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的黄河》一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行走文学”品牌倡导下，“走出书斋、走出自我 ，走向自然和生活”文学理念的一次探索成果。作者是军旅散文家唐韵，她独自一人走过黄河流域的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省份，行程数千公里。该书串结了作者四次黄河之行的斑驳履痕，凝聚了她对于人生的体验和思考，体现了其笃信不移的精神向度和文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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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韵的了解是从读她的文章开始的。刚到军艺的时候，就读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读后我对她笔下的那些原本熟悉的生活不禁生出了许多陌生，不是陌生她的文笔，而是陌生我原本熟悉的生活怎么在唐韵的笔下有许多我并不了解的事情。

当今天再次读她的长篇散文《左岸的黄河》时，我知道了，这是她用“撕碎”在方式去阅读西部了解西部写作西部，用心去感悟生活、去思考人生的结果。这样，她当然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更了解西北的情况。

因为，我们是平视，而她是俯视、平视、仰视，甚至透视的方式，如此解读“西部”，当然透彻很多。

说唐韵是西北人并不过分，她也说自己是“喝黄河水长大的孩子”。其父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支援大西北”的新移民，在西安城南的一个机关大院，唐韵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这对于她而言，就是一种记忆的由来，也是一种文化形成的源动力。

就像她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更多的时候，我不得不在无数的细枝末节的地方发现，一个人的历史和未来是极其宿命和无法涂改的……我的性格爱好、我的饮食习惯、我的某些音节上并不自如的口音，都暴露了我和西安、和西北、和黄河文化之间近乎天然的关系”。鉴于此，更说明了她对西部的情与义，可见她的行文也是非常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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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生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材都把它看成是一个纯客体的，是缺乏人类个体的感觉和感情，是缺乏人性润泽的不毛之地。

所谓“深入生活”，不过是拿着介绍信或者事先给目的地发个传真说一下去的时间和目的，让基层的人准备好接待的一次观光和旅行，真正地能在基层了解到什么？又能发现什么？就象唐韵所写的，在宁夏，作者想去几个穷困家庭去看看，结果，乡上的人把她领到了一个事先通知过并做好了接待准备的家庭，我敢说这家人在当地的经济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因为从农村出来的我，深知乡干部的这点“猫腻”。生活的人文内容，已经完全被物质化和意象化了。

而唐韵不同，在她的笔下，文章是从生活的底层中“开采”出来的，有着浓浓的乡土气、羊膻味，不像现在有的“书斋作家”，写的只能是那些苍白的只凭个人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的文字，他们无视社会生活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经济和地理条件的限制，结果弄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材料不足时大量掺水的文字报告。

唐韵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认真的，她没有以城市女性的身份出现于青海高原和黄河岸边，因为那里不欢迎这样的作家。在《左岸的黄河》一书的后记中，唐韵的标题《在冥想中等待形式与在行走中获得形式》很值得让人注意，如果这是她写作的宣言，那么在第一章中，她对“行走文学”的解释或者强调可谓是其一片苦心。

关于“行走”讨论的支点，“第一，‘行走文学’无法替代或覆盖文学的一切样式，它不能、也没有提出过对当代文学遭遇的一切症结大包大揽。第二，身体的移动只是‘行走文学’的触媒之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行走’是多形式的、多层次的智力活动，其最终的方式是思考”，当这些话形成文字以后，那么唐韵的创作，就是将其“言”化为其“行”的“以一惯之”的写作风格与方式。

早在《我们的蜗居和飞鸟》的散文集出版后，张志忠先生就已经敏锐地发现：

“阅读唐韵，没有使我失望……诸篇文字，从中所凸现出来的是一个活跃的、躁动的灵魂，一个放弃了安逸和平稳而自愿地踏上坎坷动荡的旅途的流浪者，一个为了摆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烦恼而跟自己过不去的、寻觅不已、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寻找，在路上》）

由此可见，唐韵的行文不就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吗？对于一种“文学”的命名和定义，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和阅读，“行走文学”既是一种与时下“另类”的区别，也是一个真诚的作家的为人为文的态度的一种标志，如果说写作就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生命形式的表达方式，那么唐韵已经找到了这种形式，那就是“行走文学”，并且，她不是从这本文集才开始“行走”，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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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动力，皆源于我的阅读兴趣，因为我属于西部，很高兴能读到有关西部的文章，可是，我对西部的自私，竟然在有的章节中“恨”起了唐韵，“恨”她为什么就能把西部的贫穷与贫穷中所蕴藏的无穷的狡黠写得那么淋漓尽致？把穷人的智慧与西部的人性“吃”得那么透呢？

光看她的文章标题就已经可以了解西部，在《西海固的放羊娃》、《糊里糊涂献爱心》、《地窝里的流浪者让我想起了母亲》、《消失在街头的筏子客》、《*八摸十**只有十二摸》等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西部，也是一个黄河周边地区人们的现今生存壮态，更是一个“黄河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内敛、保守和狭隘的性格……深藏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深层的内核已经演变为土地对于人们的精神和创造力的迟滞和束缚。”

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能读到一点真实的反映农村问题的文学并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因为许多“伪作家”深深地知道：“我的书将来能卖多少版权，我的书能挣多少钱”，因此，利益地驱动下，人们很少愿意将笔墨费在贫瘠的西北，而大多关注西部的作品也鲜有《左岸的黄河》这样的声音，文章中放羊娃张春燕娶一个媳妇得花一万多，而家中只有一千多元的积蓄，为省钱，父亲连病也不敢去看。

这种现状，不只是宁夏，在陇东，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结婚猛于虎也”！这才是今天西部的农村，这才是今天真正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西部婚姻，如果不知道这些，就很难进入到《左岸的黄河》，就很难明白《西海固的放羊娃》那双明亮的眼睛满是渴望和忧郁，也很难进入到多苦多难的西北。

《糊里糊涂献爱心》中，乡干部与农民串通一气来作弄唐韵的事在当时来说只是一个可以趁机“赚”些钱解决温饱的唯一途径。因为在当地，比他们还穷的人大有人在，乡上的扶贫款救济粮也许根本轮不到象李凤英这样的家庭。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因为我们无权、也无法指责。搬迁是一句话，可是背后呢？穷啊。

唐韵的爱心，不是那每年区区几百元钱，而是挽救了那一家三口的命，八十岁在地里挖“苦苦菜”的老婆婆；十九岁就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孩子连小学也没有上过的儿媳妇；满目荒芜的田地……除了这些，西部就没有了希望吗？

如今，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已经吹过，“脱贫攻坚战”早已打响，“春风不度玉门关”终将是“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现在的西部，早已不存在这些现状，期盼，如唐韵这样的良心作家，再去实地考察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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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么，痛苦的写作或痛苦“行走”的历程给作者或者给读者带来的又是什么？在这个以“e”来标志和衡量的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平和而又缺少激情的时代，唐韵的文章是质疑和探索的，她试图在孤独的写作中与世界、与人进行沟通，可是，难道就靠“行走”能达到交流的目的，挽回文学的命运吗？但是，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比“行走”更有效也更具力度呢？

文学，毕竟不是一人一时之事，唐韵靠自己的力量显然有的势单力薄，可是真诚的她除了这样还能怎么样？唤起大众的觉醒，让更多的人关注西部，关注古老的黄河岸边那一群群仍能固守“农耕文化”，日夜操劳在黄土地上奋斗不息的农民，真正解决西部的问题，也许才是她另一种行走的本意和此行的目的。

姑且慕容：曾经想象着会成为最牛掰的诗人，然而，却沦为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提笔为文，只为记忆并留存，无做它念，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