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通缉令都十分抽象,真能抓到人吗?#
要说古代真实的通缉令到底有多抽象，想必也不会有质量参差不齐的影视剧作品里的抽象。
今天追捕逃犯，有众多科技手段作为辅助，还有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和继承自古代的悬赏通缉制度。悬赏通缉，古今中外都有。一般人印象里的古代通缉令，就是在城门附近张贴通缉榜，上面画上重要通缉犯的画像，供守城的卫兵对照观察。擅自撕毁画像者被处刑，知情者可撕下画像向官府举报，若消息正确，可得重赏，此为揭榜。过去没有照相机，靠的是画像，就是“画影图形”。画影图形，无论是徒手作画，或者印刷术普及后的大规模印制，准确度决不会高于今天的照片、视频。但事实上，古代的“通缉令”其实未必都有图像，“画影图形”的出现，可考证的是在明朝时期。从实际角度出发，通缉令产生威力，更多是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古代，尤其是相对平安的时期，人口流动性低，到处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口很容易掉马甲。如明朝实行“保甲”制度，一块区域划为一保甲，有人犯罪或者包庇外来犯罪者，不检举的话极有可能被连坐，所以罪犯逃到一个新的地方很难藏身。且出门需要路引，类似于介绍信、离乡证，但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都需要携带由当地政府发给的“路引”以备盘查。路引上会说明你是哪里人、要去哪里，证明你是个良民。罪犯自然是拿不出这些的，要逃跑本身就有众多不方便。第三，冲着“通缉令”上的悬赏，也足够很多人本着宁可错抓不肯放过的心思，捕风捉影去检举揭发了。
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就有明确的法定形式鼓励民众积极配合侦查活动。以悬赏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告发罪犯、捕捉罪犯。
《国语》和《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楚平王荒淫无度，不干人事儿，给太子扣上一个“外交诸侯，将入为乱”的罪名。伍子胥的父亲是太子的师父，伍子胥一家自然被卷入这场斗争，他的父兄都被杀害，只剩他一人逃出生天，决意逃往别国。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他的画像张贴到楚国各地，悬赏捉拿。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或许也是最有名的一次通缉。在民间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中，伍子胥白天躲藏晚上赶路，先奔宋国，宋国又乱，又奔吴国，路过陈国时候被卡在昭关面前，看到官吏盘查严格，愁的睡不着觉，一夜白头。幸好碰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找到一个跟伍子胥很相像的人，冒充伍子胥过关，吸引了注意力。而真的伍子胥因头发变白，面貌也有所变化，守关的便轻易放了过去。
战国时期，在李悝的《法经》里有对盗贼进行追捕的专门规定的篇章“捕法”；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对此更是做了详尽的规定。商鞅在秦国发明了“照身帖”，类似于我们今天身份证的存在，登记着本人的画像、身份信息、户籍等，对于核实身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惠文王继位后，要被治罪的商鞅出逃，跑到一家客店后，被要求出示“照身帖”，客店老板说说，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必须验看文书才能让他住宿，否则要被处罪。商鞅叹气，唉，我竟然被自己制定的法律给束缚了。只得连夜转道。这是成语“作法自毙”的由来。
有实证的最早的“通缉令”则出自西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额济纳河上的肩水金关旧址，包含在“居延汉简”当中，名叫《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这份“通缉令”通缉了一名被牵扯进一桩刘胥诅咒案中的婢女丽戎，而且记载比较详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案件进展到哪一步等都有描述，对丽戎的特征描述也较为详细：“为人：中状，黄色，小头，黑发，隋（椭）面，拘颐，常戚额，如颛状，身小长，托瘦少言。”但是，没有配图。
不知道是否跟蔡伦造纸使得纸张普及有关， 到了汉末三国、两晋时期，“通缉令”比较正式地成型了。东汉桓、灵帝时期，因“*党**锢事件”，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勾结同乡朱并上书诬告张俭，要求汉灵帝诏令缉捕张俭。张俭仓皇出逃，侯览“刊章讨捕”，命人将张俭的年龄及外貌特征刻印成公文，颁行于州郡，要求各州郡协助缉捕。此通缉令发出后，张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走到哪里官兵的追捕就到哪里。几度辗转，最后逃到东莱，藏在好友李笃家中。李笃也不敢久留张俭在家，偷偷把他送到塞外。直到中平元年，“*党**锢事件”结束后，张俭才得以重归故里。
唐朝较有名气的通缉令大约就是针对玄奘和尚的了。唐朝规定禁止国民出关，玄奘为了求取真经，偷渡出国，以致于沿途关卡到处都张贴了一阵针对他的通缉令。一般而言，唐朝针对逃犯，官府开始出具“海捕文书”，四处“张挂榜文”。上面会写上逃犯的姓名、年龄、籍贯、外貌体征（较为详细），同时配有画像，以便官民辨识和缉捕。《唐律疏议·捕亡律》对此有详细记载。
到了宋朝，通缉令上的赏格看起来大有提高。《续资治通鉴》中说，“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也就是说，告发杀人犯，可以领五万钱奖励。根据《宋会要》，捉到罪犯后要核计赃物价值，偷多少罚多少，将罚金作为检举人的奖赏。如果罪犯穷得不得了，掏不起罚金，那就由政府出钱，按赃款数10%给检举人。《水浒传》梁山108将，人均被发过“海捕文书”，即官方下发的通缉公文。
元朝以后，通缉令的使用更加广泛，其发布主体也从最初的中央司法机关逐步放权到地方政府。元政府曾出过以朱元璋为主的一系列“叛逆者”画像，上面还写明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四处张贴，说对于画像上的人，“人人可诛之”。
到了朱元璋当家做主的明朝初期，各项政策都比较猛，“治乱世用重典”，对明朝后来的法律规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庶民抓住罪犯，可以直接授以官位；士兵抓住罪犯，提升职务；被捕者财产全奖励给抓获ta的人。
清朝的“通缉令”据说多用于“*字狱文**”，甚至将已潜逃罪犯的直系亲属也一并通缉。将其画影图形张贴到全国各地主要关隘和大街小巷，以高额悬赏金为诱饵。乾隆时期，据说曾将《红楼梦》刊印、撰写、手抄、收藏等所有相关人员都作为通缉对象，由刑部制作“檄文”，全国缉拿。另有一张光绪三年（1877）的一张通缉令实物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并没有人物图像，但其内容与现今基本相同：案情描述，疑犯姓名、性别、年龄、体貌特征，流窜时间和可能的流窜地点。
总而言之，“通缉令”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民国二年十月浙江都督朱瑞下发给太平县知事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陈炯明等国民*党**元老的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