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振林
连载:开篇

初来民丰 面临污水难题
1966年3月4日,正在吉林造纸厂工作的我,突然接到轻工业部王新元副部长从嘉兴发来的一封电报(当时轻工业部“四清”工作队正在浙江省嘉兴民丰造纸厂搞“四清”工作),叫我立即动身去嘉兴民丰造纸厂参加“四清”工作队。
5日,我把电报交给王大维厂长和厂*党**委看过之后,就让厂办秘书王忠禹同志去火车站给我购买一张6日去嘉兴的火车票,乘坐火车在8日晚上到达嘉兴民丰造纸厂。
到达后,王新元副部长让我先到招待所去休息,第二天早晨8点到业余大厅参加会议。3月9日早晨8点,我到业余大厅时,看到已坐满了人,是全厂干部会议。谁知我一进门,王新元就迎上来,把我拉过去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厂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震惊了。
我要来嘉兴民丰造纸厂担任厂长的消息,事先连吉林造纸厂也不知情,就连调令也是在三个月后才由轻工业部下达。我这才知道,我调来民丰造纸厂是由轻工业部自行决定的。
3月9日那天,王新元在会上宣布之后,就拉着我走出业余大厅,到工厂门前的运河边上乘船到乍浦,沿途察看民丰造纸厂排放出来的制浆造纸污水对运河污染的情况。
当时为了解决沿河两岸农民吃水问题,给农民打了不少井,对捕鱼为生的渔民安排了转业。
在乍浦海边修建了往海里排放污水的泵站,准备将民丰造纸厂的制浆造纸污水铺设管道往海里排放。但是往海里排放污水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民丰造纸厂的污水处理就成了一个大难题。王新元对载说,对造纸你是内行,先不用管,先熟悉一下情况,首先考虑如何把废水处理好。
嘉兴民丰造纸厂虽然只是一个中型造纸企业,但却是一个生产多品种纸张的造纸厂,是轻工业部直属造纸企业之一。由于所生产的自制稻、麦草浆和麻浆所产生的制浆及造纸污水中含有大址烧碱和短小纤维等物,不经处理排人河道,严重污染水质,不仅危害渔业生产和沿河两岸生活用水,而且在河水倒流的时候还严重影响本厂所生产的纸张产品质量,污水处理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会影响到民丰造纸厂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所以王新元要我首先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研究,我认为制浆造纸污水既不能排放,也不可能全部采用生化处理的方法解决,因为用生化处理的方法虽然能处理好,但是制浆造纸的污水量很大,一天有几万吨,如果要全部进行生化处理,费用是非常高的,生产成本承担不起。
所以必须走碱回收的路子:
一是将污水中的短小纤维过滤回收给生产箱板纸掺用、
二是将制浆污水的残碱回收再利用,
三是将回收之后的水再生化处理。
这样处理费用就比较低了,生产成本也是可以承担得了。
但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碱回收。因为木浆碱回收国内外都已有了成功经验并且还有可观的利润。而草浆则因为用碱量少,而且制浆污水当中含硅量都很高,不易蒸发,国内外还都没有回收的先例。
由于我不懂碱回收技术、没有经验,就找吉林造纸厂的张福书工程师请教。因为佳木斯造纸厂在“一五”期间从苏联引进一套木浆碱回收设备,而张福书到佳木斯造纸厂实习过,吉林造纸厂的自制木浆碱回收的技术工作也是她在负责。当时,她也认为草浆碱回收难度很大,但不一定绝对不行。于是,我就请吉林造纸厂支持,把张福书调来民丰造纸厂。
民丰造纸厂的自制浆有三种,一种是稻草浆,一种是麦草浆,还有一种是麻浆。危害最大、数量最多的是麦草浆。
我们决定首先从解决麦草浆黑液开始。上海制浆厂有一套年产一万吨木浆的碱回收设备在生产,规模大小和民丰厂的万吨麦草浆相当。所以就计划先按上浆厂的碱回收设备原型订购一套,建起之后用来实验回收蒸煮麦草浆浓黑液当中的残碱,再边生产边实验,逐步摸索探讨进行改造,使之逐渐适应麦草浆碱回收。
轻工业部同意了这个方案,并立项分期拨款进行筹建。还指定由轻工业部造纸管理局、造纸研究所、发酵研究所、北京设计院、上海设计院参加或配合此项工作。
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四清”工作队准备撤出民丰造纸厂,让我回吉林将家属接到嘉兴来,以便安心在民丰造纸厂工作。
我家人并没有长期留在南方居住的思想准备,所以大儿子世杰仍留在吉林造纸厂工作,大女儿洁萍也留在吉林造纸厂子弟中学读书,只有妻子秀琴和我带着较小的女儿洁华、二儿子英杰和小儿子少杰一起迁到嘉兴。
住房方面,民丰造纸厂将被调走的厂*党**委书记*震王**的房子安排给了我,他的住房当时还算是比较宽敞的,但我为了体现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将这套住房让给一车间的一位劳动模范,他们家有七口人,叫总务科在48间楼下另外找了一套能住五口人的房子给我住。
虽然担任厂长,但我要求不要给我加工资,还按照当时吉林为六类地区、嘉兴是四类地区,将工资由117.80元再降低5%,以利于开展工作。
当我从吉林接家属回到嘉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蔓延到嘉兴。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工农群众也和学生一样,到处自发地成立各种各样群众组织,拉山头、搞帮派,到处*反造**夺权,领导干部全部被*倒打**或靠边审查,*党**政机关和工厂企业逐步瘫痪,管理人民下放劳动,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和各项工作陷入半停顿状态。
我个人虽然受到冲击,但是始终坚信真理必胜,只要已是为了革命和生产工作而同心无愧,只要自己认为正确月对错误的人和事就去反对,坚信在运动过去之后,必定会脱和平反昭雪。
所以,我从1967年8月被关进“牛棚”到1971年月被“解放”和1973年恢复原职正常工作期间,都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民丰造纸厂搞好,并思考着如何治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及不良后果。
(待续:连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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