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江同志身上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群众性检验已经很鲜明地展现出来。再就是他那珍重友情、忠于朋友的性格，这种性格就像美酒一样，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江同志与沈治平的友谊是从沈治平到交通大学招工开始的。1947年，江同志从大学毕业，正在求职无门之际，沈治平和庞济生前往交通大学招工，这时沈治平就认定江同志是个人才，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留在身边，在厂第二部五工厂任技术员。此时，沈治平是二部主任。过了不久，其他两位同学都离开该厂，江同志仍然留在沈治平的身边，而且工作干得极为出色。1948年，沈治平赴美国留学，把自己单独住的一栋小楼让给江同志住，而楼内的家具又原封不动地交给他使用。江同志结婚时需要的房子、家具都解决了。对于当时一个大学生来讲，算是解决了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江同志就和张学元商量请沈治平回来，参加厂里的建设。
沈治平既是江同志的顶头上司，也是张学元的朋友，可以说是两人的共同朋友。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爆发时，正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沈治平，心中有些苦闷，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张学元的信，信中说；“咱们解放了，祖国的情况非常好，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回来吧，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沈治平也真的惦记着曾经参加创办的粮服实验工厂，现在变得怎样了？真的放弃还未读完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了。可是，当他回到祖国，张学元已经调到食品工业部，江同志也离开益民食品一厂，而且离开食品工业这个领域。老朋友都不在益民食品一厂了，还回去干什么？不过，他还是回到当年的香烟桥，到益民食品一厂看了看，然后就接受了张学元的邀请，留在食品工业部，参加食品工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工作了。后来，沈治平成为我国著名营养学家，对我国食物营养成分的研究及《食物成分表》的编制，对我国未来膳食构成的改进和预测，提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并在组建中国营养学会及其加入国际营养科*联学**合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虽然不在一个系统，江同志和沈治平、张学元还是经常往来。直到江同志当上大领导，仍然常约相见。一次，老朋友周伟的女儿周海鸣到北京探望，江同志突然想起沈治平来，马上打电话，说：“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啊……怎么不是呢，你把我招进工厂，你走了，把房子让给我住……”放下电话，他马上派人把沈治平请来吃饭。沈治平来了，江同志对周海鸣说：“沈老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欢快地过了一个中午，要告别时，沈治平说：“拥抱一下。”两位老朋友拥抱在一起。走了几步，沈治平说：“再拥抱一下。”他们又拥抱一次。已经握手告别了，沈治平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说：“还要拥抱一次。”两位老朋友又拥抱在一起。周海鸣在一旁看着，非常感动。
还有尹宗伦，也是江同志在1947年就认识的老朋友了。那时，尹宗伦在粮服实验工厂的第三工场，虽然同属于一个总厂，但工作并不在一个地方。尹宗伦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我和*江老**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很活跃，大家都知道他。”后来，两人才在一起工作，而且住在一栋小楼里，江同志住楼下，尹宗伦住楼上。尹宗伦是工务科科长，也在发展研究室从事新产品开发工作。尹宗伦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在重庆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抗战胜利后，尹宗伦从重庆来到上海，因为没有带组织关系，和*党**失去了联络。张学元对尹宗伦的情况是熟悉的。1950年，张学元、江同志介绍尹宗伦重新入*党**。谈到这件往事，尹宗伦说：“*江老**介绍我重新入*党**时，后补期只有三个月，而且*党**龄从我第一次入*党**算起，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了。”几十年来，江同志和尹宗伦的交往未断，他们见面时，回忆在香烟桥的旧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到创光明牌冷饮，尹宗伦说：“那时，我们还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江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有益民情结，或者说有着光明情结，无论到了哪里，这个情结都无法解开。当时益民食品一厂生产的除了光明牌冷饮，还有幸福棒冰、东方红糖果。有一次，尹宗伦问江同志：“*江老**，你还记得吧，（上个世纪）50年代你第一次去莫斯科，看到益民厂生产的东方红糖果，你很兴奋，还写信告诉我。”
曾和江同志楼上楼下住过的尹宗伦习惯称呼昔日的老厂长为“*江老**”，在益民食品一厂的那段火红岁月已经成为他们一批人的“光明情结”，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都永远存在。
提到和江同志共事多年，尹宗伦总是感到有许多话说不完，他说：“刚解放，百废待兴，条件艰苦，厂里情况复杂，还是小青年的江同志，工作劲头很大，过年过节都守在厂里。特别是抗美援朝为前线生产罐头时，他整天泡在车间里，督促工人注意安全和保证质量。他和工人打得火热，说话一呼百应，人缘极好。在我的印象中，他极聪慧，学习语言的能力特强，我们一起学俄语，他的进度非常快。”
刘家福这个名字，总是存在江同志的记忆里。在和益民食品一厂的老人会见时，他说：“伍永威、刘家福对益民食品一厂都是有功的。还有沈治平。”他还记得：“刘家福是管糖果车间的，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1999年8月，刘家福去世时，江同志、*冶坪王**正在北戴河，闻讯后，以老朋友的身份立刻唁电表示悼念。刘家福的遗孀都没有忘记江同志和刘家福的友情，她回忆说：“江同志身居高位，但对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特别重情义。1955年，我和刘家福结婚，这年，江同志的大儿子出生，我们去吴江路他家看他和*冶坪王**。他很关心我们的生活近况。刘家福说起我们结婚后没有房子，他就说他要调到长春去工作了，要我们住到他的家里来。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电子工业部工作，一次，他回上海到我们家里来，又说起房子。他说他在北京的房子大，要我们去北京时就住他家。后来，刘家福去北京出差去江同志家里，正好看见江同志从一楼往三楼搬煤气罐，刘家福就问：你已经是领导干部了，还自己搬这个。他说自家的事当然自己动手。”
江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和工人一样，家住曹杨新村，刘家福夫妇去看他，只见*冶坪王**在家烧菜，江同志告诉他们，小儿子结婚了，有客人要来。
1985年，江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一个周末，他约刘家福等益民食品一厂的老同事到东湖宾馆，他说选在周末和大家相聚，是因为只有这几天他可以不安排工作，专心专意和老同事叙旧。他仔细询问每家一个月的开销要多少钱，其中，买菜要价多少，对上海菜价问题问得特别仔细。大家也老老实实有啥说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跟他一起聊柴米油盐，聊家常，特别痛快。从朋友日常生活中，引起他对“菜篮子工程”的思考。以后，每年过节，他都邀请老同事到康平路家里欢聚，直到他去中央担任总苏记。到北京之后，老同事与他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几乎每年的农历初五这天下午都会打电话来拜年。每次通话的时间都很长，详细了解上海食品工业的发展情况，新的领导班子是谁，老同事的生活近况如何……他牵肠挂肚地一下子问二三十个老同事的情况，甚至连他们孩子的姓名爱好都记得。他反复问得最多的还是益民食品一厂的情况。
刘家福是1947年和沈治平一起从南京来到上海，也是粮服实验工厂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又留在这个厂里工作，也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给解决，后来江同志知道了，为刘家福证明其工作经历，才算解决。可惜，刘家福只享受了半年离休待遇就去世了。
胡永威虽然去了美国，但江同志还是很惦记他，在和益民食品一厂的老同事叙旧时，江同志还说：“胡永威还健在，在美国，胡永威的夫人冯婉焯是光华大学毕业的，现在也在美国，前几年我还和他们通电话，最近却没有音讯了。胡永威是国民*党**的中将，英语很好，我认为胡永威作为益民食品一厂的创始人（是应该的），很能干，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是总工程师。”
有一件事是袁中亚不会忘记的。什么事呢？“这是一点私事。我曾为我父亲烈士身份问题，写信给市民政局，但迟迟得不到回音，就写信给当上海市市长的江同志，这也是我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可是，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打电话要我去一下，我去了，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说：‘你父亲的烈士身份问题解决了。’我当时高兴极了，因为我母亲还健在，她终于可以享受烈属待遇了。民政局给我看了江市长给民政局的一个批示：‘老袁是我五十年代的老同事，他反映的问题，你们能解决就解决了。如有困难，你们要接待好老袁同志。’”
全作凤是益民食品一厂财务科的财会人员，分管每月的工资发放。有一个月全厂职工的工资发到最后，她发现少了一份工资。当时工人们的收入都不高，生活全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少了一份工资是天大的事，按理说应该由全作凤赔偿。如果她把这个月的工资赔了，自己全家的生活怎么办？全作凤急得哭了。江同志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劳动工资这一块也由他管。他把全作凤找来问明情况，查不出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如果全由全作凤赔，对她也是一个冤枉。江同志安慰她，说：“你不要急，我个人出一半补上，另一半办个特批手续，由厂里补上，你不要难过了，以后发工资要小心谨慎，吸取教训就行了！”他这样做，在别人看来也许不符合工作程序，丢了工资，怎能不让她赔呢？但这恰恰表现了他对人的尊重和理解，他相信全作凤不会把这份工资私吞装腰包的。这也许正是他在益民食品一厂能取得大家的信任，使众多的人凝聚在他的周围，有事都愿意向他倾诉的重要原因。
2006年4月，江同志找益民食品一厂老人叙旧时，当年的青年工人陈根生也来了，这个曾经向江同志提问“志愿军会打到釜山吗？”的青年工人，在会上还和江同志对话。
工人陈根生的记忆里，老厂长江同志称得上是料事如神。“志愿军不会打到釜山”的判断成为最有力的证据。
陈根生：“我是您看着我长大的，是1947年之后来的。我在你之后，叫你先生。”
江同志：“罗祖康是你们的老科长。我最近看了他一次，我现在变化不大，就是胖了点。我看了罗祖康，脸萎缩了，他今年85岁了，记忆力还很好，我没敢留他吃饭，把他送回去了。”
陈根生：“我进厂时很小，当时你当工务科长。1949年11月，调我到财务科去了。”
接着，陈根生又谈了江同志带着他和周丽华背着卖棒冰的小木箱子，到街上免费送光明牌棒冰的事，还有就是向江同志提问“志愿军会不会打到釜山”的事……说得江同志哈哈大笑。
江同志与张学元、唐文华夫妇可以说是莫逆之交。自他们离开益民食品一厂，张学元、唐文华在北京的工作很安定，而江同志则是调动频繁，走南闯北，不论他调到哪里，是在长春还是武汉，抑或是上海，他都会主动和他们联系，有时出国还会把在国外拍的照片寄给他们。江同志调往北京，在一机部工作，他们的交往就更多了。那时，*冶坪王**和孩子们都在上海，只有母亲随江同志生活在北京，大年初一，他就领着母亲到张学元、唐文华家里过年。后来江同志地位越来越高，他们也就不便去打扰了。但江同志对他们友好如初，除了过年过节以电话问候，还请他们到中南海或玉泉山住地去聊天叙旧。
2000年张学元去台湾考察食品工业，特地带回一块自然形成台湾岛轮廓的石头送给江同志，江同志很高兴。张学元去世后，江同志派人取走张学元曾经用的一张摇椅和一把手杖，借以寄托故人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