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产能过剩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前景欠佳，国内消费欲望不振的现在。
理论上，绝大多数过剩产能，都是将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但在真实的经济体系内，需求是周期性的，与之对应，即使产能维持恒定，也会形成事实上的过剩或不足。这是产能过剩必然形成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任何一个行业（可以拟人化的松散组织）、以及任何一个企业（有代表法人的紧密组织），几乎都有扩张本能，而且都更倾向于选择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行业要做大蛋糕，企业要争夺市占率，企业中的个人要升迁、要挣钱，都是他们扩张的动力。
第三，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企业，即使预期未来需求减缓，通常也不会立即停产，而是会以压缩成本的方式，试图“卷”死对手，或者“熬”过低迷期。而且，通常，这类决策的主要理由，是产能调节的成本过高（停产造成的设备维护、设备贬值、和雇员离职补偿等）。
产能过剩几乎可算是市场经济的“痼疾”。
它当然有促进良性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各种好处，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造成各种资源浪费的弊端。
理想中的计划经济，想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不过，管理者无法避免的人性缺陷，和信息传递与分析决策的不可能完备，使得计划经济没有可能达成理想状态。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尝试不少，长期有效的却几乎没有。
大体上，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是靠主动限制产能来应对的。具体方式包括少教几个徒弟，不做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甚至拒绝某些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明。唐宋以降，也时常会依赖对外产品输出。唐时的西域和日本，宋代的辽金东南亚，明清时更是远及欧美。（因为输出过巨，几乎把欧美的殖民地经济都给搞崩溃了，所以才有为了贸易平衡强行输入*片鸦**而引发的列强入侵）
近代欧洲的产能过剩，两个主要解决手段是资本控制下的产业升级或产业转移，和资本失控后的殖民地掠夺或大规模战争。
二战之后的核威慑平衡下，美国和英国“发扬光大”了产业转移，靠掌控科技和金融，将设备投资和劳动力保护的责任，尽可能多地推给了日韩德法，以及后来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好处是，轻松愉快，钱多不累。坏处则是，本国经济空心化，被中国的“异常”崛起，搞得手忙脚乱，甚至危机重重。
请注意，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科技霸权的重要性，是与美元霸权不相上下的。其基本的逻辑是——技术和设备的溢价越高，其交易价格的波动就越大，金融资本的获利空间才会越大。（美式金融体系中，风投和研发向来都极为重要）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解决思路是大规模的基建扩张和共同富裕旗帜下的各类扶贫助贫。近年来还通过“一带一路”和其它各种国际合作方式，逐步延伸到了东南亚，中亚，阿拉伯，非洲，甚至南美。
这条道路，当然是华夏文明价值观的自然选择，远优于二战前的欧洲和二战后的苏美。而且，理论上，在“全球共同富裕”实现之前，这种方式都能不断拓展开去。
不过，国际政治的限制，和文明价值观的冲突，也有可能很快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所以，用良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尽可能降低需求波动；用各种全新的数字经济统计分析手段来做更好的预测和适度规划，尽可能减少盲目扩张；用更多的科技自主和更好的劳工保障，尽可能控制产能被动调节时造成的资源浪费，都是预防和应对产能过剩的不错选择。
其中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数字经济中的柔性生产和C to M（个性定制）；以及制造业和物流业中的智能生产、智能配送、智能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