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最有品质的幸福生活，莫过于娶个日本老婆，雇个中国厨子，请个法国管家,用德国的家居……为什么要娶个日本老婆，大家的理由林林总总，但归结一点，日本老婆知书达理，照顾家庭，对男人和孩子关怀备至。这些品质在中国女人身上也普遍存在，而我们却对日本女人推崇备至，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认识偏差。
这种认识偏差不但存在于普罗大众之中，在一些名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名人。
民国时期大致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国家内忧外患，人民水深火热，而日本是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那个时候，谈及日本，国人都是恨之入骨的。但国仇是一码事，个人感情是另一码事。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日本女孩嫁给了当时的成功人士，而且感情很好，有的还幸福终老。
我们先说说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一直主张“一夫一妻一世界”，但他本人却犯了言行不一的错误。康有为家中妻妾成群，正式迎娶的妻妾大约有6人。其中，四姨太市冈鹤子，神户人，本为康有为家女仆，在照顾三姨太何旃理时，情定康有为。康有为回国后，把市冈鹤子接来上海，正式纳为第四房姨太太。此时，市冈鹤子年仅17岁，而康有为已经56岁。抛开老牛吃嫩草不讲，毕竟在以前这是普遍现象，市冈鹤子的勤劳和周到的服务深得康有为的赞许。
提起民国名人，不得不提辜鸿铭。此人学识渊博，对男女之事也有独到见解。关于这一点，他有一套“茶壶理论”。大概意思是，男人如茶壶，女人如茶杯。世间只见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不仅如此，他对日本女人的认识也很独特。他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温顺、纯洁、敏感、真诚、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辜鸿铭绝非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1885年，他与友人寻花问柳时，遇到了沦落风尘的日本女子吉田贞子。贞子的知书达理给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几经波折，二人终于喜结连理，当然贞子是妾的身份。据说辜鸿铭与贞子的感情很好，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到了无日本娇妻相伴则无法入眠的程度。辜鸿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婆和日本娇妻：“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眠药安**’。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每每读此，相信很多人肉麻之余，不禁哑然失笑。
有“名将之花”之称的蒋百里，他的妻子左梅(佐藤氏)也是一位日本人。左梅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二人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一直感情很好。左梅为了追随蒋百里，全力支持丈夫抗日，并断绝了与日本亲人的一切来往，她也不教孩子们说日语。蒋百里死后，她又顶着舆论压力为蒋家守寡直至终老。
周作人是一个日本情节极为严重的文化人。他认为日本民族“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他持这一观点五十年未变。理由呢，很简单，他曾经看到寄宿地方的“下女”赤着一双天足，在屋里走来走去。由足而产生的文化认同，大家可以想象。他后来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两人生儿育女，白头到老，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当然，真挚的爱情是没有国别的。日本女人的优秀品质在国人身上并非无迹可寻，有的还要强于日本女人。只不过，这些民国名人在娶得日本妻子并成就一段段佳话后，更加深了大家对日本女人优秀品质的正面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