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沙无垠
本文是用户栗山道长悬赏的文章。湘西 在 历史上是各种“平蛮战争”的主要舞台之一，中原王朝为何对湘西如此介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原因。本文从湘西的地理因素入手，从整体上梳理不同朝代对湘西的不同策略，希望栗山道长能够满意。
湘西在地理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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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看整个这片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在交通方面所产生的重要性。所以，要观察湘西地区的意义，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
湘西这片地区，或者可以向北延伸一下，到湖北省三峡以东的巫山南部地区，在向西延伸一下到贵州的东北部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山脉有西南-东北走向的武陵山与雪峰山，以及南北走向的巫山。
物产方面，此地有铜矿和铁矿。在战国时代此地被华夏世界收入囊中后，这都是很重要的资源。后世此地的土霸王们，也都既用铁冶炼兵器农具，又用“铜鼓”彰显自己的权柄。
在交通方面，此地有从湖南通往云贵高原地区的通道以及从巴蜀地区通往两湖的通道，前一条通道，在明朝以前，云贵地区都在羁縻半羁縻统治下的时代，并不是很重要，不过后一条则对于巴蜀对外的盐业运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我国中南地区的盐业供给，就主要依靠长江及其支流运输的江淮海盐，以及运输途中水陆兼有的巴蜀井盐。盐对于人类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是人类食品与工业（无论是机器化工业还是手工业）的必要基础。所以盐业通道途经之地，也自然意义重大。
湘西地区的主要河流，注入洞庭湖的沅水、资水与澧水，以及鄂西地区的清江，也都属于长江水系的一部分，在水路运输方面也有重大价值。同时这一地区也有通过重重群山的陆路，连通今重庆附近的产盐地区，自然，这一地区就成了盐业通道的重要环节。
湘西的山形水貌
在民族方面，此地的原住居民，无论是名为巴人，或是名为苗族土家族，也一样因文化方面与中原不同，加上地形利于据险自守，长期不服中央管制。自然，这就形成了一片容易威胁到帝国关键的麻烦地区。
秦楚之间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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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从头梳理一下这片地区的历史，这一地区，最早被华夏世界纳入版图，大概是在楚悼王时期吴起变法那个时候发生的。当时楚国发动了“南平百越”的征讨，随后又在这片土地上，设立了黔中郡与巫郡。在顷襄王初年，楚国还以此为基地，灭亡了涪陵一带的枳国（东巴）。
楚国也因此与秦国所控的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主市区，系司马错灭巴国（西巴）之后所置）直接接壤了。后来在司马错、白起发动的伐楚战役之中，司马错在白起袭击江汉平原以前，就提前占领了黔中郡与巫郡，切断了刚刚路过湘西奔向云贵高原的楚国庄蹻远征军的退路。
但楚国后来还是在顷襄王后期，夺回了原属黔中郡的、位于澧水与长江之间的“江旁十五邑”（皆位于今湘西鄂西地区）。一直到最后王翦主持灭楚战事以后，这片楚国半悬的土地，才被秦国招降或占领（因里耶秦简的年份，皆始于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而楚国末君昌平君于前一年死于淮南））。
黔中郡对秦楚都有意义
故而两国在此拉锯
秦国人还把“黔中郡”更名为“洞庭郡”，显示出胜利者不可一世的气概，也借此贬低楚国人。该郡的郡治，就处在地控武陵山陆路与澧水水路交汇处的迁陵县（县治在今湖南湘西州龙山县里耶镇），此地也正是巴盐外运至湘江长江流域通道上的一处要冲。后来，始皇帝征南越时，最西的一路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也经过了这片地区。
在秦末战争当中，此地倒是受影响不大，不过，在封吴芮为长沙王时，这片邻近长沙郡的土地并没有被封给吴芮，其一是因为秦时洞庭郡与长沙郡不相统属，其二是因为原据此地的临江王共尉刚刚被扑灭，不宜封赏与外人以生异心，其三则是因为洞庭郡控制着长沙郡的盐业通道，大概刘亭长对于吴芮这个最听话的异姓王，也要适当卡卡脖子吧。
刘邦时代，黔中郡还被更名为武陵郡，郡治还被迁到了南面的义陵（今湖南溆浦），此地更靠近长沙附近的平原地区，大概也是为了同时威慑长沙国与南面更不友好的赵氏南越国吧。但是，当时汉朝防备南越，明显还是要主要倚靠闽越、长沙两个分别控海路与骑田岭干道的更有意义一些缓冲国。
后来汉军灭南越时，西路军发动夜郎人与巴蜀的劳改犯从军，走牂牁江（北盘江）水系进攻南越，没有进入武陵郡地区。此时，武陵郡也因为地处山区，人口也不及邻近的长沙郡、南郡、巴郡。
在两汉时代，湘鄂西地区的土著神话传说，也有其鲜明特色。最有名的，莫过于出自武陵郡的槃瓠神话与出自南郡的廪君神话。
槃瓠神话讲到，古帝高辛氏的所豢养的狗“槃瓠”，帮助高辛氏击败了犬戎中的大敌吴将军，还把吴将军的首级衔了回来。由于立功者是狗，所以高辛氏不能给予其官爵，只好嫁一女以示奖赏。随后这狗又把高辛氏之女驮到了南山中一处人迹不至的石室中，女子还脱下了平素所着衣物，梳起“仆鉴”髻，穿上“独力之衣”。三年后，女子与狗总计生了六男六女，这兄弟姐妹之间又交相婚配，其后人就是长沙蛮、武陵蛮。
从这个神话当中，还大致可以看出，可能当地土著最初的图腾动物是狗，而“犬戎吴将军”，可能是指代自西北而来，征服了此地的秦人。至于“高辛氏之女”，则有可能是一位楚人女子，毕竟高辛氏（帝俊），是楚人神话中的天神，所以这个女子可能是个楚人。
很有可能这一传说也是秦末至西汉时代才形成的。其背景有可能是影射两地蛮族的先人，先被楚人征发抵御秦军，后又有所斩获，故而因功劳娶了楚人的女子，但楚国灭亡后又抵御秦人失败被迫退入山中的故事。事实上，秦国统治此地时，确有土著反抗秦人统治的*动暴**，如《里耶秦简》所言“（始皇帝）廿六年（前221年）… 越人以城邑反”。
南郡的廪君神话则更血腥一点，讲巴郡南郡的蛮夷本出自巴氏、樊氏、醰氏、相（向）氏、郑氏，其中唯有巴氏出自武落钟离山中的赤穴，其余四姓，则皆出于此山中的黑穴。五姓人士，都事奉鬼神，却没有君长统辖，大概这个社会也是处在尧舜禅让、以色列士师时代式的军事民主制时代之中，这个时代最看重的，乃是一个领袖的武勇能力。而巴氏之中却恰恰有一位异常的勇士，名曰务相，此人在“掷剑于石穴”的比赛中，成为唯一的优胜者，一举夺魁，按比赛约定，此人当被奉为君长。
不料他又要参加另一项比赛，就是要乘坐土船浮于水面，能御船不沉者为君，务相又一次成了唯一的优胜者。于是务相被立为“廪君”。
后来，廪君务相又乘土船沿着夷水（清江）上溯至盐阳（今湖北利川，此地有盐井），遇见了一位“盐水神女”，此女子对廪君说“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但是廪君不愿，于是这位神女，就夜间强求同宿，白天化为飞虫，领着一大群飞虫，遮天蔽日的在天上飞着。过了十几天，廪君发现了盐水神女所化的飞虫，就将其射杀。廪君也随之定都夷城（今湖北长阳渔峡口），正式统领四姓，成了一方豪酋。他死后，魂魄还化为白虎，巴氏子孙认为虎饮人血，就用活人祭奠这位先君。
廪君的传说故事，还与《华阳国志》《后汉书》共载的另一则故事有点关系。那就是，秦昭襄王时期，黔中、巴蜀、汉中一带有“白虎”带领群虎为害，于是秦王发榜悬赏，能杀虎者封邑万户并能获得金帛赏赐，于是朐忍县（今重庆云阳）的夷人（可能是归顺秦国的巴人，原定都江州（今重庆）的巴国（西巴）的居民）廖仲、药何、射虎秦精三人做了一挺竹弩，射杀了白虎。但是秦人却因民族原因之嫌，不肯授予三人爵位，所以就与夷人订立了一项奇怪的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黄龙是用黄金雕刻而成的金龙；清酒则是巴人所酿的名酒，因产量极低，极为珍贵。这个传说的背后，大抵是反映了秦国占领巴地（包括原巴国与枳国）以后，秦人与土著的矛盾激化故而引发了巴人的*动暴**，所谓“白虎”，即是巴人依据廪君传说而作的图腾标志，而起事的巴人，则极有可能，就是巴氏的子孙。而激发此次*动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秦人的重税。
因为秦灭巴后，任命廪君之后巴氏为蛮夷君长，世代与秦国女子婚姻，借此笼络巴人。在赋税方面，秦国朝廷规定巴郡“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出巾家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可见此地的君长与属下人民，每年都要向秦人缴纳沉重的赋税，而且君长的税源也出自于当地人民身上，自然巴人苦不堪言，痛于赋税之重。苛捐杂税名目众多，故而起事反抗。
而先前廪君寻觅盐水女神的故事，则大概反映了当地居民早先上溯夷水寻觅盐业资源，并消灭了夷水上游的土著的武功业绩。
上述两个传说，反映了武陵山地区与巫山地区的土著的发展历程与经济来源，也能看出，两地的土著都与秦人不大对付。
到了两汉时代，武陵郡与南郡这两个地处偏僻的郡，乃至稍微靠东一些的长沙郡，山中土著仍旧不时作乱，甚至有几次还攻陷过郡治。
由于武陵郡的蛮夷悍勇不服王化，所以两汉时代也有一些名将拿这里的居民刷过战功。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就在建武二十四年（46）刷了一波，出征以前，他都六十二岁（虚岁）了，还要上马给老板光武帝秀一波。后来马援也真能把当地的土著杀得就剩几千人躲进竹林里去了。
但是还有一人立的战功更大，就是冯绲，此人在延熹五年（162年），官拜车骑将军，率军平叛，当时先是“长沙蛮”兴兵攻陷了益阳，随后“武陵蛮”又借机起事，吓得南郡太守和荆州刺史都逃跑了，而冯绲则领兵大破武陵蛮，纳降了十余万人，平定了荆州。
岁月静好的边鄙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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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末三国，由于刘备在荆州建立的人脉不错，所以他在关羽死后发动东征时，也能拉拢此地的土酋沙摩柯一起怼孙权，甚至，此地的土著，在刘备夷陵之战失败以后，依然还在坚持抗孙，足见孙权对荆州的统治实在是有点虚。（大司马按：其实这是因为孙权对荆州的统治远比扬州残暴之故。）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因为朝廷控制能力有限，此地的土豪们也远离荆州的中心荆襄平原，处于半割据状态，倒也自得其乐。大乱子出得不多。不过，晋朝时期的一段对话，倒是能反映出这个地区动荡的一些本质问题：
晋赵廞问潘京云：「贵州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郡，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
虽说这种解释大半出于附会，因为“武陵”之名，西汉就已出现。不过一个“止戈”，一个“高平”，也足见此地对于和平的呼唤，大概不亚于秦汉帝国时代的北边诸郡，只是这个地区的割据武装势力很难像北边草原民族那样成为流寇，多半都是坐寇，因此也更令人头疼。
到了唐宋时代，湘西以西的各路土著部族，就来回在中原政权与南诏-大理政权之间摇摇摆摆。所以这片地区对唐朝的边防也有一定意义。
南诏威胁今贵州到湘西的大面积地区
此处土司被唐与南诏争相拉拢
也有一些从中央被贬的官僚，也来到此地任职，最有名的两位，就是温造和刘禹锡了，前者被左迁为朗州（故武陵郡）刺史，“开后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留下了“右史渠”的美名，后者任朗州司马，根据当地的风俗为当地的巫祝写了一些祝神的乐歌，所以当地人还纷纷传扬刘司马的美名。
唐末，洞庭湖以西的武贞军节度使雷彦恭，一度联合蜀地的王建与吴地的杨行密，意图阻断马殷北连中原朱温的道路，但这股势力还是很快就被摆平了。事后，马楚方面，还把“武贞军”之名改成了“武平军”，以示自家武功。
在宋朝，此地依然是中原人眼中的烟瘴地面，除了盐路和被贬的原中央官僚，没什么值得重视的。
中原王朝控制云贵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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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蒙古灭大理以后，我先前所述的湘西通往云贵的道路，就开始作用越来越大了。因为蒙古朝廷要借助这条道路，让原大理人组成的“爨*军白**”去东征，骚扰南宋后方。
在蒙哥时代，这一路大军还能量有限。到了忽必烈时代，伯颜主持灭宋之时，这路大军倒是确实有力地切断了重庆附近一系列山城与外界联络的道路，使其最后或出降或被灭，这也使得湘西这片相对封闭的地区，出现了远来的外来人口，即西域的畏兀儿人（主要居住在桃源县，翦伯赞先生系其后裔）与来自大理的白蛮。
宋蒙战争中
湘黔土司角色很重要
在元代以后，云贵地区终于重新被中原王朝彻底收入怀中，所以湘西的两条通道——巴蜀盐道与云贵通道，重要意义渐渐趋同。不过当地山区的土著居民还是叛服无常，始终威胁着这两条道路的安全。
因此这一地区战事频仍，也打造出了一批强兵悍将。当地的土兵，甚至在嘉靖倭寇猖獗时期，被调到东南沿海地区去剿倭。这也让这片封闭地区的山地居民在外面长了见识，也增进了对外界的了解。这反而让当地的苗民*反造**更得力，所以明朝政府干脆就在嘉靖至天启时代，在这片土地周边构筑了“南方长城”防备苗民的骚扰。
到了清朝嘉庆-道光的时代，因为苗民*动暴**更加猖獗，这道边墙还被重新加强。不过这片土地上，汉人也长期与苗人对峙，军事风气浓郁。在清末，此地的精兵悍将所组成的“竿军”，也因此屡屡被调到旁处征战，在*压镇**太平天国以及中法战争当中，都立有大功。
在近代史上，此地出现的最有名的人物，恰恰也都与“竿军”这支劲旅有关，包括被清政府调到*藏西**抵御英军入侵，后又回家割据自守的陈渠珍，以及他的两个出名部下，贺龙和沈从文。
凤凰
是出产竿军的重镇
再看另外一边，被*压镇**的苗人，也有一些其实受到了汉文化教育，看到自己被欺压，就干脆强调自己的始祖是汉人始祖黄帝的大敌蚩尤，譬如苗族文人石板塘，就在《相普相娘歌》中写道“我们苗人的祖先名‘蚩尤’，他勇敢无比生就一副铁骨钢头，箭射到蚩尤身上不是折就是弯”。实质上，这是一群知识者在有意识地塑造“想象的共同体”以求凝聚人心，让自己的族人加强自保。
苗人当中也有一些人不断西逃，逃至贵州、云南，乃至缅甸、老挝，后来越战当中美军的盟友王宝及其下属苗人部队，就系出于此。
到了1936年，苗疆掀起“革屯运动”，湖南省政府“废屯升科”，结束了在湘西140多年的“苗防屯政”制度。边墙体系才被废弃。全面抗战以后，虽然老“湘西王”陈渠珍被解除了军职，但他的各路旧部，依然奋战在抗日战场上。
总之，湘西这片土地，特别受到重视，主要还是在战国至汉初的时代以及明清以后，在前一个时代，这个地方可以西控云贵高原上的各路西南夷，南制南越国，东防长沙国。在后一个时代，则主要依靠此地因*压镇**苗民*反造**而培养的军事风气，及其熏陶出来的风云人物。
但此地最重要的特点还是一通巴蜀盐道，二通云贵通道，而且内部又有崇山峻岭和便捷的水道，以及不服中央管制的土著居民，故而此地在乱时也易被一方豪强所割据（如唐末之雷彦恭，北洋时代之陈渠珍）。
在战国-汉朝这个时代，由于上下都特重武功晋身，自然湘西这个地区也成了一个大经验包。除此以外，在唐宋时代，被贬的中央官僚们，也在此地颇有诗文传世。明清以后，由于巴蜀盐路与云贵通道并重，而且此地依然叛服无常， 西面还有更不听朝廷话的云贵地区，所以湘西也成了用兵的重点，以此打造出来的悍兵更是可以横行于天下，产生了陈渠珍这样的风云人物，也使得受*压镇**的苗民们被迫强调“蚩尤神话”以团结自身人心，制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自然，凝聚力也得以加强。
所以中原王朝特别看重这一地区，主要还是因为交通重要性、叛服无常的当地土著，以及借此产生的强兵悍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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