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历史的源远流长离不开人们的探索求知，当然也离不开传承。在传承当中，书院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江西古代书院文化非常发达，不仅是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发祥地、而且其建置数量之多居于全国首位。
据统计，自唐至清代江西拥有书院1000余所。江西书院的学规之完备、办学质量之高，为时人所称赞。特别是在宋代，江西成为全国兴学最早、书院数量最多的地区，官办、官私合办、官助私办和私办的书院、学馆遍布城乡各地。如此众多的书院让江西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今天就一起探索江西九江古代书院的历史之路。
九江·庐山市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原星子县）五老峰南麓。“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已有1000多年历史，享有“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美誉，而最初仅仅是读书苦修之所。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940年)，比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早了半个多世纪，比英国牛津大学早了228年。发现这个风水宝地的，是唐贞元年间李涉、李渤兄弟。
李渤何人？就是苏轼《石钟山记》所讥笑的那个政府官员：“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他在五老峰下一处幽静山林隐居读书，养了一头白鹿自娱，打发寂寥的时光。
这头白鹿非常通人性，整天跟随他进进出出、不离左右。李渤每每要添置文具，就缚纸条于鹿角，聪明的白鹿便跑到近郊集市，店家收下纸条便放回笔墨，因而人称李渤“白鹿先生”。不过这是据传，是传闻。鹿有灵性，恐怕还灵不到这个份上。渤后任江州（九江古称）刺史，他觉得自己当年读书之地堪称洞天福地，遂拨款修葺，广植花木，建亭、台、楼、阁以张其事。这就是白鹿洞书院的雏形吧。
1179年，朱熹任南康军知军，白鹿洞书院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朱熹踏访书院调研，只见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朱熹非常惋惜，遂责令官员修复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生志，划拨田产，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朱熹还广邀著名学者来讲学，开创了书院。
今天来看朱熹为书院重建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在总结前人办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教之目、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当时读书人向往的高等教育教条学规和圭臬准绳。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著名哲学家陆象山来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有了朱熹、陆象山“白鹿洞之会”，自此书院闻名天下，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后世影响深远，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物质的基础固然重要，精神的一脉相承才是书院的生命线。清代程含章说：“朱子之教条具在也，陆子之讲义犹存也，诸生童处名区而希前哲，其毋以学术为钓具也哉。”朱子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代影响很大，也是公认的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人。
从高处看，书院更像是江南水乡的一个大四合院落群，青瓦白墙，飞檐翹角，这也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从名称上看，嵌入一个“洞”字有点牵强。那么，这里究竟有没有洞？没有洞，为什么叫白鹿洞呢？
据《白鹿洞志》记载：“初，鹿洞有名无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知府王溱乃辟讲修堂后山，为之筑台于上。知府何岩凿石鹿于洞中。”则知晓白鹿洞原是以山峰环合似洞而得名，现有的石洞和石鹿，则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凿的。洞”的得名实际上是就其所处的地形地貌而言的。白鹿洞地处山谷盆地之中，从空中俯瞰，其地就形似一个朝天的洞口，广纳天地灵气。但这一说法，总让人有牵强附会之感，
有人认为，白鹿洞没有洞，是个天大的遗憾。到明代时，还真就有两任地方“好事”官员，一位是明嘉靖九年（1530）南康知府王溱祭山开洞，刻湛若水《心性图说》于碑屏、《四勿总箴》于洞壁，吕棺撰写《新辟白鹿洞记》。后来在洞上又建了一座思贤台；
另一位是嘉靖十四年（1535）南康知府何岩，任上命当地石匠打造了一只白鹿放置洞中-并作《石鹿记》。石鹿是白鹿洞书院仅存的明代实物，雕刻上刀法简练，线条柔和。有了白鹿，有了山洞，“白鹿洞”书院算是名副其实了，至今遗址尚存。
但也有不附和的！过了80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江西参议葛寅亮，认为白鹿本无洞，不应该生搬硬套，更不应该画蛇添足，于是将石鹿从洞中取出埋于地下！1982年，维修礼圣殿时发现石鹿，才重新置于洞中。
其实，有没有这个洞或者白鹿，都不重要。地因人重，洞以书院而传，关键是其为发展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弘扬儒学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东佳书院（现为遗址）
位于徳安县城西北32公里（今车桥镇义门村）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它比白鹿洞学馆至少早半个世纪。 据中国古代书院史之研究，江西徳安东佳书堂创立于唐龙纪年（公元889年）前，发展到宋，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所藏书、帖“号天下第一”(文德翼《求是堂集》)。
东佳书院，由德安义门陈氏始创于唐末。陈氏家族是唐宋时期江南罕见的累世聚居大家族。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义门陈氏始祖陈旺举家迁至九江郡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即今江西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开创基业，创办了培养陈氏子弟的家族私塾。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陈氏七世祖陈崇将私塾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书院。延至宋初，经过义门陈氏的“数年经营，万力鼎建”、“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东佳书院逐步成为“亭台楼阁，耸延四方，栋宇连云，旌旗映日”的大书院，随之出现了“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的盛况。
书院坐落在“群峦逶迤，起伏沧浪，泉流浩涌，飞瀑千丈”的东佳山下，这里环境清幽，风景秀丽，无车马之喧，无俗尘之染，是一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
“东佳左峙形胜一方甲第，源泉右绕泽流百代人家”，这幅赞美东佳书院风景的对联，镌刻在两个四米高的石柱上，至今保存完好。历史文献为后人大致呈现了东佳书院的原貌：书院入道口，立一门闾，全然竹构。约行里许，有石阍突出院墙。入院，院阁九幢、约三十间。其中，两幢傍西岭，三幢依南麓，四幢临东山。集贤院是主建筑，院内“堂庑数十间，冠垛丛立，甍榭参差”。
此外，还有礼圣殿、衮公亭、师寓、讲堂、试堂、书楼、赏莲亭、寄咏舒、望云庵等建筑，布局精巧，错落有致。对此规模宏大、美轮美奂的建筑群，北宋学者钱若水赋诗赞道：“楼上落霞粘笔砚，池边怪石间松筠”，“朱实垂庭红橘熟，清香袭座药畦春”。
陈氏家族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组织完备，它有书屋、书堂两个层次。书屋是基础教育，教化童蒙，供7—15岁的少儿入读。陈氏子弟在书屋毕业后，其中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的，方能入东佳书堂就读并参加科举考试。
从书堂丰富的藏书、为举业作准备以及承担为书院培养师资的职责等特征来看，不难发现其教育程度要高于书屋，东佳书堂的高等教育性质开启了我国古代书院教育与学术紧密结合这一优良传统的先河。
东佳书院有家法的保障与家族的支持。德安义门陈氏能聚族同居230余年，就是因为有独一无二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家法》第八条、第九条提出创办书屋、书堂，对学生入学、选择教师、供应纸笔墨砚、书籍保管等都作了规定。因此陈氏历位家长都重视教育，舍得投入，使东佳书堂在有“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的同时还拥有学田二十顷。
陈氏家族设置学田作为书院的固定收入，保证了书院聚徒、聘教、教学、购书、藏书等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据文德翼《求是堂集》载，至宋初，陈氏“所藏帖与书，号为天下第一”，东佳书堂发展为鼎峙江东的三书院之一，如果没有家族的经济资助是很难做到的。
东佳书院设学田以确保办学经费的方法被后世广泛继承，开创了中国古代书院设学田的先例。另外，东佳书院突破了一般家塾较为封闭的性质，招收外姓子弟，实行开放办学。《陈氏家法三十三条》规定：“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至南唐时，四方游学于东佳书堂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此举在扩大书院生源的同时，更提升了家族书院的影响，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东佳书院开创了一代读书新风，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果，为朝廷培养了大批人才。唐宋时期，从书院走出了18位朝官（其中有3人担任过宰相），29个地方官，55位进士，陈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进士”更是传为美谈。而且，书院重视人伦教化，通过对家族子弟宗*伦法**理意识的培养，形成了“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如公门”的良好家风，使德安陈氏成为古代封建家族的典范。因此，唐僖宗、南唐烈祖、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先后褒旌陈氏为“义门”。
唐僖宗题诗：“九重天上书声贵，千古人间义字香。”宋太宗题诗：“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来孝义家。”书院因声名远播、山水佳秀、藏书丰富，还吸引了欧阳修、朱熹、吕端、钱若水、黄庭坚、杨亿、苏轼等文人学士前来求知、讲学或游览，留下了300多件题词文章和诗篇。
理学家朱熹来此讲过学，并题有“唐宗令名久著，义门孝德流芳”。被后人誉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在书院题诗：“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
北宋翰林院学士杨亿有感于皇帝赠书数千轴，撰写了《御书楼记》。诗人苏东坡到此，也深有感慨：“曾至东佳书院来，紫岩洞口荔枝阶。……八方亭外五株桂，岁岁秋风一度开。”
不仅文人墨客来，朝廷命官也蜂至沓来，史载12位宰相到过东佳书院，其中有寇准、陈尧叟、文彦博、吕蒙正、晏殊、李昉、宋琪。当时，有副对联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盛况：“接官厅内尽是进士博士大学士；迎宾路上又来侍郎礼郎尚书郎。”
东佳书院作为一所家族书院，其沿革完全与陈氏家族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北宋中期，德安义门陈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建家庭组织，有3700余男丁、300余处田庄。1062年，宋仁宗吸取文彦博、范师道、包拯等朝廷重臣的建议，采取“一箭双雕”的方法分析义门陈氏，一是抑制义门陈氏人口过于集中、朝野势力太盛的现象继续发展；二是以义门陈氏作为封建家族的样板，教化全国人民，以维护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于是将义门陈氏分析为291庄，依派拈阄分迁江南、两直、川、浙、广、闽等地的路、州、镇。元末明初，陈友谅兵败于朱元璋之后，朱元璋对德安义门陈氏进行了第二次分析。
历史上，义门陈氏还遭受了多次兵灾。最严重的一次兵灾是南宋时期金兵对抗金名将陈郜故里即德安义门进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将义门陈氏唐宋时期的建筑夷为平地。随着义门陈氏的分庄及屡受兵灾，失去家族强力支持的东佳书院也渐趋衰落。在上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它先后易名为义门书院、河东书院、敷阳书院、德安县高等小学堂，最终湮没于岁月的长河中。
然而，东佳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愈益凸显，被现代学者认为是我国具有教学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获得了“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的美誉。
九江濂溪书院
始称濂溪书堂，亦称濂溪祠。宋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今赣州市），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濂溪本是周敦颐故里之名，周敦颐远离故乡，在外地长期为官，一来因为清廉而贫不能返乡，二来喜爱庐山之美，结屋于此，取名“濂溪书堂”，表示侨寓此地，乡关在目之意。该书院历代屡有兴建，数易其址，称谓亦有变更。
据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德化县志·书院志》记载，九江濂溪书院先后有四个称谓、四处校址：一曰濂溪书院，即早期的濂溪书堂，周敦颐逝世后改为濂溪祠，位于九江市治之南十五里处莲花峰下（今庐山区十里乡）。二曰濂溪港书院，在书堂左大筑学舍二十六楹（一列房屋称一楹），可见规模之盛，后毁，明正统、嘉靖、清康熙、乾隆时先后重修。明清时期又在浔阳城内建过两所濂溪书院，一曰丰储坊濂溪书院，为明嘉靖年间兵备道陈洪蒙建，院内有濂溪祠、无极堂、书室五幢、学舍四幢等建筑，清末已废弃。二曰新濂溪书院，在世德坊南，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府初之朴建，嘉庆、咸丰、同治间多次重修，原是祀濂溪先生神位的地方，后来成为青年学子受业习艺准备参加科举的场所。清末，在此基础上兴建九江中学堂。
濂溪书院绵延八百余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堪称九江书院史奇观。
周敦颐始筑书堂，当是从个人退隐会友读书蓍述着眼。真正成为书院，始于1071—1072年间，即周敦颐知南康军时，尤其是在隐居书堂讲学之后。他潜心著述，留下了《太极图说》、《通书》—宋代理学的开山篇，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宋代理学的鼻祖，即客观唯心主义的开创者，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产生极大影响。
不仅如此，他还培养了声名煊赫的两名弟子：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是早年由周敦颐在南安（今南康县）因程父程珦之托而收留、受业于濂溪书院的，程颢受周敦颐影响更大些，二程后来都成为宋代著名理学家。宋元之际学者吴澄（1249—1333），江西崇仁人，官至元代翰林学士，他曾在濂溪书院一边休养，一边讲学，认真阅读院中藏书，研究理学，折中于朱（熹）、陆（九渊）两派，知名一时。
濂溪书院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哲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在理学发展史上，更处于其他书院无法比拟的核心、灵魂和渊源的显赫位置。历史上到九江濂溪书院求学、游学、拜谒、寻访者，可谓连绵不断。许多名人诸如黄庭坚、苏轼、“二程”、朱熹、王守仁等等，都曾在此驻有足迹。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撰《濂溪先生祠堂记》、《濂溪先生画像记》。两年后，他知南康军，不仅怀着对先师敬仰之情，遍访元公当年在南康、庐山、江州的遗迹，修缮先生旧居，建“爱莲碑”、题“爱莲匾”，还亲自把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带到山北拜谒濂溪祠。“我率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可见*拜参**的情景与目的。
书院的创办之初带有浓厚的私人讲学交友的痕迹。“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周敦颐《濂溪港》）记载了濂溪书院初期状况。到后来，基本上由官府办学。重建、修复的资金由府、县承担。即如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濂溪先生）后百余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为建拙堂及爱莲堂于祠之侧。又其后，象之季史观之为德化宰，新造祠宇、书院、讲堂，为屋数十间，仿白鹿洞院例，招致名儒以为堂长，诸县举秀民以为生员，仍置田租以赡之，至今不废。
”“乾隆二十一年知府董榕复移建（濂溪书院）于莲花峰下。后因莲花峰头涧水潮湿，风雨飘摇，肄业学子不能安居，屋遂倾圮。二十八年，知府温保初对肄业诸生每月于府学明伦堂考课，给以膏火，至今因焉。”（录同治《德化志》）
濂溪书院为仿宋建筑，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自创办以来，书院人文蔚起，声名远播，濂溪遗韵历久弥光，历代名师在此传道授业，一大批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
明代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朱英，江西、福建布政使范辂，清代著名诗人郭远，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朱良才、李涛，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朱子奇等均在此求学立志，迈向辉煌人生。汝城濂溪书院是为纪念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是省级*物文**保护单位、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播宋明理学的文化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