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刀主徐百堂
专案组研究出来的新思路是：找“植田刀”的刀主调查。
这个思路产生于刑警吴树抒，他的理由是：从失窃的物品价值、销赃可能性来看，案犯盗窃“植田刀”的动机似乎不可思议。所以，就不得不把注意力集聚到刀本身上，这把刀究竟是什么来路，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目前看来只有一个人才能解答，就是刀主。或许，通过刀主对该刀的解释，可以使专案组从中发现侦查方向呢！
吴树抒的这一思路获得了彭滔和印锦发的力挺。专案组虽然有十三人之多，但说话算数的也就只有彭、吴、印三位刑警，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其余成员自然都赞同了。于是，就指派刑警吴树抒带着小金、小柏、戚金花两男一女三个*卫兵红**去找刀主调查。
“植田刀”的刀主名叫徐百堂，这年五十挂零。系生产资料公司的一名职工。徐百堂面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专案组人员，露出一脸的惊奇，知晓情况后对吴树抒一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他那把被抄去的东洋刀失窃了。
徐百堂和“植田刀”的渊源是这样产生的：徐百堂出身商人家庭，家里有些钱钞，所以在他六岁时就被送往学堂上学。他读书成绩还不错，一读就是九年，最后获得了一纸初中毕业文凭。这在旧社会已经算是一个走得出去的知识分子了，他因此有了一份饭馆账房先生的职业。二十一岁那年，徐百堂结婚了，正准备好好过一过小家庭生活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陷，市民随即遭遇大*杀屠**的厄运。徐百堂全家除了母亲和他们夫妇正好去郊区乡下走亲戚因打仗滞留未归而侥幸逃过一劫之外，爷爷、父亲、兄弟姐妹共七口悉数被杀，家里的财物自然也被劫掠一空。
之所以要说及这一点，是跟后来徐百堂获取并保存这把“植田刀”有关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开进南京，接收敌伪财产。根据规定，各接收部队都得制作所接收财产的明细账目。这对于部队军人来说，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军人中很少有识字者，更别说懂得做出明细账目的人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临时向社会招聘此类有着一技之长的人员。当时，徐百堂正好失业闲居在家，看了报上刊登的招聘启事，便去应聘，凭着他的初中毕业文凭和多年从事财会工作的经历，自然大受*队军**方面的欢迎。于是，他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宪兵团的一名临时文职人员，给他的待遇还不低，享受少尉薪饷，另加工作津贴。
这样，徐百堂在宪兵团干了七个月，是最后几个离开部队的临时工。临离开前，负责财务的那位程副团长把徐百堂叫去，说徐先生的工作我们非常满意，感谢你为本团服务了半年有余。现在，你跟我到仓库去一趟，我们决定给你一件东西让你留作纪念，你可以自己挑选，看中什么就拿什么，我给你出具一纸证明，表明这是中央宪兵团赠送给你的，以后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得为此而找你的麻烦。接收物资仓库里堆满了各类物品，从黄金首饰、珠宝玉石到古董字画、古代家具甚至楠木寿材，随便拿一件其价值没准儿就是多少亩土地或者一套房子什么的。可是，徐百堂什么也没要，单单拿了这么一把日本武士刀。他对一脸惊诧的程副团长解释说，东洋人杀了我一家七口人，现在，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我要留下这把刀作为纪念，世世代代传下去。
徐百堂离开国民*党**宪兵部队后，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桐油店里当账房先生。这份工作一直干到南京解放，又接着往下干到1956年公私合营，随着桐油店并人生产资料公司而成为公司的正式职工。由于那段在国民*党**宪兵团干过几个月临时工的经历，徐百堂在解放后一直没有消停过。南京解放伊始，他遵照市军管会的布告规定前往玄武公安分局作了登记，当时倒没什么，过了两个月，就通知他去集训班学习，其实就是交代供职于*动反***党**政军宪特警职业的情况，接受政府的政治审查。审查下来他算是最没事的一类，一个月后就放回家了。不过，从此就有了记录，每次搞运动都不会忘记他。
可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徐百堂来说却似乎是一个例外，可能几个月前他刚被调到一个新成立的门市部去工作，那里的同事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的缘故，运动开始以来并无什么人来找他。社会上风行抄家破“四旧”时，*卫兵红**小将也没光顾其宅，因为他家属于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前老祖宗传下来的“四旧”已经给日本兵提前破掉了，家里的东西都是后来置办的。不过，徐百堂心里是颇有些畏惧的，他担心自己珍藏着的那把东洋*刀战**会被作为“四旧”抄去。他曾经考虑过是否转移到某个安全地方，但想想又觉得犯难，因为以其住所的情况，周边都是住户，出家门一步就是与邻居共用的地盘，各家即使待在家里，一个眼风也就可以暸见别家的动静了。这种情形下，要想将一把一百二十厘米长的*刀战**拿出家门而不被人瞅见，那风险是蛮大的。那时节又正是夏秋之交，“火城”南京的大街小巷通宵都有人露宿，所以想利用夜晚时段也难。这样，转移的念头也就只能在脑子里过个场了。该来的终究要来，国庆节前三天，终于来了一拨*卫兵红**，对徐百堂家进行了彻底搜查。“植田刀”原本就没有藏匿，就竖在卧室的那口大橱里，自是一查就着。本来，*卫兵红**还想把徐百堂拉出去游斗的，幸亏他抢先主动要求坦白，将这把刀的来历和自己当时留下它的想法如实交代了一遍，并拿出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时自己写的与那段经历相关的材料底稿给来人审阅。*卫兵红**中也有讲道理的，听下来觉得徐百堂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动反**历史问题，于是也就网开一面算了。不过，刀当然是得拿走的，还给他出具了一纸收条。这把刀，之后就由*卫兵红**上交玄武区“抄家组”了。吴树抒问徐百堂：“都有谁知道你手头有这么一把刀？”徐百堂回答说刚拿到这把刀的时候，因处于国民*党***动反**派统治之下，是中央宪兵团赠送给他的，他感到很自豪，有时就禁不住拿出来给人看，有着一份炫耀的意思，应该是所有亲朋好友、这—带的邻居都知道他手头有这么一把刀。后来解放了，他知道这事儿已经不光彩了，于是就守口如瓶了。
吴树抒再问：“那么，自从你有了这把刀之后，是否有人向你提出过转让之类的情况呢？”
徐百堂说有过这种情况，一共四次——
第一次还是解放前，1947年11月的一天，—个身材高大挺拔一看就是职业军人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来找徐百堂，对方身穿便衣，递过来的名片上显示他名叫宋呈样，是国民*党**陆军部队的一个少校营长。他很客气地对徐百堂说，听说徐先生手头有一把日本武土刀，不知是否可以让我鉴赏一下，以饱眼福？徐百堂知道军人是不可得罪的，于是就拿出“植田刀”，刚要往桌上放，被宋营长叫住了，随后往门外一挥手，嘴里说了声什么，跟随他来的一个勤务兵马上捧进来一条崭新的军毯铺在桌上，这才让把刀放上去。然后，宋营长戴上白手套，仔细查看“植田刀”，一边看，一边不时点头，嘴里低声称赞。宋营长看完后，冲徐百堂拱手说：“这是一把罕见的好刀！不知宋先生是否肯割爱？”
徐百堂问对方什么意思。宋营长说，他想收藏这把刀，愿意用其他刀具或者*器武**与徐百堂交换。他的部队是负责守卫*火军**仓库的，各种美国制造的轻火器、刀具应有尽有，让徐百堂去挑选就是。徐百堂这才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当下一口拒绝了。宋营长大失所望，嘴里吐了句“如此，宋先生您会后悔的”，就离开了。
次日，就有人登门拜访徐百堂了。来的不是军人，而是区警察局的一个什么队长，徐百堂见过他，知道对方姓王。王队长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还叫了保长、甲长随同。进门后，王队长说：“徐百堂，听说你有一把东洋刀，现在有人向分局报告说这是你当年乘日本人投降一片混乱之时偷盗而得的！你不必解释！要解释以后到分局去说。现在是通知你一声，二十四小时内，你带上这把刀到分局向本队长报到！刘保长、曹甲长，你们二位从现在起负责给我牢牢看住他，不准他携刀离开家门，以防转移或者销毁罪证！”言毕，扬长而去。
徐百堂初时有点儿慌神，稍后一想，当初那个程副团长不是给过他一纸盖着宪兵团大印的证明，以表明这把刀来路清白吗？记得程副团长还说过，如果有人为这把刀找你麻烦，你可以找宪兵团，不管我是否还在任上，部队的人只要看到这张条子，就会替你作主的。于是，徐百堂就从箱子里找出那张条子，要出门去找宪兵团。受命看住他的刘保长、曹甲长正要阻拦，听他这样一说，又看过那纸条子，就没那么嚣张了。刘保长说徐老弟你不必激动，王队长肯定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节，闹误会了。咱们不着急，我马上给你去向王队长反映。
反映的结果，王队长派了个小警察送来一条香烟表示歉意。徐百堂另外一个收获是，宋营长留下的那条*用军**毛毯也归他了。
第二次的内容就少多了。那是1952年初，当时徐百堂还是桐油店铺的账房先生。一天，下班时刚走出店门，后面就跟上了一个背有些驼的小老头儿，说话带山东口音，说您是徐百堂徐先生吧？我找您找得好苦啊！什么事呢？听说您手头有一件藏品，我想跟您商量，不知肯否割爱？徐百堂不玩古董，对“藏品”这个词儿有些陌生，正凝神分辨间，对方加以说明：就是那把刀。您如果愿意，我可以出十两黄金。徐百堂其时已经给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教育得小心翼翼了，连忙摇头说没有的事儿，您老听别人传错话了吧。对方说请徐先生考虑，可能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是特地从上海过来的，说着，递过一张名片，然后就告辞而去。名片上印着：上海市北站区天目中路博胜里12号圣飞牙科诊所裴圣飞。徐百堂并无转让的念头，所以没有跟对方联系过。不过，这张名片还保存着。
第三次是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缺衣少食，日常谈论话题最多的就是一个字：吃。国家因此而放宽了大陆居民赴境外亲戚处旅居、定居的政策，对于境外寄来的邮包的限制也大大放松。那年5月，徐百堂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个从香港寄来的邮包，落款是香港弥敦道五大贸易商行。打开邮包，里面是猪油、糕点和糖果，一共大约有五公斤。徐百堂想来想去，他并无海外亲友，处在那种形势下自是大惊，于是就把包裹送到公安分局。分局问明情况，没收，说这是正常的邮寄行为，寄来的食品也是政府允许老百姓持有的，你拿回去吧。既然警方这样说了，徐百堂也就放心了，于是全家享用。还没吃完时，寄件人登门了。那是香港来的一个参加广交会的商人，说他受人委托，希望徐百堂转让他收藏的那把日本武士刀。只要徐百堂同意，价钱好说，考虑到大陆目前物资供应紧张，如果需要以食品置换的话，他们也是愿意的。徐百堂一听来人是香港的，二话不说就把对方揪到派出所去了。
来人姓甚名谁徐百堂到现在还不知道，只记得派出所民警当时检查了对方的一应证件后，就让人家走了，然后，让他也回家。他刚走出派出所，那香港人又粘上来了，说徐先生你看这桩买卖怎样？徐百堂没答理，自顾走了。后来，那人再没出现过。至于第四次，那就是今年9月下旬抄家前一天的事儿了。那位登门的兄弟名叫董忠，是家住距徐百堂家不过百米之遥的一个单身汉。对方跟徐百堂以前不认识，但住得这么近，平日里肯定是时不时见面的，所以他登门时徐百堂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对方倒是叫得出他的名字的，说您是老徐徐百堂吧，呵呵，我姓董，单名一个忠字。徐百堂看对方年龄比他要小十多岁，便唤其小董，招呼他坐下，又给沏茶，说不知小董找我有啥事儿？董忠说小事一桩，咱就实话实说了吧，老徐您知道最近都在抄家吧。徐百堂一听话头不对，头就大了，不过还得应付，便说是啊，这是*卫兵红**小将的革命行动啊。董忠说老徐您家还没来抄过吧，我对您那把东洋刀倒是有些担心哩。徐百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听说这把东洋刀还不错，您也珍藏二十年了，给抄掉那是挺可惜的。要不我先替您拿去藏着，我是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现行问题的，家庭出身是码头工人，再怎么抄也抄不到我家里来，您那把刀藏在我家里那就像放在保险箱里一样牢靠！您看怎样？”
徐百堂一听就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于是一口回绝。董忠的脸顿时拉长了：“我听说这世上有人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以前一直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傻瓜，现在看来眼前就有。好好好！那兄弟就告辞了，您可别后悔啊！”
这话说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抄家的*卫兵红**就上门来了。所以，徐百堂一直怀疑是董忠向*卫兵红**提供的线索。当然，这话也只能此刻向前来调查的专案组人员说说。
吴树抒等人把情况向组长彭滔作了汇报。彭滔说，那就对这四条线索进行调查吧。调查了四天，其结果分别如下——
新中国成立前前往徐百堂家要求以其他*器武**置换“植田刀”的那个国民*党**营长，名叫宋呈祥，后来随部队离开南京，死于淮海战役战场上。那个配合其敲诈的警察分局王队长倒是找到了，这厮名叫王富林，新中国成立后被判了十三年徒刑，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回家后，给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安排在街道工厂干活。他承认当时是受宋呈祥之托前去向徐百堂索要那把东洋*刀战**的，因为宋是个*刀战**迷，有收藏*刀战**的嗜好，后来知道徐百堂手头有宪兵团的条子，就不敢造次了。宪兵团那伙人除了“军统局”还敢跟他们碰碰，一般军警那是绝对不敢惹他们的，所以宋营长就决定知难而退了。
1952年那个上海来客给徐百堂留下的名片，倒是实有其址其人的，确实是个牙医。不过，这个名叫裴圣飞的主儿早就去另一个世界了。裴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中统”特务、汪伪特务，后来又干上了“军统”，直接*杀暗**过*共中**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公安局一时尚未掌握裴的罪行，他得以以牙医为掩护隐藏了下来。1952年初，从广州来了一位朋友拜访裴，说到南京玄武区有一位名叫徐百堂的手头藏有一把日本武士刀，请裴相帮前往联系转让事宜。于是，就有了裴圣飞的那趟南京之，行。裴无功而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被人揭发出了历史罪行，于是立马被捕，不久就判处死刑给执行了。这段隋况，是其在未审判前在看守所关押时跟同监犯聊天时透露的，同监犯向所方反映后，形成材料进了裴的卷宗。专案组外调人员就是仔细翻阅了那份死囚档案后才发现了这个隋况。
第三路调查人员根据徐百堂所述，去派出所向民警调查。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儿，民警还记得，而且在工作记录本上也查到了相关记载。那个被徐百堂扭送派出所的香港商人，名叫姜亮，确是由港赴粤出席广交会的港商。据姜说，其赴宁向徐百堂求购那把刀是受人之托。以当时的相关规定，老百姓持有刀具甚至气枪、猎枪都并非违法行为，因而要求转让也是合法行为，因此民警也就没有向姜亮了解是受何人委托以及其消息来源。
第四路调查的对象就是董忠了。这人是个死了老婆后一直没有续弦的单身汉，其职业是区劳动服务公司的电工。专案人员找到董忠，向其了解9月28日前往徐百堂家索要“植田刀”之事。他一口承认确有此事。问他为何要那把刀，他说这把刀在徐百堂那样的替国民*党***动反**派*队军**效过力的人手里，是“四旧”，革命群众是不放心的；而如果在我这样三代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历史清白、铁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那不仅一百个放心，而且是支持的，因为我会拿着这把刀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杀向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
那么，“植田刀”让*卫兵红**抄去，是董忠举报的吗？董忠点头承认，说他既然不肯把刀给我，留在他那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手里，我作为一个革命群众当然是不放心的，所以，我就向附近中学的*卫兵红**小将反映了情况，听说他们第二天就去徐家把那把刀给抄去了。呵呵，真是大快人心啊！
专案组经过讨论，认为不能排除这四路调查对象中的王富林和董忠两人的作案嫌疑。于是次日就派员对这两人进行了外围调查。可是查下来，王、董两人均无作案时间。
当天下午，专案组正再次开会讨论案情时，派出所驻专案组的联络员许吉利前来通报了一个隋况：据徐百堂的邻居向户籍警反映，9月28日徐百堂在被*卫兵红**抄去刀后，站在门口目送*卫兵红**离去时，恨得咬牙切齿，嘴里嘟哝过一句“好啊，走着瞧”。后来，有邻居告诉徐百堂抄去的那把刀在市“破四旧成果展览会”被展出的消息，徐百堂特地向单位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去看了。过了几天，又去看了一次。之后，又连续三四次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展览会的邻里几个小学生打听过那把刀是否还在展览会上展出。总之，徐百堂在“植田刀”被抄走后的那段时间，表现得有些反常，没了平时那种一贯夹着尾巴做人的小心翼翼。这个情况使专案组产生了一个猜测：会不会是徐百堂自己盗窃了“植田刀”呢？
于是，刑警印锦发立刻往徐百堂的供职单位打电话了解徐百堂11月28日那天的出勤情况，得知徐百堂那天是上班的，不过下午三点多提前下班了，他对领导称有点儿不舒服要去医院开点儿感冒药。那么，当天晚上展览会工作人员离开展厅去吃夜宵的那个时段，徐百堂在哪里呢？
第二天，12月10日，刑警吴树抒、印锦发分别带着专案组成员小金、小柏、小储、小黄悄然对徐百堂的邻居、妻子、子女进行了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却并不一致，有说徐百堂那天晚上在家，也有说好像不在家或者不清楚的。本来徐百堂的老婆陶美琪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那天正好轮到她在其供职的商店值夜班，就不知道丈夫那夜是否在家了。
于是，专案组决定直接跟徐百堂谈话。徐百堂按照刑警的要求回忆了那天下午和晚上的行踪：提前下班去医院配了药，然后回家做晚饭。饭后，看了一会儿向邻居借来的报纸就睡觉了。总之，晚饭后他没有出过家门。
由于没有证据，专案组也就无法对徐百堂采取什么措施，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并且眼见得就可能会煮成一锅夹生饭。当晚，专案组三个刑警凑在一起议论了许久，最后决定次日全体出动，去展览会周边逐家访问，指望能够有人提供案子发生那晚的些许蛛丝马迹。
这个指望竟然轻而易举就有了着落：12月11日的调查中，有人向专案组反映说11月28日那天晚上十点左右，看见有一个身形酷似徐百堂的黑影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展览会后门方向匆匆过来，车的三角架上，绑着一件用报纸裹着的条状物品，一直伸至后面的书包架上。
彭滔于是拍板：传讯徐百堂！
可是，徐百堂这时已经不在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