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打了很多次仗,有的被忘记了,有的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一般地说,忘记了的, 并不是因为战场上的缴获不多;至今还有印象的,也不是因为战场的规模有多么大,而是在于战斗本身的 意义和价值。1938年8月,山东滕县八里沟一仗,就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次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关系到苏鲁豫皖四省抗日武装领导机关的命运,是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生死存亡的关键!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压境,山东危急。 拥有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 令韩复榘,不作任何抵抗,一味退却逃跑。身受日本 帝国主义直接威胁的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了-,救亡图存的要求异常迫切,抗日救国的热情 特别强烈。但是,他们对逃跑的国民*党**已失去希望, 对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又没有主张。就在这 时候,我*党**中央、毛主席于1937年8月,发表了《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10月,*少奇刘**同志代表北方局, 发出了“每个优秀的*产党共**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 去”的号召。山东人民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找 到了出路。他们坚决拥护;立即响应。于是,抗日怒 火遍地燃烧,武装起义到处兴起。仅仅几个月的时 间,抗日武装就发展到4万余人,但是,由于没有统 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力量不集中,行动不一致, 还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阻止敌人的进攻。日寇于 1937年12月23日,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很快占领了周 村、曲阜、兖州、邹县、*安泰**、济南、青岛等城市和 地区。敌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激起了 人民群众更高涨的抗日怒潮。就在这时候,1938年5 月,*党**中央、毛主席适时地选派郭洪涛率50余名红军干部到达山东,加强对该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并在 原山东省委的基础上,成立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同志任书记,我和其他红军干部被分配到基层单 位担任领导工作。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 领导、统一的指挥,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民群众 斗争的方向。而对敌人来说,抗日武装的首脑机关, 却象一把利剑刺向他们的心脏。所以,人民热爱她, 敌人仇视她破坏她。当时在山东的日寇和*共反**顽固势 力,无时不在想方设法消灭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直接 领导与指挥下,英勇战斗,捷报频传。仅1938年7月 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淄城,取得了黑牛王庄小高家庄等十九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 扩大了抗日武装的影响,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 日热情,更有效地发动了群众。当时,从乡村到城 市,从工农到学生,都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采取 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就连几岁的娃娃也组织起来走向 街头村口,宣传抗日。有一首儿歌唱道:
打扫天井,
曰本鬼子死的干净。
往栏里抓把灰,
日本鬼子死成堆。
1938年6月底,郭洪涛同志根据徐州特委的请求,带领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的第二、第三两个团(一团留原地坚持斗争),离开沂蒙山区,南下滕县,在鲁南 地区创建抱赎崮根据地。当时,我在三团任副团长。
这时的鲁南地区,即滕县、费县、峄县一带,由 于我们的*战统**工作没有做好,该团结的没有团结,该 争取的没有去争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把自己 孤立了起来。我们南下滕县以后,虽然在山亭、高 庄、长延、白卯等地连续打了十几个胜仗,但是站不 住脚•打不开局面。我们好不容易打开一个地方,你 前脚刚走,顽固势力后脚就到。再加上由于历史的原 闪,鲁南地区村村镇镇都有M实的围墙和寨门,不论 白天还是深夜,只要四门一关,群众别想出来,我们 也无法进去。不要说宣传组织群众,就连吃饭、住宿 也成了问题,逼得我们不得不以生梨充饥,露天宿 营。这时,正值炎夏酷暑,病号不断增加,部队严重 减员,最后只好将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约1500人左 右,保留二团番号,上级任命我担任团长。
情况对我们越来越不利,边区省委召开会议,认 为在抱犊崮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并不成熟。 1938年8月决定回师北上,再回到沂蒙山区去。回沂 蒙山区,滕县的八里沟是必由之径。
八里沟位于滕县东北方向约30公里处,因为沟长 八里而得名。这沟呈东西方向,象是一条天然的战 壕,深且宽,沟两边都是大山,沟前横着一条水深齐腰的大河。来时,我们曾从这里经过,可是我怎么也 没有想到国民*党**顽固派会在这里打我们的埋伏。我们 当时的部队,除少数骨干分子外,都是刚刚脱下长衫 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没有战斗经验,更不懂保守秘密 的重要性。加上省委机关带着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男女 学员,还有两部电台,特别令人注目。2000多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要想保密,那是很困难的。
晚上10时左右,我们进了八里沟。我随前卫营 (三营)走在最前头.一营负责警卫机关,走在中 间,二营断后。我命令部队不准有火光,不准有响 声,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行进。就在三营刚出沟口, 二营刚进沟尾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哗哗哗”的枪声,从南北两面的山上向我们猛烈射击。他们不打前不打后,掐头去尾,专打中间。我判断:这不是叛徒告密,就是对方有详细的侦察,不然的话,他们对我们的行动和行军顺序为什么了解得这样清楚,这是事先设下的埋伏,我们的机关和部队已完全进了对方的 伏击圈。想到这儿,我不觉为之一惊。惊的不是怕仗 打不胜,而是机关和几位领导同志的安全,因为对方 的行动,已证实了他们的目的:消灭我边区省委机关。万一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要影响四省边区,特别是山东抗日形势的发展。
漆黑的夜晚,看不清山上的对手是谁,但是可以断定: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秦启荣,就是顽固派申宪武(申从周),或者是两者的联合行动,因为日军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出来的。秦启荣、申宪武这些家伙,“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杀*产党共**、打八路军、消灭抗日武装比谁都凶。情况已明,决心就大。我自己带领三营朝南面山上顽军冲去,同时由营长刘勇带领一营朝北面山上猛打,二营派六连保卫省委机关跳出伏击圈,其余连队和干校学员参加战斗。
激战过程中,我发现顽军不做正面还击,企图从侧面迂回到前面去,追歼我机关。于是,我马上调整了部署,命令部队迅速勇猛地出击,堵住顽军,粉碎其迂回围歼我省委机关的企图。由于我们及时识破了顽军的阴谋,加之行动果断,猛打猛冲,顽军开始向后收缩。
到天亮时,顽军完全溃退了。八连、四连等几位能打善拼的连长“嗷嗷”地叫着向我请战,要求追击,狠狠打击那些消极抗战、积极*共反**的顽固派,被我严肃地制止了。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机关的安全,不能恋战,必须立即撤出战斗,追上机关。
8月中旬,已入秋季,天气转凉。特别是夜间过河,水深齐腰,战士们被冻得全身发抖。但谁也没喊一声冷,没叫一声苦。部队过河以后,很快就追上了机关,三个营会合了,我们按原来的行军顺序,继续前进。
在部队行进过程中,我把几位营长找在一起,边走边分析当前的处境。这里是国民*党**的地盘,周围的顽固势力很雄厚,省委决定北上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执行。八里沟的顽军是被我们打退了,但不是被歼灭了,他们还有可能再追上来,前面也许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情况在等着我们,要准备应付更激烈的战斗。 不管出现怎样危急的情况,我们都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省委机关胜利安全地回到沂蒙山区。
到了下午,部队已经一天一夜米水没进一口,加 上连续行军、战斗,不要说机关,就是战士也显得有 些疲劳。又一直是在山沟里行进,山连山,岭连岭, 地形对我极为不利。所以情况是严重的,处境是危险 的。
正当部队快要通过一个山垭口的时候.突然,从右面山半腰冲下一股顽军,朝省委机关扑去,抢走了两部电台。同时,左面山上的顽军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射击。紧接着,后面也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八里沟那股顽军又追上来了。仗打多了,也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情况越是紧张,心里越是平静,惊慌失措只有坏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分析了眼前的情况,顽军行动的目的同在八里沟是一致的,先抢电台,左边山上的一股就是为抢电台打掩护的,得手后,再消灭我们的部队,搞掉省委机关。顽固派想得倒周到,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我立即命令三营抢占制高点,对付左面山上那股顽军,一营回头断后,堵住来追的顽军,我自己带上八连朝右面山上的顽军猛冲过去。电台是领导机关的耳目,是省委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工具,丢掉电台,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暗暗下定决心,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电台夺来。当时,我还是一身红军打扮,头戴八角帽,脚穿麻线草鞋,身上的衣服也成了乳白色,所以,我在队伍里特别显眼。红军的战斗作风敌顽是知道的,加上八连战士的勇猛精神,打得顽军四处逃命,但就是不肯把电台放下。“司号员! ”我对八连司号员命令道:“吹冲锋号,吹响点,多吹几遍!”在振奋人心的号声中,我同八连的 战士们横冲竖杀,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了这股顽军,夺回了电台。这时,左面山上的那股顽军也跳过山梁逃跑了,只剩下后尾的一股。我命令一营,待机关到达安全地带以后,再撤出战斗。
我们甩掉顽军撤出战斗后,继续北上到达长城。 在这里稍作休整,于9月初回到了沂蒙山区。当我看到边区省委的领导和机关同志又进入了正常的工作、战斗和生活时,感到莫大的欣慰。
10月初,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沂水县的岸堤召开了庆功大会。省委书记郭洪涛代表省委宣布:命名四支队第二团为“钢二团”,命名八连为“钢八连”,命名四连为“铁四连”。同时,各连还选出了三名最勇敢的战士作为代表,上台领奖。台上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戴上了一朵碗口大的红花。我看着这一朵朵鲜艳的红花,想起了在这次保卫机关的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同志,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了边区省委机关的安全,保卫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抗日武装的指挥权,荣誉应属于他们!”
钱钧同志简介：
原名钱运彬。1905年5月2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土楼乡钱家湾村。幼年家贫，6岁起被迫给地主放牛，8岁离家到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自谋生路，跟随一位漆匠学艺。3年后，又学会了打铁、钉掌、骟马等手艺。13岁入少林寺攻习武功，18岁回归故里，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为养家糊口，烧过炭、当过漆匠、骟过牲畜。1925年经人介绍入湖北汉口一家铸铁厂当翻砂工，同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产党共**。大革命失败后，受*共中**组织派遣到光山县殷区开展宣传、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工作，先后任乡农民协会主席，农民自卫队大队长。1929年4月参与领导殷区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入殷区游击队后任中队长。同年9月随游击队编入红军第11军31师，后任鄂豫皖边特区手枪队队长。1930年3月，率手枪队于宣化店附近之陈家坪缴获国民*党**军飞机1架（飞机后被鄂豫皖苏区政府命名为“列宁号”），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师3团2营6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1931年1月起任红4军第10师28团1营营长、3营政治委员，曾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俘国民*党**军第34师师长岳维峻。后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11师33团团长、第1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反“围剿”、反“*攻围**”作战。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率部3次跋涉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翻越终年冰封的雪山时曾感染严重伤寒，险些被病魔夺去性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团长。1937年9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奉派随干部队赴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山东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第3团副团长，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团长，第12、第1支队副支队长，第1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安泰**军分区副司令员，沂山支队支队长，鲁中军区三军分区（泰南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3旅旅长。参加了开辟泰山、鲁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初期，任鲁中军区第9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7月起任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第3工区总指挥。1955年调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改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965～1975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是*共中**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4月13日于南京逝世。著有《钱钧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