地也出售给了当地政府,拆的拆、改的改。

我住过的东零四早已被夷为平地。曾经的花园、厂房、办公楼、食堂、公共澡堂、灯光球场……逐渐都消失了。

原本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的河坝一带变成了宽阔的江滨大道,安上街灯,种上绿植,放置几套全民健身的体育器械,就成了老年人晚饭后消食遛弯、跳广场舞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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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滨大道的夕照

和我一样年纪的年轻人,虽然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但却没有乡音,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息的习俗。考上大学以后,又重新散落于天南海北,扎根在新的土壤里,散叶开花,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看望父母。

这次回家前,我念念不忘要去吃四川阿姨家的豆腐脑。老妈感叹地说,原来的早市被驱散了,很多小吃都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但四川阿姨的大女儿还在继续做豆腐脑,很多老人还是会去她们家吃。

回去以后我专门去吃了一次,然而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黄豆没有早年间好了,吃进嘴里的再也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谨以此文纪念我父母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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