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财力雄厚的大盐商
机遇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出现在来自徽州歙县棠樾村鲍志道的眼前：他在扬州找到立足、施展才能的舞台后，决定另立门户，挺进利润丰厚的盐业市场。
大批量必然带来大销量，利润又比小店经营高，资本积累很快超过小盐商，而且这个时期，盐价一直处于上涨。10年以后，鲍志道成为继徽州黄家、江家、程家、汪家，又一个财力雄厚的大盐商。
走进这个利益群体，鲍志道以声望、财力，获得官方与盐商们的信任，乾隆五十年（1785），被推举为两淮盐业总商。成为扬州八大总商之一，与汪应庚、汪廷璋、江春并列为徽州四大盐商。
鲍志道来源于忠孝资源积累深厚的家族，把仁义灌输到商业：不论是富有的大盐商，还是处于成长的小商人，都平等、坦诚对待，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为了取得帝王的赏赐，继续垄断盐业经营，鲍志道除了捐银作表率以外，以总商身份，动员其他商人为灾荒、军务、河道等捐银、粮食，减轻了朝廷的财政压力。
在实用主义的支配下，皇帝把“文林郎内阁中书、候选道、通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刑部侍郎中、朝议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官职，赠送给鲍志道，形成以银子结交权贵、以权贵获得经济资源的联盟。
虽然这是虚职，没有实际权力，但鲍志道认为，在官本位主导的时代，皇家赋予我的政治荣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可以敲开与各级官员交谈的大门，转为商业资源，就是看得见的利润。
理解了资本与王权博弈带来的收益，鲍志道让大儿子鲍漱芳(1763—1807)，跟随自己在扬州经营盐业，为二儿子儿子鲍勋茂，铺平一条通行*场官**的道路。经过精心栽培、护理，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鲍勋茂幸运摘取了中进士的桂冠，官至内阁中书，后调到军机处任职。
鲍志道遵守祖辈的教导，以忠义、节俭、勤奋、朴实，取代扬州商人侈靡、浮华、浪费之风，也不像江春等盐商，建那么多别墅、园林，只在扬州北门购买“西园曲水”楼。
家里拥有百万资产，鲍志道的妻子、儿女不是养尊处优，每天拿起扫帚清理庭院的落叶，门前很少看到车水马龙，不请戏班子到家里演戏。如果发现有才能、品质的人，又保持亲密交往并委以重任。
诗人袁枚（1716—1797）来自杭州一个平民家庭，为江南三大文学家之一。乾隆四年（1739），他24岁通过进士考试，成为那一年最年轻的中榜者，自豪感洋溢在他脸上。到翰林院完成实习，袁枚接受组织部的安排，先后到溧水、江宁、江浦、沐阳等县任知县。他从沐阳老百姓缺衣少吃、无钱治病、无处申冤、流浪讨饭，看到乾隆盛世的背后连接着贫穷无知。
良知向袁枚发问：在王权主导的国家，我有什么智慧改变皇上的不作为？我无力帮助老百姓摆脱被压榨的命运，凭什么还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粮？
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以超脱的姿态，辞职回南京小仓山，购买荒废的随园并请工匠装修。
“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这是袁枚在随园不受拘束、自得其乐，漫游山林、展现真实自我的表现。
袁枚到扬州拜会朋友，结识了鲍志道，一起交谈写诗的体会。鲍志道看完他写的山水诗，在心灵上得到一种净化，双方由此建立了友情。
后来，袁枚在《祭妹文》中，以感激的心情说：自认识志道兄以来，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援助，我花费几十年时间写成的诗集，因缺乏资金一直沉睡在抽屉，他知道后，出资帮我找书商出版，终于与读者见面，扩大了我的影响力；我有一个妹妹出嫁，几年以后妹夫身亡，成为寡妇，她因病去世，却无钱安葬，又是志道慷慨捐资料理丧事。
动用储备的政治力量，反击贪官敲诈
鲍志道的儿子鲍漱芳作为总商，享有皇帝赋予的盐业经营权，只能率先捐银购买6万石大米赈济灾民，以后又购买4万石小麦，挽救了大批灾民的生命；为疏通河道，修复破损的堤坝。他招集商人捐资300万两，其中他捐银6万两。
看到鲍濑芳吐出银子，帮助朝廷承担了救灾的责任，嘉庆二十五年（1820），作为政治鼓励，皇帝批准他在棠樾村修建“乐善好施”牌坊，上面镌刻 “旌表诰授通奉大夫、议叙盐运使司鲍漱芳，成为官商结合留下的纪念品。
鲍志道家族又把皇帝赋予的政治地位，变成抗拒官僚敲诈的*器武**，保护族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嘉庆九年（1804），鲍志道的弟弟鲍启运，被调到淮北办理盐运。但在官督商办的主导下，曾经成为清朝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盐税，日益下滑，甚至难以维持。
因为，盐商以皇帝赋予的特权经营盐业，不可避免地要向朝廷捐献大笔金银，以维持军费及皇室人员的开支等；日益增加的捐献，又给贪官提供了向盐商索要的可乘之机。
以追求利润为主的盐商，又把贿赂官员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底层加工者身上。为了减轻负担，盐商与官员勾结，压低产盐者的价格，再通过操纵市场抬高盐价。
上层大盐商以垄断获取巨额利润，底层加工者在无利可图，只能走向破产；农民以购买低价私盐，*制抵**高昂的官盐，导致官盐滞销私盐滥泛。
权衡厉害关系，鲍启运以身患疾病不能料理公务为由辞职。但巡视盐运的监查官佶山，为人险恶狠毒，明知淮北盐场关闭、人员离散、无力开工生产，却逼迫商人认捐、交纳盐税。
他向嘉庆皇帝递交了一份报告：淮北海州管辖的三个盐场受了水灾，盐商拖欠了六年税款，至今没有交纳，而鲍启运负有主要责任，却假装生病，应撤销他的官衔、严加查办。
佶山编造虚假报告的用意非常明确，把敲诈对象瞄准鲍启运：你哥哥鲍志道曾任两淮盐务总商20年，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你应该向我进贡一笔银子，否则，我要搞得你人亡财空。
看完报告，嘉庆皇帝先是怒火中烧，又为慎重起见，在一个月零五天内，连发三道圣旨，责令两江总督陈大文核实真相。
鲍启运庆幸的是，之前结交了陈大文这个有学识、讲情意的官员，现在他可以动用储备的政治力量，消灾灭祸，反击贪官佶山的勒索。
虽然陈大文与鲍启运有深厚的交情，但他不能抗旨不遵。他分析利害关系发现：皇帝让他秉公查办，没有叫他冤枉好人，那么就不能像佶山无中有生、歪曲事实，要如实汇报。
一方面，他向皇帝陈述淮北盐业停滞、难以开工生产的原因；另一方面，以鲍启运患病属实，而且对淮北人生地不熟，愿捐五万两银子弥补亏空上报。
那么嘉庆帝有什么反应？1796年他继承王位时，白莲教送给他的礼物是：川楚大起义，迅速席卷湖北、四川、陕西、贵州等地，攻破了几百座县城，*伤杀**了大量清军将士。
为扑灭起义的火焰，皇帝从十六个省调集大批兵力，与白莲教不间断地打了十年，至嘉庆十年（1805）结束，不仅大批士兵倒在战场，而且消耗了2亿两银子，相当于浪费了3亿多人交的钱粮。
接到陈大文的报告，皇帝觉得鲍启运捐5万两银子，是忠于王权的表现，而且国库空虚，急需增加财力，又因他多次带领盐商向朝廷捐资，缓解了官方财力不足的矛盾，作为榜样应该大力表彰。
所以他发出指示：不再追查事情真相，批准鲍启运捐银免除一切责任。资本和王权合作，化解了鲍启运面临的风险，保住了他的官职与占有的经济资源。
平息风波后，心怀感激之情的鲍启运，在修复鲍家宗祠时，精选优质石材请熟练的工匠，将嘉庆帝下发三道圣旨的文字，刻在石板立于祠堂，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祖辈经营盐业的艰辛。
200多年过去了，刻在石板的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家族在王权主导的时代，如何以经商、读书、做官，与王权联结占有更多财富，维系家族的生存。
然而，它又向我们显示 ：鲍启运用金钱消除风险，只保住了个人的位子，不能造就保障大数*权人**益的成功体制，依靠王权没有法治保障财产权，随时会被王权剥夺。
据嘉庆《两准盐法志》记载，从康熙十年（1670）至嘉庆九年（1804），100多年，两淮盐商前后捐资3930万两。其中修水利511万两、救灾277万两、军事2203万两，向皇室献贺礼927万两。这是皇帝垄断了经济资源，商人不得不捐资购买经济资源，获得生存空间的悲哀表现！
孝子牌坊，镌刻着悲壮感人的忠孝
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鲍志道及后人与王权结合，名利双收，实现了“上交天子，富比王候”的荣耀，但没有法治保护他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内心没有安全感，因而他们把资本输送到徽州歙县棠樾村，为族人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救济等资源，化解王权体制带来的风险。
鲍志道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与鲍家积累的忠孝资源有紧密的关系。鲍家“世孝祠堂”，两则墙壁镶嵌着六块《世孝事碑》，记载了自宋朝以来，族人秉承祖训遵守忠孝的经历，对子弟起到了教化、感染作用。
在宋末元初的改朝换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盗贼乘机四处抢劫，棠樾村的鲍宗岩与儿子鲍寿龙外出办事，遇上了强盗。
危急关头，鲍宗岩让儿子躲进附近的草丛，他迎面与这伙强盗交涉。盗贼从他身上没有搜到财物，异常恼怒，将他绑在树上，准备一刀结果他的生命。
强盗正要下毒手，儿子鲍寿龙急忙冲出来高喊：这是我父亲，请你们手下留情，由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父亲认为：儿子的行动，为鲍家树立了讲忠孝的美名，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孙传家立业最为严重，儿子被他们残害后，谁来传宗接代？他请强盗放过儿子，向自己开刀。
儿子怎能看着父亲倒在血泊中，背上不讲孝道的罪名？为了忠孝两全，父子俩人不希望只顾自己活命，却让另一方遇害。也许是他们相互争死的孝道精神感动了盗贼，最后将他们释放。
这件事传开以后，鲍家族人既惊叹，又引以为荣，为了让后人传承这种美德，继续高举仁义的旗帜，鲍家历代修族谱的人，对他们的事迹作了重要记载。
到了明永乐年间，皇帝觉得鲍家父子的行为，是一个宣扬忠孝的绝好题材，有利于维护王权*政专**，批准鲍家修建“慈孝里牌坊”。上面刻有一首诗：“鲍家父子全仁孝，留取名声照古今。”
据说，乾隆下江南，也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觉得：每个宗族像一张严密的网，让族人置身于这张网，无条件受宗法制约，那么自己就能有效地统治亿万老百姓，而且不需要动用国库的白银，成本几乎等于零，如此能稳坐江山。
有了这种利害关系，皇帝认为鲍家有：“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秀江南第一乡”的美誉。来自皇帝的赞扬，让鲍家后人感到无限光荣，放大了忠孝力量的效应。
官方的鼓励和支持，在鲍家后人修建的牌坊，得到了集中体现。明嘉靖年间建造，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修的孝行坊，运用了高浮雕技艺，顶端刻有“狮子滚秀球”等图案，中间横梁镌刻着“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
据悉，鲍灿的母亲70岁时，两足患上病疽，虽然请医生诊治，并多次吃药却不见好转。看着母亲痛苦的神情，遵循孝道的鲍灿跪下来，用嘴吸去母亲伤口的毒液，连吸几天以后，奇迹出现了，母亲溃烂的疮口竟然愈合。这件事传到朝廷后，成为官员的美谈。为激励更多人成为孝子，鲍家人向朝廷请求，为鲍灿修一座牌坊，却没有得到批准。
后来鲍灿的孙子鲍象贤，在明嘉靖年间中进士，以正直、秉公办事，不断提升职位，官至巡抚、尚书等职。为成全祖父的遗愿，他请求朝廷批准建造牌坊。
皇帝认为，从鲍灿至鲍象贤，三代人以忠孝为做人准则，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同，维护了一个宗族的团结，给帝国输送了走向稳定的能量，既然孝子可以转化为忠臣，有利于维护王权体制，那么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类似的故事还在重演，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的孝子牌坊，上面镌刻着“天鉴精诚”、“人钦真孝”等字，它的背后有一段非常悲壮感人的故事。
明朝末年，不愿继续忍受官僚压迫、剥削的农民，点燃了*翻推**王朝的火焰。
在这个*乱动**的时刻，棠樾村鲍逢昌的父亲，离开家乡多日，却不见他传来任何音讯。
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14岁的鲍逢昌，以沿途乞讨的方式寻找父亲。经历无数风雨吹打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到雁门古寺，幸运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失踪几年的父亲。
在母亲病倒，又无钱购买中药的情况下，鲍逢昌又忍受饥渴，徒步走到浙江桐庐，登上险峻的山峰，在灌木丛中寻找冶病的药材。
更让人惊叹的是，当他听说割下自己身上的肉，能治愈母亲的病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孝心，用刀子割下自己的肉，与采集的药草掺杂在一起，煮成药给母亲喝。
没有人告诉鲍逢昌，自毁身体不但救不了母亲，还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伤害。但坐在县衙的官员，不认为他愚昧无知，反而以辖区出了一个孝子，感到无比光彩，把他的慈孝之举，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奏请朝廷批准，修了这座牌坊。
明天启二年（1622），为鲍家第16代鲍象贤（1496—1568）修建的尚书牌坊，上面镌刻着“命涣丝伦”、“官联台斗”。它告诉鲍家子弟：一个人消耗宝贵的青春时光、闭门苦读经书，能否如愿以偿取得功名，要看皇帝能否用丝绸做成的圣旨，给自己传来封官的消息；如果得到赏赐，意味着荣华富贵降临到自己头上。
明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的捷报传到鲍象贤手里，家人自然欣喜若狂。经过一段磨炼，他的官位升到兵部佐侍郎。后带兵镇守云南、管辖陕西、防卫两广等省。
明嘉靖十七年（1538），云南元江土司那，有一伙人不满官府的压榨，点燃了起义的战火，先是知府被害，后来布政使徐樾带兵讨伐，被对方将士击败身亡。
鲍象贤接到平息战乱的命令后，没有立即与对方展开激战，到前线了解实情，发现当地人并没有*翻推**明朝的意愿，只是遭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无法维持生活，想发泄心中的怒火。
鲍象贤想：如果只以*力暴**驱赶起义的人，不给他们一条出路，那么会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他以攻心为上，为当地老百姓提供资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解除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老百姓没有起来反抗，反而为鲍象贤的将士引路，攻破寨子击败起义首领，以比较低的伤亡人数结束战乱，让躲避战乱的人重新回到家园。
应该说，鲍象贤以效忠帝王为天职，在巡察边疆、平定战乱、维护地区稳定、消除冲突，改变老百姓的疾苦，立下了显赫的功劳，成为朝廷不可多得的忠臣，应该得到嘉奖、重用。
但皇帝明世宗为求长生不老，把道士的炼丹术奉若神明，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修建寺庙以外，还把大批良田赏赐给他们，甚至把官帽戴到道士头上。
不愿与贪官同流合污的鲍象贤，怎能不遭到权贵的排斥？又怎能实现执政为民的志愿？明隆庆元年（1537），他没有得到皇帝的提拔，以年老体弱告老回乡。
但鲍象贤无怨无悔：衡量做官的得失，不是取得了多高的职务，获得了多少报酬、得到皇帝多少表彰，当官要为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伸张正义，才有崇高的意义。
鲍象贤的超脱在于，鲍家先辈读书做官，要对待起朝廷与老百姓。如果自己争权夺利，有损家族树立的名声，那么就不能成为忠臣孝子，为成就这个愿望，必须超脱功利。
在许国等一批正直官员的极力呼吁下，明天启二年（1622），也就是鲍象贤于明隆庆二年（1538）去世、过去39年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功德，为他修建了尚书牌坊。
经历了380年的风雨吹打，当年被表扬的鲍象贤，早已消逝在茫茫黄土，但这座牌坊还在向人们诉说：一个沿着科举路奋力前进，得到了官位的人，为维护王权付出了心血，为何不能实现消除老百姓疾苦的愿望，反而遭到打击？
成为巨富，鲍志道的妻子汪氏依然节俭持家
以盐业发迹的鲍志道深知；祖辈创业难，后人守业更难，如果子弟不坚守勤俭节约的美德，反而铺张浪费，无谓消耗祖辈创造的果实，造成家业衰落，那么他违背了以忠孝做人的准则。
为强化宗族的血缘关系、巩固家族经济共同体，嘉庆六年（1801），鲍志道耗资维修鲍家先辈，于明嘉靖年间修建的祠堂。大堂悬挂“敦本堂”匾，为清大书法家王文治题写。让人惊叹的是，16扇黑漆屏风门上，有书法家邓石如书写的《鲍氏五伦述》，笔法雄厚苍劲。
全文追忆了宋朝鲍宗岩父子遇到盗贼时，相互争死的动人情景，赞扬前辈以忠孝感染子弟，永远遵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不变的等级关系。
大学士纪晓岚高度赞扬鲍志道的举动，认为他天性豪迈、光明磊落、有大丈夫的志气与胆识，既努力做一个尊敬父母的孝子，又耐心教导子女遵守礼仪、勤奋耕读。
按规定，每年冬天祭祖时，鲍家8岁以上的子弟必须参加，聆听长辈的教导，如何做一个符合忠孝要求的人。如果不尊敬父母，或偷盗他人财物、损害家族名誉，那么将他赶出家门。
同是一个宗族，内部存在着贫富不均，而且容易受到灾荒袭击。据《棠樾鲍家宣忠堂支谱》卷二记载，从乾隆三十年至道光年间，鲍志道家族先后购买田1400多亩，给祠堂捐献田产，以所得收入救济孤寡、残疾、面临饥饿的族人，以及修建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
嘉庆五年（1800）6月25日，鲍志道在扬州给棠樾村一位家族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嫂嫂**汪氏明年60岁，记得她8岁嫁给我时，我为谋生东奔西走，几乎没有安身之处，她没有任何怨言，独自承担子家务，饱经辛苦，我到扬州创业，寄回家的钱不够用，她勤俭节约，每天以绣花、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活，这就是与我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
幸运的是，我在扬州经营盐业，实现了发家致富、拥有别墅、园林的梦想，把她接过来一起享福，但她依然保持勤劳的作风，衣服穿破了舍不得扔掉，拿起针线补好再穿，或纺纱织布送给缺衣的居民。
我劝她不要再操劳，安心休息保养身体。她说：一个妇人嫁给丈夫后，不应该私自存钱财。前几年，我捐资修鲍家宣忠祠堂，及八间屋子，为三大房的族人，堆放农具、灰草，并修了巷子、道路、排水沟等，加上历年本金利息还剩余2000两。
你*嫂嫂**常想起妇女持家极其艰难，受了那么多委曲、艰辛无处诉说，请我转告你，你用这笔资金购买100亩田，分给宣忠祠堂这个房头的妇女，并特此告诉你，交税请报“鲍节俭户"，每年收取的租谷归宣忠祠堂，遇到青黄不接，开仓救济宣忠堂三大房的妇女，所有男童、未出嫁的女子一概不参与分粮，这是你*嫂嫂**只想惠及妇女。
虽然每年分到的稻谷不多，但你*嫂嫂**以此满足她的心愿，她一生节俭，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不敢忘记过去自己经历的苦难，想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她扶危济困的意愿！
我们从这封信看到，鲍志道经营盐业积累了雄厚的资产，成为村子的巨富，妻子汪氏依然坚守勤俭持家的作风，她想到还有许多妇女，在贫困线上挣扎，并且在丈夫去世后，独守几十年空房，便委托族人以收租得到的收入，救济无依无靠、生活面临危困的妇女。
这封信也告诉我们：鲍志道不仅以忠孝，统一族人的思想，而且以家族经济共同体，维持家族各项开支、缩小贫富差距、唤起族人的认同感。否则，只有苍白的道德，没有物质支撑，那么宗族权威，就会受到削弱难以维持。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为鲍志道夫人汪氏撰写《墓志铭》说：在志道的少年时期，家庭比较贫寒，20岁，他到扬州寻找改变命运之路，缺乏财力支持，行程异常艰难，不为人所知，而他与夫人重道义轻名利，极其难得可贵！现在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些商人、官员表面愿意救济他人，内心却舍不得，或妻子乐意施舍，却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形势所迫，但志道与夫人不谋而合，互相配合、支持，做有益于提高公众福利的善事，这是尤为高尚的品德!
鲍志道的公益举动，对儿子鲍漱芳起到了示范作用，他除了以官商结合谋求最大利润以外，还听从振兴宗族的召唤，把一部分白银输送回棠樾村，修建文庙、文昌阁、祠堂等设施。
嘉庆十二年（1807），他捐1400两银子，维修歙县学堂；嘉庆十六年（1811），鲍漱芳的儿子鲍均，看到大殿破损捐资维修。
经过数十年开创，鲍漱芳拥有官位结识王侯，有资本过优越的物质生活，不需要为养家糊口操心奔波。也不像其他商人出入扬州酒馆，随意挥霍钱财。
他觉得，一个人拥有财富过上体面生活，应该有精神追求，提升自己的修养与学识，因而他把资本转化为文化，喜爱收藏历代文人的书法、字画，并潜心临摹。
换来颂扬她们守节精神的牌坊
鲍志道的弟弟鲍启运从小失去父母，*嫂嫂**汪氏没有排斥他，加倍关爱，抚养他成人，这份浓厚的亲情，让他铭记在心、毕生难忘。当时家庭缺乏经济来源，汪氏省吃俭用、任劳任怨，承担了维持家庭运转的重任。
少年时期，鲍启运为谋求出路，改变家庭贫困，只接受了简单的识字教育，以后为经营盐业、结识官员奔波。结束为生存奋斗拥有银子、房产、田地后，他从商人转为文化乡绅，喜欢读书、写文章、绘画、练习书法。
有时，他请一些诗人、画家、书法家等学者，到家里喝茶，在轻松、愉悦、友好的气氛中，交流各自探求学问取得的进展，以互相支持、激励提升个人的品质。
发挥乡绅的带头作用，嘉庆十年（1805），鲍启运向鲍家宗祠捐献500亩田，此后又捐700亩共计1200亩。收入除了维持祠堂祭祖以外，遇到灾荒，向族人平价供应粮食。
由于鲍家男人在异乡经商，有时几十年不归家，面临难以想象的风险，留在家乡的妇女，被礼教禁锢在深宅大院，几十年如一日，以坚守忠孝为准则，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既然她们在男人离家或去世后仍不改嫁，让离家千里的男人无后顾之忧，为了表彰妇女守节的美德，为了让她们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得到精神安慰，让后人怀念她们付出的爱，作为对她们付出的补偿，鲍家拿出一部分白银，在棠樾村为她们修建节孝的祠堂、牌坊。
嘉庆年间，鲍启运在棠樾村修建极为罕见的三进、五开间 “清懿”女祠堂。大堂悬挂着曾国藩为鲍秀鸾，守贞节殉身题写的“贞烈两全”牌匾。
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节孝牌坊，上面镌刻了“矢贞全孝”、“立节完孤”。这是对鲍文龄的妻子汪氏，终生守节的赞美。
据悉，汪氏25岁时，丈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家法没有赋予她，以改嫁谋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消耗了纳税人钱粮的县官，也不鼓励她主张婚姻自由、打破“夫为妻纲”的神圣教条，那样会动摇王权主导的封建秩序。
也就是说，无论从道德，还是从王法，她都得不到救济和支持，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孝顺公婆和抚养孩子身上，直至守到45岁病逝为止。
另一座节孝牌坊，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鲍文渊的妻子吴氏修建，上面镌刻了“节劲三冬”、“脉存一线”等字。
据悉，吴氏22岁时，从江苏嘉定嫁到棠樾村。不幸的是，婚姻生活只维持了6年，丈夫离开了人世。按丈夫去世依附子女的家法，她把前妻留下的孩子鲍元标抚养成人。坚守到60多岁去世，换来颂扬她守节精神的牌坊。
面对强大的家族力量，丧失了丈夫的鲍家妇女，等于婚姻的大门永远向她们关闭，只能背负着沉重的“守节”枷锁，在看不到阳光的屋子，从青年一直守到白发苍苍。
有些妇女不惜以舍弃生命，换来宗族和官方，对自己守节的赞赏。明清两代，鲍家有59名贞节烈女，被县志记载，以立牌坊流传千古的只有两人。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健全有缺陷的文明。
一座节孝牌坊，就是一座最形象的道德丰碑，时刻照射到妇女身上，在赞扬她们无私奉献的美德时，却剥夺了妇女自由恋爱的权利，埋葬了她们宝贵的青春，即使她们发出了血与泪的控诉，却无力阻止悲剧重演！
前后捐11000两银子维修紫阳书院
忠孝指引鲍志道保障家族人的生存权，又怎样推动他到维护公共利益？
建于南宋淳佑六年（1246）的紫阳书院，曾得到南宋理宗皇帝题写的牌匾，明代中期，当地官员出资维修；进入清朝，成为徽州地区享有盛誉的书院，康熙、乾隆先后题写 “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牌匾，赞扬书院培养了一批维护王权的人才。
据《歙县志》记载，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歙县棠樾村鲍志道、雄村曹文植，成为经商、读书做官的代表人物，他们怀着自豪感，捐资在原址重建书院，规模比过去更大。其中鲍志道捐3000两银子。
为保障书院有持续的经费，乾隆五十九年（1794），鲍志道再次释放资本的力量，捐8000两银子，由徽州府官员贷给扬州的商人，按每月收一分利息，每年可获得960两利息，遇到闰月加收80两。收取利息后，每年分两次发给书院。
作为徽州地区有名的紫阳书院，背后联结着一批秀才、举人、进士，寄托着他们追求功名、施展才能的梦想，又决定着徽州文化的影响力，对紫阳书院的认同，对文化提高身份的追求，是鲍志道前后两次共捐资11000两的重要原因。
从鲍志道等家族几代人与皇帝博弈来看，他们将商业资本带回家乡，形成家族经济共同体，保障家人的利益，与皇帝重农轻商、王权至上的执政思维有关。
他们在激励子弟在忠孝精神的哺育下，在实现光宗耀祖的推动下，在“爱莫大于爱亲”的指导下，前赴后继高举不灭的宗族火焰，既维护族人的生存权，又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教的要求。
表面看，鲍志道等乡绅没有沿着培养工程师、科学家、资本家的方向前进，把资本输送到家乡盖宅院、修祠堂、购买土地、巩固礼教、延续小农经济，与西方资本家摧毁王权，主张自由竞争，扩大产业规模、获取超额利润背道而驰。
但他们的行动与王权主导的小农经济相适应，清雍正年间，皇帝发布了《圣谕十六条》，支持宗族盖祠堂祭拜祖先、设学堂教导子弟、购置田地救济弱者、修宗谱联结族人的情感。
为放大维护王权的效应，皇帝又派官员，给他们送来 “五世同堂”牌匾；得到赏赐的家族，又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维护王权的旗帜，便于继续获得商业与政治资源，保持家族长期兴盛。
当他们用资本继续制造小农经济的堡垒，把自己套进去不能突破血缘关系，必然呼吸不到资本主义的空气，反而以坚固的等级主义，抗拒工业文明提倡的自由、平等。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眼：耸立在徽州歙县棠樾村的7座牌坊，在风雨中送走了500多年，如同一面巨大的道德镜子，激励鲍家后人秉承道义和忠孝，从乡村的青石板路走向城市、从原始耕种走向商业，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平民走向富有的乡绅！
张华侨乡绅专栏作品：
走进乡绅生活的时代
帝国老人，乡绅与自然商品经济
张华侨，出生于湖北省孝感。1998年，先后在北京有关媒体任记者，采访了证券、金融、汽车、电子、科技、政府等领域的人士，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熟悉省市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差异等情况，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黄河调查》合著、《拯救乡土文明》、《让汉江告诉中国》等著作。
图文 | 张华侨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