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正确认识一下司马迁及其《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因“李陵事件”受官刑，后任中书令。《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也被后世尊称为历史之父，太史公。
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据有关资深秦汉史学者论证涉及《史记》补更的篇目有34篇之多。《本纪》是《史记》之提纲，《太史公自序》则是全书之总序，也是司马迁自传，其把《史记》一书总括与此。因此读《史记》要把提纲、正文，后序贯穿起来通读细读。
一：沛郡丰县PK沛县丰邑
徐州的丰沛二县一直对“沛丰邑”争战不断。秦汉史学界也是分持两大派，即沛县丰邑和沛郡丰县。尤其当下自断而不断，没人真正面对丰沛刘邦籍贯之争。但不管怎样刘邦老家沛丰邑中阳里就是今天的徐州丰县中阳里。
《高祖本纪》开篇则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如单从《高祖本纪》来看，把沛丰邑理解为沛县丰邑也说得过去。但刘邦暮年归沛“复丰比沛”这一段似乎又证明不了丰邑从属于沛县。难道豁达大度，深驾帝王之术的刘邦会特意把属于沛县的丰抠出来单独不于特惠？何状刘邦在汉十一年已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也就是说刘邦在汉十二年不仅让关中丰人都早享有终身不交租子的优惠，更是让老家丰县的其余百姓与沛县乡亲一并也享受了此皇恩。只不过是因为刘邦痛恨“雍齿降魏”之事，而没在汉十一年让家乡丰人一道享受皇恩。这次只是因为沛县乡亲固请才顺手推舟做了个“人情”用“复丰比沛”来彰显自已独对沛县乡亲的挚爱。这也正是刘邦之高明所在，“重沛县疏丰县”。当然刘邦自认沛为其故乡，对沛县有一份挚爱，丰县人也不能否认，毕竟沛县是刘邦工作发展成长壮大的地方。要是没有当初沛县乡亲的力求或许刘邦真的不会免了老家的租子。看来重情重义之刘邦一般人是读不透的！因此从《高祖本纪》中即可读出至迟汉十二年以前丰县是存在县级建制的。
下面我们再分析下《史记》中“丰”字的释义。《史记》中涉乃“丰”的有几十处之多，而丰邑只有一处。在《史记》中“丰沛”的提法相比于沛丰则也是更多。比如：“周市东略地丰沛间”，“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之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还有太史公自曰的“吾适丰沛，观……”等等以上这些行文足以说明丰是县级区划，与沛同列同级。《史记》汉史介绍人物籍贯之方法多有：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绛候周勃者，沛人也；萧何沛丰人也。唯刘邦用沛丰邑中阳里，足以看出这个“邑”字是特别强调说明刘邦是沛郡丰县城中阳里人。“邑”字从来就是古县的代称，在这里它只有县和城两种释义，邑字从来没有乡这个行政级别之解。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不拿“陈留高阳”来比？要我说你怎么总相当然的认为“丰邑”是丰乡呢？陈留高阳是陈留县高阳乡，可“沛丰邑”而非沛县丰乡，更没有丰邑乡之说。高阳是乡，不过高阳不一定是高阳邑哦！我想在秦汉时应该不会找到有某某邑乡之乡吧！
持沛县丰乡者多以此论证。应邵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师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而。方言高祖所生，故举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谕之，故知邑系于县也。吴仁杰曰：史记世家列传所载邑望，大抵书某县某乡，或略之则曰某县，鲜有列郡县名者。如萧何，沛丰人；陈平，阳武户牖人；项羽，下相人；陈涉，阳城人。此类是也。至汉书文景以来，诸臣传始兼列郡县名。如《史记》张释之但曰堵阳人，卫青但曰平阳人。《汉书》则曰南阳堵阳，河东平阳，此类是也。帝纪比世家列传加详故县乡里名皆具。高纪所著县乡乃史记本文，则知所谓沛丰邑者，沛县之丰邑，非用汉事纪录然也。当然这也是对学术的一种负责研究，但其也有一定缺陷性，那就是容易受后来一些错误史料所左右，以致很难对《史记》作出正确性的评判。话又说回来，其实《史记》也不尽皆为正史、正确，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既然研究《史记》，认可《史记》，我们还是应多些对《史记》本意的尊重吧。认为丰为沛县之乡者大多是一些历史注家，他们引用《史记》后世史料较多，因此不能公正独以《史记》为准绳，故多有偏差。
坚持认为丰属于沛县之乡，包括颜师古在内的那些汉以后的前辈大师专家，看来主要是着眼于“沛丰”这个字眼而已。不过大家可别忘了“沛丰”也有沛郡丰县这层从属关系。坚持丰为乡的人则多以史家记事必以当时之地名，以秦无沛郡、汉无丰邑等来否定沛郡丰县。不过《高祖本纪》可是秦汉两朝之事，司马迁用汉制言秦汉之汉史难道未尚不可？且《高祖本纪》乃汉高祖本纪，司马迁以汉制言高祖籍贯难道不是最恰当的吗？“新丰鸿门”则便是。
丰县秦汉故城河
历史是写给当下及后人看的。就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东泽**，我们都知道他是湖南韶山人也。而很少有人言毛*东泽**是湘潭人，因为湘潭相对毛*东泽**相对于当下今人我们会很疑惑的。要言毛*东泽**湘潭人也只能言其清末民初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否则谁知道湘潭与毛*东泽**之关系！“沛丰邑”也是亦然。司马迁时代的普通大众跟本不会知道沛县丰乡这一说法。因为司马迁之“沛丰邑”不具备时效性，也不具备即知性。“时间、地点、人物”记叙文之三大要素，这里的时间是不可含糊而钝的。时间的前移和后推是需要纵观的东西来定位和分析的。状且《史纪》中的“丰”字也不可能出现“丰乡”和“丰县”两种释解的，“丰”字也只应有丰县这一种称法。对比行文，通读《史记》也只有沛郡丰县一种释解能够贯穿全书。
有人又会说“沛丰邑”相比于“沛丰”多了个邑字又何解？要我说，要么是后人篡改多个了邑字，要不就是丰县的一种古传统叫法，要么邑字就指城。或许有人会这样反驳，说来说去你无非是想先声夺人，给沛郡丰县来直接定位。要我说那些硬把丰邑认为是丰乡的人还是有意来矮化丰县存在的呢，他们还是特意矮化刘邦的出身来。司马迁既然能以龙生来对神授皇身的刘邦加以神化，我想他不会把已经存在的丰县人刘邦，傻不拉几的写成是一个丰乡人吧！也只有有意“争”刘邦的人才会这样想以为是吧！且国人自古就有吹棒名人之嫌，也是夸大不夸小，言大不言小，为什么非得盯着让刘邦是沛县丰乡人呢？
若刘邦之“沛丰邑”确是丰乡人，司马迁也必然要在“沛丰邑”之前加上秦，一部书中司马迁不会即言刘邦是丰县人又言是丰乡人的。否则司马都搞不清楚的东西，恐怕他的《史记》也只有任人臆改的份了。看来当下也只有沛郡丰县是“沛丰邑”最合理无异的释解了。当然由于沛县为秦县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司马迁在《史记》里未明言丰为秦县，因此在秦时之丰沛关系实乃确有商榷之处。
小结：读《史记》要不扩大，不缩小。《史记》以后的史实全当未知，要站在司马迁的位子上来读。《史记》中“丰”字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是丰县，也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是丰乡。“丰”字是县是乡要在《史记》里读和找。切记别出了《史记》这个圈，也别用其以外的所知来相当然，想当然。书读懂，读透，读通，贯穿即是。有时你越对历史知识知道的多，知道的详，你越会走进误区。任何书都一样，读通读顺即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此外还有多处的“起丰沛”语法。如丰为沛之乡，何言起丰沛？这里的丰沛明显是指丰沛二县，难不成《史记》中“丰沛”有丰邑、沛县和丰县、沛县两种释义？如丰为沛之乡，为什么司马迁不言吾适沛？《高祖本纪》中“复丰比沛”有何解？或许是因为沛丰是沛郡丰县，故司马迁理所当然言吾适丰沛，因此《史记》通篇中丰沛是指丰沛二个县是毫无疑问的，根本不可能是指沛县丰乡。最新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言丰县至迟汉六年前存在丰县且丰县有可能也为秦县，虽然是可能性少，但反过来讲秦沛县丰邑是非定论。《中国通史》对丰县这一定位还是比较公正的。综上所述：沛丰邑中阳里应是沛郡丰县城中阳里。其实“沛丰”与“沛”本就是司马迁区分丰县和沛县的。因此刘邦、萧何、卢绾不一定是秦沛县人哦。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丰人到沛为官？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沛县乃四川郡治地，就如当下的丰县人到徐州工作也未尚不可。史家记事必以当时之地名为是确也不假，然以后记前也不为错，新丰鸿门便是。秦汉之事不要相当然的认为是秦制，当以汉制而论更能让当时之人所读懂，要是司马时代人都读不懂《史记》，恐怕后人也就只有自以为是的份了。故沛丰邑中阳里是应为汉制，且应这样读：沛丰，邑中阳里。即刘邦（汉）沛郡丰县城中阳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