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会两**”闭幕，各地今年工作也进入抓落实的阶段。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的会后调研第一站，选择了市城管执法局。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调研，除了察看勤务指挥系统，王市长还主持了一场重要座谈会，对象是几位来自城六区的街道负责人。
关于这场座谈会的初衷，新闻稿中有两句描述：
作为超大型城市，北京如何改革城市执法体制，更好整合各种执法力量，提升管理水平，破解发展难题，是王安顺一直在深入思考的问题。
王安顺听取全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汇报后，请街道负责人发言。他开宗明义，“大家都来自基层一线，对城市执法工作比较熟悉，也深有体会，请你们讲真话、讲实情。我们只有了解和把握好真实情况，才能为推动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可以说，本次座谈会要实现的，就是上层治理思路与一线工作实践的有效对接。作为我们*党**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方式，座谈会的价值正在于此。
诸位街道书记主任都跟市长说了啥，市长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传递了怎样的思考。大家且随公道君（ID：bjrbplb）来一起看看。
这些问题您有感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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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街道书记陈本宇：
北京的城市病，根源就在于城市功能过多。东华门辖区范围内有国家机关、旅游景点、文化单位、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多个部门，多重功能密集叠加，各种功能主体和服务对象的需求交汇，导致结构性矛盾突出。
执法力量不够，末端治理效果不佳。东华门街道辖区范围内，一些职业乞讨者在旅游旺季日获利可达2000元以上。但是，一旦想要对这些职业乞讨行为予以制裁，却发现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城管部门执法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执法力量不足，执法保护不完善，造成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因此，应当根据城市服务管理的性质、地位和具体要求，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还建议成立具有综合行政执法能力的队伍，将行政执法权下沉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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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园街道主任杨杰：
解决城市管理执法难、力量不足的问题，西罗园街道的特色是以绘制“民情图”为抓手，让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执法，包括对违法建设的举报、对社区卫生环境的监督、对老旧小区停车管理的服务等,从而弥补城市管理中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增加基层执法人员编制数量，执法事项属地化管理，解决“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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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外街道书记邵水平：
鉴于城管执法力量不足，基层不得不自行录用大量协管员进行补充，但这支队伍的配备标准、招录方式、使用管理、工资福利等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协管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且易发生负面事件，破坏城管队伍形象。
城管处置解决的大部分事务都是琐碎的、易反复的城市管理顽疾，很多问题都需要与公安、交通、住建、工商等部门协调对接，而目前的体制机制运行上还不够畅通，部门职责分割上不够明确，推诿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落到街乡来解决，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大。
应该建立城管执法公安保障机制，公安部门设立专门的城管执法公安保障机构和队伍，为街乡派遣常驻警力，参与城管的日常执法；同时出台城管队员考核晋升机制，建议在城管执法系统内部，出台一套类似于警察警衔资格等级的晋升制度，调动城管队员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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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书记李金克：
过去那种“几个*盖帽大**管不了一个戴草帽的”，主要原因就是执法主体太多，法条之间不交叉，某一个部门似乎能管却又管不了全部，势必造成可管可不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也常使联合执法行动无功而返。
各部门单一执法好比拿手指头去碰硬，不仅不好解决问题，还容易受伤；而综合执法就好比是出手有力。所以，治理环境秩序的有效方式是综合执法，努力实现一口执法，减少推诿，发挥合力，提高执法效率。
这些问题，市长深有感触
“认真做笔记，还不时插话询问、互动交流”，这是新闻稿中对王市长开会状态的描述。而这种专注度，恰恰就源自以上问题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王市长将目前的城管难题归结为四点：城市管理条块分割、权责不清、基层力量不足、执法主体不明确。并进一步指出，要认真研究体制机制问题，不能让难作为的体制导致不作为的现象。为此他提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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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案
市里正在加快出台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方案，也在起草相关文件，全面贯彻习*平近**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和“五个统筹”的工作要求，研究解决首都城市发展问题，切实推动城市工作，开创城市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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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叮嘱
执法干部要敢于担当，严格落实城市管理执法责任，不断创新完善问题发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城市的共建共治共享。
街道同志在城市管理的一线，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希望你们多研究、多思考，多提意见和建议，为全市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公道点评—
城管执法，如何摆脱无力感？
近些年来，城管执法队伍屡屡面临困境，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陷入“说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不好”的境地。而且很多时候，不仅有苦难言，还不得不面临一些现实挑衅，比如“强吻”：日前广西柳州一名男子在阻碍城管执法过程中，硬生生冲着一位城管哥们“亲”了上去。
其实，“*力暴**执法”也好，“*力暴**抗法”也罢，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语境中，都是小概率事件。离开了具体语境，无论站在哪一方，都难说公平公正。然而，很多这样的个案却指向相同的问题：城管为何会陷入如此处境？
某种程度上，这更多是一种“制度困境”。
一方面，城管的执法权一直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使其一直处于“借法执法”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城管在全国层面缺乏统一指导部门，人员编制、待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不少地方，有编制的正式城管队员“像熊猫一样宝贵”，一个正式队员带着好几个协管执法。这也是为什么“临时工”屡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原因。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和各种敏感的利益诉求，城管作为最基层的与老百姓打交道的部门，一言一行都很容易被置于放大镜下观察。破除“信任危机” ，首要的就是以突出问题为导向，完善和变革体制机制，给城管以法定的身份和有效的赋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共中**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门提及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调要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王市长此番亦表示，市里正在加快出台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方案，着眼点均在于此。
制度的革新与完善需要时间。那么，身处这段不可避免的制度“空窗期”，我们该怎么办？于城管队伍而言，与其归咎抱怨，不如勇于担当，以更好的、更人性化的工作为自己正名。于广大社会公众而言，不妨多一分理性，多一分理解，乐见城管的改变和进步，协力营造更好的城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