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头条看纪录片#
文/魏一
之前关于敦煌的知识多是从文学作品、绘画作品中得来的，包括但不限于余秋雨的散文、动画片《九色鹿》等。看完这部关于敦煌的纪录片，尤其是《敦煌的召唤》这一集，被常书鸿以及后来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的精神深深感动。
常书鸿先生毕业于常书鸿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作品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有一天从卢浮宫出来，在塞纳河旧书摊看到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是由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还在自己的国家，我一定要回去。塞纳河畔和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了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名叫陈芝秀，比常书鸿小八岁。陈芝秀相貌漂亮，聪明有才华，在陈芝秀16岁的时候，就和常书鸿相识相爱了。1925年，他们就结婚了。并且有了女儿常沙娜。
常书鸿先生和第一任妻子陈芝秀
1941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女儿回到重庆，陈芝秀为常书鸿生下了儿子常嘉陵。1943年，常书鸿实现了梦想，带着全家来到了敦煌。陈芝秀满心的不愿意，但没办法。
常书鸿先生忙于事业，根本顾不上陈芝秀。敦煌恶劣的自然条件，陈芝秀的物质需要和情感需要无法得到满足。1945年，陈芝秀跟随追求她已久的赵忠清离开了敦煌。
但常先生带着女儿常沙娜在敦煌留下了，小沙娜很懂事，年幼的她帮父亲照顾着四岁的弟弟和家。母亲离开后，小沙娜便退学帮忙照顾弟弟。但是，她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反而，父亲给她制定了严格的学习任务：每天要练字，朗读法语；由董希文辅导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学习中国美术史。
此外，每天要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爬蜈蚣梯去洞窟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将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教导她在临摹中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与西域影响的关系。
2021年9月7日，央视记者王宁随常沙娜先生参加在故宫举办的“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王宁拿出一条丝巾，常沙娜直摇头：“no,no,no，颜色也不对，图案的比例也不存在。乱来，他没有学习，也没有研究，拿来以后一拼，这都不对。”印象很深刻的是常沙娜老师说中国的文化要有根有源、要有文脉、血脉。
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初见王宁时，王宁主动提出帮常沙娜拎包，她说：“我有自己的程序，不要打乱我的程序”，顿时觉得这位老人家太酷了。刚一见面，她就主动跟王宁讲自己乳腺癌切除了乳房，王宁问她有什么感受时，并不像网传的那样，常沙娜先生说没什么感受，跟平常一样工作休息。细想想常先生说的应该才是最真实的反应，面对疾病，本来就应该以平常心对待。
常沙娜和父亲常书鸿先生
陈沙娜和父亲常书鸿（照片）
少女常沙娜（照片）
少女常沙娜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41年，张大千先生到敦煌，原本只打算待三个月，可是，直到1943年春色最浓烈时他才离开。张大千先生的画风在45岁左右时有一个重要的改变，笔墨间摆脱了原本的清新俊逸，开始呈现出瑰丽雄奇的气象，应该与他在敦煌的三年经历有关。张大千先生一共临摹壁画276幅，这些临摹壁画后来在莫高窟大规模修复时，其中近200幅借用参考。
1943年张大千先生临走时，把一个纸卷交给常书鸿，上面标明在敦煌哪里能采到蘑菇。此后若干年，这张地图为常先生和孩子们单调的餐桌增添了不少稀罕的内容。这则小故事也可以看出老先生们苦中作乐的精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守着敦煌。
1947年秋天，常书鸿先生和李承仙结为伴侣，婚后有两个孩子常嘉煌和常嘉皋。常书鸿再也不是那个独来独往的“苦行僧”，与爱人相依相伴，共同携手开创属于他们的事业。
常书鸿和第二任妻子李承仙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将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并断绝了一切经济支持。后经常先生不懈努力，国民政府同意恢复敦煌艺术研究院。
如果没有常书鸿的存在，或许就没有人知道，当年经历过战乱的敦煌莫高窟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常书鸿把自己的一生事业都献给了这座人类史上的文化宝库。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先生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又按图索骥看了《国家宝藏》关于敦煌的节目，知道了常书鸿先生的外孙，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崔冬晖。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原来北京那么多地方有敦煌的影子。从北京地铁七号线到奥运会开幕式、福娃欢欢的头饰、民族文化宫的建筑纹饰都是。果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北京地铁七号线敦煌元素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彩绘
民族文化宫的建筑纹饰
福娃欢欢造型中的敦煌元素
了解这些以后，又忍不住去搜索了樊锦诗先生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