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被独立”的孩子
我的性格很独立，较少有依赖心理，做事从来不指望别人。而这种性格的养成跟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因为妈妈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陪我，我经常是独自一人面对世界，面对眼前的问题。其实跟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也特别想依赖妈妈，小时候特别愿意往妈妈怀里钻，在妈妈温暖的怀里，分外感到安全舒适。可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我不得不很早就独立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被独立”的孩子。
我两岁多的时候，保姆小黑姥姥回家走了。一时找不到保姆，妈妈上班时只好就把我锁在屋子里, 每天我就坐在床上, 爬在窗户上看着外边的天地, 等候着妈妈的回来。想妈妈时就哭一会儿, 哭累了就睡, 睡醒了就又趴在窗子边上。
姥爷来了以后，因为他在洗衣房工作，每天也要上班，总是抽个空回来看看我又走了，还是我一个人在家。
我又长大一点的时候就被送进进了托儿所。在托儿所我经常是最晚被家长接走的孩子，阿姨们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走了，还得看着我一个，很不高兴。我也就好象做错了什么事一样，一声不敢吭地躲在墙角等妈妈。有一次，天都黑了，托儿所里只剩下我一个小孩，一个阿姨看着我，那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嘴里嘟哝着难听的话。我不敢吱声，委屈地想哭又不敢哭，眼泪偷偷地流下来，被我一次次吞进肚里。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被叫醒的时候，我正缩在门后的小凳子上，灯光刺着我的眼睛，一位阿姨轻轻地唤着我：“小卫卫！小卫卫！醒醒！你妈妈让我来接你！”这是妈妈科里的护士王颖阿姨。估计妈妈正忙着什么重要工作离不开，突然想到我还在托儿所，赶紧让王阿姨来接我。
那时候我的身体比较弱，打针吃药是经常事。打针疼，吃药苦，都是小孩子最害怕的事情，但是也有几种我比较喜欢吃的药，一种是鱼肝油，黄豆大的橙色半透明胶丸，咬开里面是带有鱼腥味的液体，是维生素类。一种是宝塔糖，半寸多长的圆锥体，口感有点酥，甜的，是打蛔虫的药。一种是小圆粒的多种维生素丸。一种是比鱼肝油大一点的圆粒药，有各种很鲜艳的红红绿绿的颜色，也是糖丸，是预防小儿麻痹的药。此外，助消化的酵母片和山楂丸也很好吃。
四岁多时我因为生病住了半个月医院，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一次住院治病。那时我吃不下饭，消瘦，经检查有点贫血, 妈妈把我送到小儿科病房去住院, 一个病房八张床，住满了小孩。同屋的那些小孩子, 人人都有妈妈、奶奶或姥姥看着, 只有我是自己一个人,无人看护。那些孩子怕打针, 怕吃药, 想回家, 动不动就哭一阵,撒撒娇什么的，于是妈妈哄奶奶抱，可我却只能默默地坐着，躺着。医生来护士来，别人都是有大人说话，我却只能自己应付。每逢吃药，打针，那些孩子们蹬着腿哭，打着滚嚎，妈妈奶奶们连哄带劝，把着按着，跟上刑似的，完事了孩子们还红着眼抽泣半晌，可怜不到五岁的我只能独自承受，不敢哭不敢叫，打针实在疼了只能偷着流眼泪。那些妈妈奶奶们总是拿我做榜样来教育她们的孩子:“你看那个小哥哥, 自己住院, 从来也不哭, 不怕打针吃药。看你, 羞不羞。”甚至是：“你看那个*弟弟小**，多勇敢……”其实小孩子谁喜欢吃药，谁不怕打针啊。尤其有那么几个厉害的大夫护士,整天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打起针来, 大人都咧嘴。每当听到那些大人夸奖我的话，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哇。妈妈每天抽空来看看我，见我没什么事就放心地走了。我心里本来充满委屈，感觉简直像被抛弃的孩子，可嘴上却什么也不说。
住了十多天院，身体逐渐好起来，护士告诉我可以出去走走。走出病房，来到院子里，顿觉豁然开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光春**灿烂的日子，楼前大片粉红色的桃花盛开，空气清新直透肺腑，那情景真是永生难忘。
六、爸爸家
我出生时，爸爸还在外地工作，他是在我快满月时才第一次见到我并给我起了名字。
在我的记忆里, 爸爸总是要隔一段时间才见得到, 他总是不在我们身边。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才带着我到爸爸那里去, “ 到爸爸家去!”这是当时最令我兴奋的事。
爸爸在省军区工作，爸爸家当时在哈尔滨最繁华的道里区, 对面就是哈尔滨最大的百货商店------哈一百。爸爸家很宽敞很明亮，摆着各种家具，吃饭有专门的饭桌，不用趴在床上吃饭。平时爸爸自己住在这里，他也是在军区食堂吃饭，每到周末妈妈带着我们回来，才在家里作饭吃，才有了家的气氛。
作饭多半是妈妈，爸爸偶尔也露一下手艺。有一次爸爸做炸酥豆，就是把黄豆用水泡胀了，然后在油锅里炸酥，很香。那次可能是豆子泡得不到时候，反正炸的时候，豆子不断地从锅里“啪”地一声蹦出来，像*弹子**一样射得很远。厨房是公用的，别人家也在作饭，被我们家油锅里往外乱蹦乱射的豆子吓得直躲，爸爸尴尬地笑着，我躲的远远的，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下面这张照片曾经在哈尔滨最有名气的照相馆被放大后放在橱窗里展览。爸爸曾经跟照相馆要这张放大的照片，人家不给。要搁到现在，他们用我的照片做广告，这是肖像权，要征得我们家同意，要付给我报酬的，哈哈。
在爸爸家每次吃饭，菜都很丰盛，爸爸还经常开一两个罐头作为加菜，有午餐肉、凤尾鱼、酸黄瓜什么的。爸爸爱喝酒，他自己喝不算，还经常用筷子头蘸上一点放进我嘴里，有时候是甜酒，有时候是辣酒，看到我小脸抽搐噤鼻迷眼的样子就呵呵大笑。妈妈埋怨两句，他笑得更开心了。
到了晚上，爸爸给我们吃水果，吃糖。爸爸削苹果削得非常好，整只的苹果把皮削完，皮还都裹在苹果上，然后把皮一圈一圈拿下来，是长长的一条，削去皮的苹果露出白嫩的果肉，爸爸把果肉切成小块给我吃。吃完水果爸爸就开始给我讲故事。孙悟空、猪八戒、唐三藏、老龙王、魔头妖怪的故事，就这样走进我幼小的心灵。
我从爸爸那学到的第一个字是“人”，那是爸爸从《人民日报》刊头上的第一个字教给我的。“人”，我在报纸上到处寻找这个字, “找到了!爸爸, 看这是‘人’！”“ 好好!这是‘ 人’，卫卫真聪明！”爸爸和妈妈看着我笑了。
爸爸家养着一些花，有一株长出长长的藤，爬得很高，开出大朵嫩黄色的花，爸爸告诉我是黄瓜花。
爸爸总是睡得很晚，屋子里只有爸爸桌前台灯亮着，或读书或看报，有时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爸爸写字飞快，边写边吸着烟。有时我偷偷地看爸爸写字，心想大人写字怎么这样快呀？
爸爸还带着我们到院子里放飞盘。这是一个塑料制成的圆盘,圆盘中心有个小孔，放在一个木手柄上。手柄上有一个轴, 拉动绕在轴上的线绳, 当圆盘达到一定的转速时, 向空中一甩, 圆盘就会向天上飞去。这时候我就拍着手笑啊, 跳啊, 幼年的心灵好象也随着飞盘飞向蓝天了。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跃进大**”运动，这个名词我也知道了。也许是“跃进” 这两个字,使我联想起爸爸讲的故事中的“妖精” , 那时我总觉得“*跃进大**”是个怪物, 幼年的脑子里面自己为自己描绘出一个可怕的怪物, 而且好象个子很高，比一般人要高出一大截，脑袋大大的，只有半个脑袋半个脸，非常可怕。只要人们一说到“*跃进大**” ，我就喊着“ *跃进大**来了”，一头钻进妈妈的怀里。要是有什么事情使我不愉快, 谁也哄不好我的时候, 保姆也会对我说:“*跃进大**来了！” 我就吓得哭也不敢哭了。
有一次吃饭，我忽然问了爸爸一个愚蠢的问题，“人肉能不能吃？”爸爸想了一下，把手伸到我面前，说：“你能用刀把爸爸的肉割下来吃吗？”爸爸的神情很严肃，我吓的不敢做声。从此知道这个问题想都不该想。
我两岁时爸爸到妈妈所在的医院住院治病来了。这是我记忆中爸爸唯一一次来到妈妈家。他每天带我到院子里散步, 他穿着休养员的睡衣, 给我也穿了件小睡衣,我拉着爸爸的手。医院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都笑着说:“这父子俩, 多象啊。”
我学会的第一首古诗就是在爸爸的病房里，是爸爸一字一句教给我的。“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两岁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学, 第一次接触到诗。
有一回妈妈带我去医院的大楼里, 她给爸爸打电话, 要通之后, 让我也说两句。我拿起听话筒来, 感觉有点紧张，里面传来爸爸的声音，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清, 我说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是跟爸爸通话。
七、幼儿园
我四岁时和芦莎一起进了军区幼儿园。幼儿园在繁华的南岗秋林百货商店附近，是一个封闭的大院。四周是水泥墙上面用木栅栏围起来，木栅栏上涂着绿色的油漆。院子里有一幢三层俄式建筑，内有很多房间，按小班、中班分了活动室、食堂、寝室、洗漱间、厕所、浴室等。园中有很大的操场，有秋千架、跷跷板、攀登架、滑梯等。孩子们每周一送去，一直要到周六才接回家，这叫“整托”。
幼儿园接收的孩子都是从省军区和211医院来的，省军区是用一台大客车接送孩子，每到周一早上，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军区大院，然后孩子们就上车走了。车要走过军区大院一个长长的门洞，就像过隧道一样。每当车驶进门洞，车里就黑下来，孩子们齐声喊道：“天黑啦！”车走出门洞，车里重见光明，孩子们又齐声喊道：“天亮啦！”孩子们把这台车称为“军区大汽车”。211医院是用一台救护车接送孩子，开车的司机就是跟我姥爷非常要好的老万师傅，孩子们称这台车为“老万车”。
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首先是要遵守纪律，听老师和阿姨的话，按作息时间活动、吃饭、睡觉。孩子们一般四岁入园上小班，第二年上中班，第三年上大班，大班毕业就该上小学了。孩子们在家里，就是最严格的父母管教，也是比较自由放松的。可是一进幼儿园，马上就被“管理”起来了，愿意不愿意都得处处按规矩办，都有老师和阿姨管着。想撒个娇放纵一下决不可能，而且一去就是六天。现在想想从心理上来比较，孩子上幼儿园的心理感受大概跟成年人进拘留所的感受相似，都是失去自由被人管束的滋味。特别是刚入园上小班真的很难接受。所以虽然幼儿园条件非常好，可是孩子们谁都不愿意去。
每到周一早上，我就跟妈妈商量，“妈妈我不上幼儿园不行吗?” “妈妈工作忙，你不去幼儿园, 在家谁看着你呀!” 妈妈说。满心不情愿，可还是得去。芦莎更是娇气得很, 每次上幼儿园之前都要哭闹一番，芦阿姨说：“杨卫卫也去。”这才答应去。但是每次都要她妈妈送去，到了幼儿园，她还不让妈妈走, 一走就哭。有一回芦莎头上长了疮, 把头发都理光了, 只好戴着一个帽子, 女孩子戴帽子,男孩子们便觉得好奇, 总想把帽子摘下来看看, 芦莎哭得不行, 我在旁边既同情又着急, 可是我却没办法, 后来还是老师来解的围。等周六回到家，妈妈问我在幼儿园怎么样，我什么也不愿意说，可是芦莎却小嘴叭叭地说个不停，把我哭过几回都要说一说。
因为我有妈妈家和爸爸家两个家，所以我有时候是乘“军区大汽车”，有时候乘“老万车”。
一个周一的早上，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从爸爸家上幼儿园，爸爸送我去军区大院。爸爸用空烟盒栓上两条线绳，做成个小提兜，里面放了些糖果，有我最喜欢吃的大虾糖。因为出门晚了些，爸爸走得很快，我也跟着快走，提着小兜的手甩来甩去。
忽听有人在喊我们，回头看去，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脖子上系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背着书包，看样子是去上学的路上。他边喊我们边拿着什么东西跑过来，到了跟前一看，他手里拿着两块大虾糖。他气吁吁地说：“小朋友，你掉了东西。”这才知道，因为我的手甩来甩去的，把小兜里的糖甩出去了两块。那孩子刚好在后面看到，就拾了追过来给我。爸爸一再感谢他，让他拿去吃。可那孩子怎么也不肯，把糖塞进我的小兜，对爸爸说：“叔叔再见！”转身就跑了。爸爸看着那个孩子的背影对我说：“这个小哥哥是学习雷锋叔叔的好榜样，你要向这个小哥哥好好学习呀！”那孩子离去的背影，我至今还记得。
在幼儿园里，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饭。上午上课，上课在活动室，长方形的教室，靠墙摆一溜小木椅子，一个挨一个。孩子们都得背手挺直腰坐在椅子。有时上音乐课，老师弹着风琴教唱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就是在幼儿园学的。有时候老师给讲故事, 也有时小朋友们轮流上来讲故事。天气晴好的时候也在室外上课，有时日光浴，孩子们*光脱**衣服在太阳光下做操。有时老师组织做游戏，一般是玩“丢手绢”或者“找朋友”，都有专门的歌曲，孩子们边唱边玩。
中午饭后有午睡，下午一般是集体活动或自由活动。集体活动是老师组织，如搭积木什么的。自由活动则是老师或阿姨照看着，孩子们自由玩耍，所以这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荡秋千, 坐滑梯,玩跷跷板，爬攀登架。跑跳追逐，看蚂蚁打架, 看“毛拉子”上树, 抓苍蝇逮蜻蜓。
院子里树根下蚂蚁洞很多，小小蚂蚁总能引起孩子的兴趣。那时对蚂蚁观察研究很细致，一种是黑蚂蚁，体形较小，性情也很温顺；一种是黄蚂蚁，个头大得多，也非常凶。蚂蚁遇到孩子就算倒霉了，用树枝把蚂蚁窝捅得七零八落，往里面浇水，尿尿。把这个洞的蚂蚁放到那个洞，看它们打架。对蚂蚁世界来说，简直就是一次一次的巨大灾难。黄蚂蚁还经常被孩子捉来舔它的屁股，非常酸涩的味道，很刺激。
那时在我眼中，荡秋千是最好玩的游戏。有些孩子站在秋千板上，两手把住两边秋千索，可以荡得很高，来回几乎接近秋千架的高度，非常潇洒。可是我胆子很小, 到底也没学会,只敢坐在秋千板上晃悠几下。好在我的人缘不错，经常有孩子“带”我荡秋千，让我坐在秋千板上，他面对我，两脚分立站在板上我的两腿旁，然后努力荡起来。经常还有女孩子这样“带”我。现在想想，带人荡秋千比自己玩要费力得多，特别让女孩来带，真是该脸红啊。
孩子们有时玩的也很无聊, 如向墙上吐沫看谁的“火车” 跑得快，撒尿比谁尿的远之类。还有一种“对嘴”的游戏，孩子们经常互相脸对脸，嘴对嘴，把舌头伸出来舔一下对方的舌头。“杨卫卫，来，咱俩对个嘴！”经常有孩子这样喊我，然后我们就如此这般一下，有男孩也有女孩。现在想想，这种动作在当时应该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表达，只是觉得好玩罢了。但是，互相做这样动作的孩子，相互之间肯定是关系友好的。两个要打架的孩子决不会这样。如果让那位弗洛伊德老先生评论，大概他能说出很多“潜意识”来吧。
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些孩子趴在木栅栏缝里看我们玩，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他们往往穿着比较脏，也很淘气，被我们称之为“野孩子”。有时候他们往里面吐唾沫，扔石头，里面的孩子也拿石头还击，这种“石头仗”经常打。现在想来，这大约也是社会阶层差别产生的对立情绪在孩子身上的反映吧。
晚饭后一般是自由活动，多半在室内。有时候在小礼堂放电影。看过一个电影<<铁道游击队>>, 有几个镜头至今记得, 一个是刚开演时车头车轮转动的时候字幕“1942”年, 一个是车上鬼子和游击队员搏斗,鬼子脑袋伸在车窗外，被打得只能撅着屁股挣扎的样子，一个是女游击队员追鬼子没追上，*榴弹手**没弦就扔出去了结果没爆炸的情景。
在幼儿园孩子经常看到的是老师和阿姨，都是女的。老师负责上课、组织活动，阿姨则负责生活管理。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是李老师, 她约有三十岁年龄, 短发齐耳, 平时笑容并不多,故事讲得好, 对孩子们也很好, 大家都喜欢她。但如果哪个孩子有过失, 她也会板着脸批评,甚至拿手指戳点他的额头。
田阿姨, 二十多岁, 烫发, 很爱打扮, 对孩子们从无笑模样, 非常厉害，嘴里从来都没好话，对孩子除了批评就是训斥，孩子们对她真可以说是又怕又恨。我应该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从不跟别人争吵打架调皮捣蛋，结果她对我的评价是“蔫淘”。可以肯定地说，她绝对不热爱这份工作。其实阿姨的工作还是很忙很辛苦的，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小班孩子还得帮着穿衣服，一日三餐吃饭都要看着，午睡时要看着，夜里还要把孩子叫醒撒尿，每周还要给孩子洗澡，在大浴池里几十个孩子她要一个一个给洗。估计累了心情比较烦，所以态度比较生硬。
午睡是我很讨厌的事, 本来不困，可阿姨看着, 都必须睡觉。我睡不着,还不敢睁眼, 睁眼就要挨阿姨批评呵斥。我常常只好装睡，趁阿姨不在或没注意时,偷偷半睁眼睛，透过窗户看着天上变化多端的云彩出神。
半夜里我有时会突然醒来, 半天睡不着觉, 听着远处传来的火车头的声音。有“呼哧呼哧”的行走声, “吃吃” 的排气声, “刮啦啦”的倒车声。有时街上驶过一辆汽车, 远远地先听见“呜呜”的发动机声, 越来越大, 墙上路灯射入的光映成的窗影开始慢慢的移动,越来越快, 越来越亮, “呜呜” 声达到最大。然后, 声音越来越小, 窗影也越来越暗, 慢慢地停止移动, 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时常常会想家, 想妈妈，想爸爸。
有一天傍晚，我衣服上有一粒纽扣掉了。我把它拿在手里把玩，又放在嘴边滚来滚去的，不知怎么一个不小心，竟然把它吞进肚子里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啦。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只是觉得非常可怕，按说我当时也就是4岁左右，应该还不大知道“死亡”的概念，可是我至今也清楚地记得，我确实感觉自己是一定要“死”的了。我会因为吞进这粒纽扣而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再也见不到妈妈和爸爸，见不到姥爷，见不到小明和芦莎，再也不能和小朋友一起玩了。我要独自去了，没有知觉了。一般孩子如果干了什么自己觉得后果可能很严重的事，可能会害怕，会哭，可能会告诉其他小朋友，告诉老师，或者哭闹着找妈妈，可是我都没有。我只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想着自己的心事。看着小朋友们都在无忧无虑地玩耍，暗自神伤。那天晚上活动室里的灯光很昏暗，也许是我心情的缘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床，上了床还想着这一觉睡过去可能就不再醒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但是心里的疙瘩仍未解开，一连几天都是神情恍惚，还强打着精神吃饭上课参加活动。
几天后，我终于发现，太阳还是照常东升西落，幼儿园一切如常，我也还是我。我终于明白了，吞下一粒扣子没有什么后果，我不会因此离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不会因此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这是我从小到大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亡阴影的笼罩，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神的威胁。真正我长大成人后多次遇到真正的危险时，我却再也没有如此的感觉了。
到了星期六，孩子们都要洗澡, 换衣服, 然后坐“军区大汽车”回军区大院或者坐“老万车”回211医院, 这当然是孩子们最开心最欢乐的时候了。
偶尔也有家长提前来接孩子, 那就是意外的惊喜了。谁的爸爸妈妈要是提前来接他了, 大家都羡慕死, 我有时也可能当当幸运儿, 有时爸爸来, 有时妈妈来,有时姥爷来。有一次妈妈和舅舅来接我了, 那天好象还不是星期六, 不该回家的,大概是舅舅到哈办事, 所以接我回家玩玩, 我高兴极了! 舅舅是个威武的解放军军官, 以前我小时在211时见过他, 他就是慧君表姐的爸爸，舅舅非常喜欢我，我也跟他特别亲。那天妈妈和舅舅领我到南岗秋林百货商店玩了一圈, 给我买了一只“剪子糖” —— 一种糖果, 装在塑料袋里, 剪子形状, 现已不见卖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味道。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回的家, 天阴, 好象要下雨的样子, 是深秋天气, 车上人特别多, 很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