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温州，比较发达的是宗教行业。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极其繁盛。
温州的寺庙、神殿、道观、教堂数量之多，也是世界罕见。即使到了现在，中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发达程度，也还是温州第一，闽南第二。
这些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提倡经商。
温州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兴盛。尤其是南宋，温州的进士数量从北宋的几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南宋又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年代，所以如果从文化传承上讲，温州更应该是一个以文化发达而闻名的地区。
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的压倒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
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到北大早期，教员就有十几人是温州人，陈介石、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许璇、林辛、章味三、伦明、周继善，龚寿康、高谊、林公任、黄公起、林涛等，温州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教员。
所以说温州人有经商传统，或者商业传承，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历史上温州的天然环境远远不如宁波、杭嘉湖、上海、苏南、山东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数地区。属于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穷。
1949年后，温州沦为前线，温州沿海的洞头、北麂、一江山、大陈岛之类的岛屿很长时间都是国民*党**占领。即使大陈岛撤退后，温州依然被认为是国军*攻反**大陆的最好的登陆地点：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只要炸掉三条公路，解放军援军好几天都进不了温州，而占据海军空军优势的国民*党**军就可以迅速把温州变成根据地——何况蒋介石的老家宁波就在附近。
所以温州成了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到处是民兵，洞头岛上有女民兵，团中央号召共青团员去大陈岛开荒，而那些大型工业项目，市政建设，国家却不投资建设，就是准备拿温州当战场的。一些学校也迁到了杭州和内地。
所以，温州就只能变得很穷。
（二）、人因为穷才会思变
温州城是坐南面北的一个城市，沿瓯江南岸而建，往东就是浩瀚东海。
北宋时，当地造船业兴起，时人有“城脚千家具舟楫”一说。彼时瓯地，颇为繁华，没有战略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磕绊，商贸渐荣，一度被唤作是“小杭州”。宋、元年间的“繁华地”至明、清时，因国家的海禁政策而凋敝冷落。
1949年之后，沉闷了数百年的温州并没有迎来新生，“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这句曾流行一时的顺口溜说出了温州城的尴尬和温州人的郁闷。温州三面环山，偏居浙东南一偶，处于离台前哨位置。长期以来，国家除了军事战略角度考虑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
直至1989年，温州仍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唯一一个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的浙重要城市，乘船成了主要出行方式。多少年，温州到上海的轮船票一直是抢手货。温州人因此无奈感叹说，“温州，温州，只有水（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
但也因为水路，*私走**狂潮泛滥，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等7个县区，覆盖了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乡镇。一艘一艘*私走**渔船偷运各种境外物品，在偏僻的小码头形成*私走**交易市场。当时，温州全市有大小*私走**市场17个，尤其是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每天客流达万人以上，当时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隆”。
名表、计算机、涤纶布、收录机、电视机……这些*私走**货便成为了“*革文**”后第一代稍成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背着这些商品四处兜售的温州人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不管是否认同，*私走**活动推动了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的萌芽，全民参与让商品意识极度扩展，也让很多人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积累，温州人第一次闻到了金钱的血腥。
虽然1982年国务院两次发文要求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行为，但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因为穷过，苦过，所以当改革刚刚露出一丝春风，温州人就像一群浩浩荡荡下水的鸭子，毫不犹豫地扑了进去。
2、
1981年6月18日，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一分为二成平阳和苍南两县。新设立的苍南县，除了几家小酒厂外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国有商业除人员、财物一分为二外，其余固定资产全部留在平阳县，一切要从零开始。
1983年10月，苍南设立龙港镇的第二年，宣布在龙港实行“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等改革，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最吸引人的口号是“欢迎农民进城开店办厂”，谁出钱谁建房，谁投资谁受益。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以自理口粮迁户口进城，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面对花钱买地造房的机会，去龙港信用社交钱的农民把柜台都挤垮了，一捆捆的钞票堆成了山。凭借一张规划图纸和两张皮（地皮和嘴皮），龙港唱的“空城计”竟然集资了1.2亿元。 “渔村”农民自费造城的惊世创举，硬生生地造就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诚恳而言，相对于北上广或者是杭州、宁波，爹不亲娘不爱的温州几乎没享受过财政上的最惠待遇和政策特权，那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道路、大学甚至体育馆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可以说，当年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几乎一无所有。
1990年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急切想“飞起来”的温州老板先斩后奏，掏出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建造的机场“生米成熟饭”了。有了机场就要有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一个叫王均瑶的农民购销员走进民航局，“胆大包天”开出国内第一条私人包机航线。
1994年，建城市体育馆资金出现缺口，温州市政府以投资5万元即可获得前排“贵宾席”座位终身享有权的思路，一下就从民间“借”到了上千万元。
1998年，在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下，中国第一条由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兴建，全长251公里贯穿浙西南山区的“金温铁路”开通。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民间力量，在国家投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脆弱无力的情况下，足以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做法都没有预谋、没有策划，完全是现实境况造成了变革的自发压力。
你可以在温州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嗅到这股奇异的能量气息。在浙江乃至新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迹”：
中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中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中国第一批股份制合作企业；
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中国第一个实行金融浮动利率改革；
中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中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中国第一家无区域限制的民营财团；
中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中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联合*党**委；
……
“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创造了这些温州“奇迹”。这里还必须赞赏温州乃至浙江省主管一方的政府官员，他们较早意识到千百万民众脱贫致富的朴素愿望，而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因此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无为而治”承担一点风险，让民众为摆脱窘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对当政者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3、
时至今日，温州人的“狡黠”依然令人困惑，我们已经很难对温州人的财富积累过程做出二分对错的论断。他们就像是一群被贫困逼迫下抢先登上险滩的群蚁，眼前既没有路，也没有路标。但他们从贫困的起点出发，带着生生不息追逐财富的渴望，进入了21世纪。
谁都没有料到，擅于做来料加工、小家电、打火机、服装、制鞋的温州人，竟然会靠炒房狠狠地掘了一桶金。成千上万的温州乡亲扛着现金，组成炒房团浩浩荡荡地从温州出发，呼啸着席卷了杭州、上海、北京甚至香港的楼盘销售处。
温州不缺游山玩水的地方，唯缺可以发展大城市的平原土地。摊开地图，你会发现温州陆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离山都不到10公里。生活在一个空间受到挤压的城市，温州人对依附于土地上的房产，显然有近乎偏执的渴望，而他们也恰恰是最早发现房产的价值并努力去挖掘的群体。
忽然间，温州人坐着大巴沿沪杭高速一路北上，“买房如买菜”的传闻不断在坊间流传：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3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温州神秘女子用900万“私房钱”买下上海某顶级小区三套别墅；温州某炒家购房无数，腰上挂满了几十把钥匙，而房子具体在哪都没见过……
“温州炒房团”作为一个新生经济学名词，成为中国房地产资本时代到来的象征，他们被形容为成群结队的狼，疯狂穿行于城市，所过之处，寸房不存。
催生这一极具特性的群商现象，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温州人喜好集群抱团，大凡有温州人的城市都会有温州商会的组织，他们就像一群“蚂蚁”聚集成雄兵，以血缘亲属和非血缘的乡亲关系，滚雪球般地聚集起资金力量，以团购、群购方式直接杀低吸入，牟取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