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南
福建自古山多路险，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古时闽冮两岸长满紫菊和红蕉，城区北面是山，南面是海，山上林密路深，时人沉迷这里的如画风景，也感叹这阻隔外界的不便交通，唐代诗人杜荀鹤在诗中写道："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焦叶叶声。北畔是山南是海，祗堪图画不堪行。"路上交通闭塞，催生了海路的发展，闽江畔的福州港（东冶港）自汉代起出现对外贸易，至今也有2000多年港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屈居为地方性小港。明代海禁政策下，福州港异军突起，受惠于中琉朝贡贸易的带动效应，取代显赫一时的泉州，成为东南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华丽身影。
弘舸巨舰恍如仙境
从汉*开代**始，福州东冶港出现海外贸易，东冶港与中南半岛开辟了定期航线，成为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同时通航日本澶洲。东冶之称由冶山而来。冶山位于城东北面，为屏山东支的一座山丘。传说欧冶子曾在此铸剑，故名。东冶故址在今福州古岭以南，旧城隍庙以北。
吴国征服闽越后，东冶港是其重要海上活动基地。吴国在闽中设典船校尉一职，专门督造船只，建立温麻船屯。据梁克家《三山志》载，典船校尉都尉营设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当中有大批罪犯从事造船，温麻船屯是福建官办造船厂的开端，当时东直巷
还是个河口港湾，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造船。东冶港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吴国能动用大量船只，两次开展海上探险，东冶港这一造船基地发挥了很大作用。
左思《吴都赋》描写当时吴国海船："弘舸连轴，巨舰接舻。飞云益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峙，时仿佛于方壶。比鹢首而有裕，迈余皇于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篱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在左思笔下，吴国制造的船是"弘舸""巨舰"，吴王孙权所乘"飞云""益海"更是不凡，遥望如华楼重叠、岛屿峙立，仿佛置身方壶仙境（"方壶"为传说中三座神山之一）。"闽"就是闽中东冶，"禹"就是广东番禺，闽禹都是当时主要的造船基地。这段话还说明东冶不仅是造船基地，而且是航海人才的摇篮，在古代航海上具有重要地位。东吴船队能够横渡台湾海峡并远航南海诸国，北航辽东，浮海至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与当时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技能的提高有直接关系。
开门节度使王审知
福州晋安区新店镇斗顶村斗顶山南麓，有一座闽王墓，墓主人是五代时人王审知及其夫人。闽王墓坐北向南，平面呈钟形，砖石结构，三层墓埕，山坡上方竖有一块高287米、宽0.94米、厚0.2米的墓碑。碑额琢有双龙戏珠浮雕，碑面正中楷书"唐闽忠懿王墓"。右镌"万历三十年岁次壬寅季春吉日"，左刻"福建都运使司副使、前兵科给事中裔孙亮重立"，字径分别为0.35米和0.12米。
唐朝末年，爆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曾一度攻占福州。当时中原兵荒马乱，士民纷纷避兵南迁。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与弟弟王审邦、王审知投奔光州刺史王绪，率部入闽。王绪暴虐无道被杀，部众推举王潮兄弟为首领。乾宁四年（897年）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位，朝廷加封其为武威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累迁至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天祐四年（907年），后梁太祖朱温升王审知为中书令，封闽王。
唐末经历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的动荡，国力日渐衰落，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正常运转，被追中断，发展海上贸易成为唐朝与海外诸国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渠道，港口城市迎来机会，福州出现了王审知这位关键人物。
王审知治国期间，奉行"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从政理念，大力发展海上对外贸易。他依托福州靠江面海的地理特点和汉代时开辟的东冶港，利用先民们擅长航海人力优势，开辟甘棠港，拓展对外贸易的新航线，奠定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肇始和对外贸易的格局，福州港在这时期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王审知执政福州期间开辟了两条对外贸易的航线：一是北上航线。从福州港出发，经东海海域，到达日本新罗、高丽等国。唐大中六年（852年）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归国，在海上航行６天，于闽江口的福州连江县登陆，随船而至的还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６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才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二是南下航线。从福州港出发，经南海海域到达占城、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天德二年（994），"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罗来，道里不时，遍体疥疮"，到福州龙德门外汤院一洗即愈，为此金氏捐款5000缗在温泉旁盖一亭以资纪念
王审知依托甘棠港的对外贸易，将交易的舶来品进贡给中原朝廷，保持着与中原的隶属关系，贡品中有象牙、犀角、真珠、香药。治国三十九年他所做的努力为9—10世纪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与海外的经济贸易的往来，推动了中外多元文化的交流，如今福州仍保留有税课司旧址、邢港古航道和古码头，这些都是王审知主政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
闽安古镇自古是中国东南沿海政治和军事重镇，占据闽江峡谷天险，控扼闽江江防要隘。唐景福二年（893年），王潮攻占福州后，在闽安镇设税课司，负责来往福州港对外贸易船只的课税业务。以后历代都在此设置巡检司，负责巡沿海各县政事、缉私、巡捕海匪及设关课税等。王审知为发展海上贸易、巩固江海防，还于闽安建造通海大石桥——迥龙桥，成为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
邢港古航道源于婴白山天马峰下，向东南经白眉、前洋、康坂、闽安镇，注入闽江。古航道集水面积150平方公里，最大流量为每秒236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开辟前洋到闽安镇10公里的航线，日进出约百多艘，年吞吐量达40万吨。
邢港古码头位于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长为30.68米，伸出水面部分宽为1.43米。该码头东侧连接迥龙桥，分布于该桥南、北两侧，呈内八字形排列。码头条石铺面，石面下四出挑金刚石依次向西侧收分，各出挑分别由两层条石铺成，高度约为0.65米，底层为横向条石出挑，上层为纵向条石压顶。此种砌法对岸边趸船十分便利。
王审知64岁时去世，谥号忠懿王，他的墓葬曾于明宣德五年（1430）被30名屯军盗掘，出土王审知像、玉带、玻璃碗等器物。万历三十年（1602），后裔王亮重修。1981年4月全面维修时，又清理出破损的白瓷碗、青瓷唾盂、青瓷莲瓣杯、白瓷盒（缺盖）、玻璃碎片，以及王审知墓志1方、王妻墓志1方。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州已成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
郑和下西洋补给站
福州港虽然在唐末五代时就与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联系，但直到宋元时代都只算得一个地方性港口，隶属泉州市舶司管理，在海外贸易全局中并无突出之处，相关史籍记录也较少。
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郑和舰队多次驻泊福州港之外港长乐太平港，并从福建长乐等地补充招募水手、舟师，打造船只，筹办货物等，客观上促进了福州港与东南亚各地区，以及印度、非洲等地的贸易。如今的福州保留有多处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天妃灵应之记碑、三峰寺塔等遗迹，无不在向后人述说着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丝万缕联系。
三峰寺塔原名圣寿宝塔，古时的太平港位于三峰寺塔的西侧，当时郑和船队每次开洋，必集于此整训，等到冬至以后东北季风来临再开船出海。传明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登塔察看港口时，得知这座塔是为宋徽宗祝寿而建，颇为不悦，说赵佶是庸君，被金人所俘丧身北国，便将塔名修改为现名沿用至今。只可惜如今太平港已经消失，曾经港阔水深的天然避风港上已筑起高楼
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郑和碑，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05-1431年）间，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
福建是海神妈祖的故乡，船队远航需要恭请海神保佑，驻泊福州港便于祭祀海神。福州有发达的造船业和素质优良的航海人才，可为航海船队提供优质海船和优秀驾驶人员、水手等。郑和下西洋每次都要从江苏刘家港航至福州太平港，驻泊伺风，扬帆出洋，人数达2.7万多，驻泊的时间最长达10个月之久，驻泊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补充物资，整装休整。
福州当时已是重要的生产丝织品的产地，郑和采购物资中丝绸是大宗商品。福州明代墓葬中曾出土保存完好的丝织物，现藏于鼓山涌泉寺内来自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巴利文"贝叶经"，也是福州丝织物海外传播的实物证据。这些"贝叶经"经过水沤、压干、修剪等处理，以代纸书写佛经，并深以颜色，不但字迹清晰，且不易褪色，还可防虫、防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贝叶经"每片之间都以产自福州的丝绸做成精致绸带将"贝叶经一片片串联成册，精致美观，足见当时的福州丝织品已畅销海外，且打破了在服饰领域内使用，运用到文化、宗教领域中去。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带去了本国的奇珍异宝，各国的珍奇动物也从长乐被带到了全国各地，福州长乐太平港也成了一处著名的贸易港口。
中琉朝贡贸易催生黄金年代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下令实施海禁，规定"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细绢、丝绵等海外畅销物品严禁出海，违者严惩。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他又下令严禁民间使用海外各种产物，番香番货，皆不许使用，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祭祀用香也在禁令之内，杜绝一切海外私贩的可乘之隙，后明朝诸代皇帝都坚持了这一海禁政策，并在原有的禁令上增订了许多凡例。如："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或"打造前项船卖与夷人图利者"都要斩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严厉的禁海政策使得中外私人海外贸易商及海外贸易的活动鲜有出路，几乎陷入绝境。海外诸国来明朝的朝贡贸易也出现了"贡使渐稀"的局面。公私贸易都几近停滞，东南沿海民众生存堪忧，海外物产在中国的稀缺与明朝贵族阶层对海外奇珍需求之间矛盾与日俱增。
这时期福州与琉球的朝贡贸易却从未中断。明洪武二十五年（1389年），为了发展中琉贸易，明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些人中多家住福州，由于他们熟悉闽江这一航道，停泊于福州便于他们探亲访友，有时贡舟便舍弃泉州官方港口，在福州停泊。
明代闽江的航运业得到开发，闽江有其天然优势，江宽水深，大吨位货舶可直抵福州城下进行贸易，而晋江两岸的地表植被遭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每年有大量泥沙往下游输运，常年泥沙淤积，泉州港货物吞吐量不断减少，大量货物改道福州。
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以此地作为与琉球官方朝贡的唯一贸易窗口，在其他港口贸易几乎停滞的情况下，以福州为中心的中琉贸易得到空前的繁荣，福州港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明宣德年至隆万年间成为福州港海外资易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福州港成为全国的中心港口，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无不体现在福州与琉球的贸易之中。明朝后期海外贸易锐减，而福州港一枝独秀，成为中外交流中心，在外交上起到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日本、朝鲜之间关系的作用，福州港一跃而成为明朝海外贸易上举足轻重的港口。
明成化年间规定琉球国来朝入贡的贡期是两年一贡，但为了加倍获取巨大的贸易利益，琉球国想出种种办法增加朝贡次数：每次明朝派使节去册封后，琉球国王都要派谢恩使宋朝入贡；每当明朝皇帝驾崩，琉球国要派专使入明进香，明朝新君主登位后又要派庆贺使入朝祝贺。此外琉球国又想出派接贡船、护难舶等办法来华朝贡，琉球朝贡名义上是两年一贡，实际上有时是一年数贡，为的就是赚取大明王朝的丰厚赏赐。据《明实录》记载：明成化初年至嘉靖末年（1465—1566年）这一百多年中，琉球到福州入明朝贡的次数达78次，而中国与琉球之间的贸易在一定程度又代表了中国与多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
除官方贸易外，福州港还有部分私人贸易的存在，一方面中国出使琉球的使者私下从福州带货到琉球资易，另外一方面，琉球使者到中国也在"朝贡"名义下进行*私走**贸易。史载永乐二年（1404年）琉球使臣"私贵白金诸处州市瓷器，事发当论罪"，帝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以不足罪。"这种纵容政策使得来华朝贡的使者对*私走**贸易有恃无恐，私人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是这时期福州港发展的助推器。
明政府严禁夷人货物与商家直接交易，私下交易不是直接销售，而是通过官设牙行作为中介进行。市舶司设有官牙24名。牙人选殷实人户充当，经官方特许，发给印信文簿。他们将琉球货物介绍给商人交易，从中提取佣金。也就是说只要交纳一定的税金，这些货物就可以在民间贸易。在全国范围内番货奇缺的情况下，福州港成为全国番货的主要集散地，各地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纷纷来到福州港进行贸易。
琉球国物产稀少，其入明朝贡的贡物多采自东南亚诸国，而运往东南亚诸国交易的物产又多来自中国。中琉贸易表面上是往返于福州与佛太泥（马来半岛北部）之间的贸易，实质上琉球船只起到中转作用，如果琉球国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的货船遭风未回，就会延误两年一贡，过后再遣人补贡。琉球在东南亚诸国收买的货物，利用进贡的机会在中国进行又一次的贸易获利。
琉球国从中国携往海外诸国贸易的物品主要是各种绸、缎、丝、纱罗、绞、色绵花布及纺织工艺品，各种瓷器（大小青盘，大小青碗），各种漆器（漆盘、漆栈）等，另外还有杭州金扇、徽州墨、湖州笔等产品。海外各国经琉球船只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是胡椒、苏木、香料和倭刀倭扇。
明末海禁开放，仅有的少数海上私人贸易也从泉州转向漳州月港，月港的兴起打破了官方朝贡的垄断贸易，中琉贸易开始走向衰退，福州港从其全盛时期转向短暂的低落时期。
武夷山红茶
清代福州港有过一段复苏阶段，原因是福建武夷茶。1842年8月29日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人选择福州作为首批开放口岸城市之一，"意在武夷山茶。"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切断了武夷岩茶输往广州的旧通道，武夷茶无法运销广州，同时上海的小刀会起义也切断了武夷红茶运往上海的新通道，茶货滞销。这一年，美*旗国**昌洋行到武夷山茶区收购次年贸易用的茶叶，经闽江顺流而下运至福州，这尝试让外国商人看到了福州港的潜力。之前，茶叶从崇安运抵广州，一般需要一两个月，运至上海也要28天左右，而运往福州最快只需4天。由于运输时间短，费用低，加之距离茶区较近，价格相对较低，外商到福州收购茶叶积极性也随之提高。1853年，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加入到收购茶叶的队伍中，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
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福州茶船航往伦敦的时间大为缩短，出口量进一步增加。据海关资料统计，19世纪70年代大部分年份，福州输出茶叶在60多万担，1875年一度达到720,213担，1880年更高达802,13担，创历史最高纪录。进入80年代，虽然福州的茶叶出口已有所下降，但绝大多数年份仍维持在60-70万担的规模。
福州港在清代的复苏没有维持太久，国际上一批新的产茶国迅速崛起，国际茶市供过于求，使得福州茶叶贸易受到严重冲击。19世纪70年代以前，新兴的茶区如印度、锡兰、日本等地，茶叶生产有限。例如1785年的锡兰，茶叶种植面积仅1080英亩，而至1895年却迅速发展到305,000英亩。1886年锡兰茶叶出口5,207,290磅，1889年达到26,099,840磅。印度红茶发展也很迅速。世界茶叶市场由原来的福建独霸转变为多国争抢的局面
国内南方各省出产红茶也后来居上，武夷岩茶质量却不断下降。当时一担武夷岩茶价格多在3040元，而同样数量的祁门红茶售价已经达到70.80元。加之武夷岩茶贸易发达以后，清政府垂涎于茶利，不断增设税局。武夷茶运输所经河道、港口，全部增设税卡。茶税不断攀升的同时，茶价却在不断地下跌。
清代茶叶出口贸易的衰落使福州港结束了短暂复苏。1972年以前，福州港仅为一靠泊能力不过5000吨级、吞吐量不足80万吨、设施简陋的河口小港。此后经过多年发展，福州成为河口港和海港共同发展的大型港口，并开通往西非的远洋航线，在21世纪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更大的机遇。
参考资料：
《略论福州港在明代海外贸易中的历史地位》
《王审知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的丝织品贸易》
《谈*片鸦**战争后闽江茶叶贸易对福州港兴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