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复旦管院瞰见2020有声特别版
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管理视野》执行主编程亚婷
程亚婷 : 在这次疫情中，您提到这次财经媒体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过去两个月与疫情相关的报道，西方的媒体主要关注什么呢？
张力奋 : 新冠疫情，给我们考察媒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当口，媒体背后的制度因素，反而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呢？无论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新闻最基本的要素，五个W加一个H——发生了什么？谁是新闻的主体？何时发生？为何发生？无论新闻和媒体制度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公众必须了解的最基本问题。媒体能不能给公众，就他们的生活及生存、他们的治疗，以及对未来状况的预判，提供一些可信的基本信息。
程亚婷 : 您之前说过，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的研究，都表明社交媒体让我们越来越狭隘，或者说它可能让我们越来越焦虑。信息越多，反而误解和断裂会更深。结合您刚才所讲，这次疫情也有这样的一种印证？
张力奋 : 对的。焦虑这个词，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很可能是2020年甚至这个世纪的关键词。从研究文献看，过去十年当中，有关媒体和焦虑相关度的研究增加很多。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出现前，人不焦虑，人在进化中，没有考虑到某一天会有一个叫“社交媒体”的东西突然存在。我们人的器官、我们的认知，能不能抵挡住？我们能不能处理那么多的信息？非常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不要让自己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我有个学生，论文做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和焦虑。她从样本中发现，至少有80%的学生存在某种程度的焦虑。焦虑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常态？社交媒体有放大的效应。海量信息中，任何时候都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部分，会让我们陷入更深度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现在已经是一种机制化的焦虑。只要接触媒体，你就很难摆脱。那么怎么应对？我要避免海量信息来主宰我、支配我。新冠这样的公共危机，其实是新闻启蒙，包括对新媒体技术的启蒙，是最好的时机。特别是对我们的年轻一代。
程亚婷 : 您刚才表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不愿意成为海量信息的牺牲品，我们也不想个人的生活被海量信息所主宰。对于这一点，您有这么长时间新闻的训练，有没有具体的小建议可以给到年轻人？
张力奋 : 这个非常难。作为媒体的研究者、实践者，我也经常处在非常两难的境地。这个平衡如何建立，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七八年前，我有幸去南极考察，待10天时间。如果要上网，代价非常昂贵，要用海事卫星信号，于是做了一个小实验——如果暂时彻底摆脱现代通讯工具，摆脱社交网络，我的个人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最后发现，南极十天后，世界一切正常。我跟学生讲，有限的时间需要去关注靠得住的信息源。所谓“靠得住”，是指在重大公共危机和重大事件面前，它的报道是经得住事实考验的。
第二，我们正进入一个有趣的时代，每个人都对维护信息的真实度、对信息的质量有付出。转发一条内容时，我要求先读一遍，对信源也做一个判断。现在作为发送者，转发的成本或代价微乎其微。而我们对信息的核实成本越来越高，这是难以想象的。我做过一个比喻，每天喝牛奶，如果需要用个人一己之力来判断奶牛是不是有病，吃的草是否有空气污染，奶牛的主人是不是良民，如果整个社会的运作，经济的、市场的、人和人契约的绑定，都需要靠个人来做核准，这个世界是无法运行的。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能否建立信息和新闻机制一种新的“金本位”：当你看到某一个信源时，你会说OK，可以相信它。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不要让虚拟的网上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体。为什么在疫情当中，社交媒体有一次新的爆发？因为在隔离状况下，没事情可做，唯一能够做的是在朋友圈刷屏。我在美国，目前也处于隔离状态。两三周前，我开始养蜥蜴，每天花1-2个小时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觉得很有趣。我要把时间从社交网络上拉回来。现在的孩子，无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他们是真正的网络原住民。我们如何让他们养成对真实世界的兴趣和好奇？如果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给予某些启蒙，相信会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