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张金生曾任民办教师多年，和他谈民办教师的话题，那可谓“拳拳到肉”，都是行内人才能了解的干货！一天下午，两杯“铁观音”下肚，就畅谈起“民办教师”话题。
1973 年民办教师实行民办公助补贴制，由生产队记中上等劳力工分，国家每月平均补助每人6元。公社又把民办教师分成几个等级，最低的每月4元，以后每增加一年教龄递增1元，待涨到每月7元时则要全公社老师进行评比。
张老师刚开始才挣4元，到离开那个岗位时已涨到了8元，是当时全公社民办教师中最高的工资。民办教师是中国农村教育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他们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既教书又种田，既挣工分又挣工资，既在学校又不离家，跨了两个生活圈子，横向的是农村，纵向的是教育。这种特殊的地位就决定了民办教师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活跃性。
目前，一些人总是从现在的视角，或者从教育这个单一视角看待是很不公平的。他觉得在那个动荡而又极度贫困的年代，只有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群体才能支撑住中国这个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尽管是那样摇摇欲坠，那么功能不全，那么质量低下，那么不尽如人意!
民办教师虽然“土”，但工作、学习都是积极主动的，一天除了三餐在家吃，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学校。张老师一确定为民办教师身份，学校就安排上初中的两门课：语文和农业基础。那时没有升学和考试压力，倡导“开门办学”，学的是“三机、两线、一泵，是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用技术”，从没有那个教育部门和哪位教育干部批判你的课讲的怎么样，有的却是一轮又一轮的大批判运动，诸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智育第一”，批“师道尊严”等等。
民办教师已大大突破了“师”的范畴，简直就是村里的政治和社会骨干，是当时封闭的中国农村“先进性”代表。
那时候倡导“开门办学”，要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甚至办到“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并且还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出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这样搞来搞去，学校就成了一个“准生产队”，教师经常领着学生参加政治、生产活动，学校办公室就成了大队部，教室也成了村里开会的场所，大队的农林实验场成了学校的劳动基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每年都拿出一些指标为民师“转正”，也就是所说的“民转公”，具体操作是从“两头卡”，即年轻一些的通过上学而转正，岁数大一些的则“直转”。但这两种办法都要通过考试来确定，因而也就催生出了一年一度的民师转正考试。
90 年代，民办教师的工资发放不仅由县下放到乡镇，有的还放到村里，造成大面积长时期不发民办教师工资。有的民办教师实在无法生活了，就厚着脸皮找村干部讨要工资，可村里也没钱支付，只好以集体东西抵顶搪塞。
虽然以我哥的经历来代表“民办教师”群体，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味”，各地的民办教师待遇和出路虽有参差，但大体如此。我只希望人们记住他们的付出与贡献，毕竟他们的弟子都是现在的栋梁！（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