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
这是一本以抗战时期为主轴，反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与不同命运的著作。书中出现了许多我们知而不晓，却被“戏剧化”或“淡化”的人物。通过作者的资料收集、查询走访、档案研究与猜测推断，最终将1937年前后至1976年左右中华文化大师们的恩怨情仇、生离死别、与世沉浮交代的清晰昭然，特别第三部《离别》更将最终的归宿的两波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师们描绘的让人唏嘘，发人深思。
作者岳南的文笔我不敢恭维，看过不少人对他的评价，贬大于褒，有书评：“无论作者视野变得多宏大，无论作者的取材有多翔实，无论记录有多精准，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围绕”。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开头挺不错，也真心觉得很精致很精彩，可是到了迁徙撤退西南的时候整个逻辑和架构就显得很混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失去了阅读的快感。文中有三个主线人物，我们一一道来：
《南渡北归》书签
每一部青春电影里都会有一个胖子，五四运动的阵营中也有个胖子，虽然只有二十岁。若干年后，一说起那场中华之觉醒的运动总指挥，傅斯年异常的得意，这是他发迹后侃侃而谈的资本之一。“傅大炮”脾气坏性格暴躁，和他同一时代的人， 或多或少因为意识形态、因为留学背景、因为学术水平屡屡被他以各种方式攻击，成名后的傅斯年的性格更为张扬，在政、学两界所放射的能量更为巨大。在当时或之后，有不少学界和*场官**中人称傅斯年为典型的学霸或学阀。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对傅为人处世的定位。从《南渡北归》这本书里，我对这门大炮的印象由排斥到厌恶逐渐理解再到同情。我尽量不带着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去评价某个人，只去挖掘一些琐碎的细节。
青年傅斯年
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回忆：“有一天孟真（傅斯年）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在《南渡北归》里，描写与傅斯年有一样毁家纾难的文人志士举不胜数，他们有的彼此相惜，有的彼此相轻，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只是他们心中唯一的国家只是当时的“中华民国”，至于新生的政权，无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还是叶公超等等，他们始终还是一副中华正统的姿态。如果我们不以上帝视角去评判，置身于乱世之中，未来到底怎么样谁又能清晰地看到呢？他们的去与留，生与死、沉与浮早已不是单纯的自己能决定的了。
再看胡适，之前对他的了解还真不多，只知道他属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36个博士学位以及喝酒、打牌、逛窑子的喜好。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对其了解更多的是调侃，是番外，而往往忽略了他在那个时代做出的突出贡献。
青年胡适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师从杜威，可这个导师让他在论文答辩的时候颇为尴尬，回国之后与陈独秀一起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大名鼎鼎的《新青年》就是他和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相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就属于温和派，结果李大钊早早地被人*害迫**，而陈独秀创立的中国*产党共**之后，也因为“二次革命论”中的资产阶级先掌权的思想而被判为右倾投降主义，而失去了中国的领导权。而胡适的温和，和政治上的谨慎让其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再加上他学术的上成就《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红楼梦、水浒传的考证……大量的圈粉，“大炮”傅斯年心甘情愿为其做打手，常凯申指望他游说美国*款贷**，北大的遗老遗少希望他从海外回来指导工作……可见他在民国时期的重要性。
虽然《南渡北归》里的傅斯年、胡适等大师们在作者岳南的笔墨下有强烈的主观角度，但我还是不想被任何一派去左右，保留独立思考。
青年陈寅恪
而书中另外一位大师陈寅恪，却让我很是敬佩。他是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他是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也是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的大师。在那个动荡时刻，他没有随着国民政府和其他的同僚们跑到台湾，也请辞了郭沫若函请的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革文**时期的摧残，书籍文稿的屡屡洗劫让其痛心疾首、无不惋惜……
但陈寅恪先生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警世名言，犹如石破天惊般一次次划亮世人的夜空：这是当前浮躁社会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在今天青年们的思想塑造中，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适应规则，自省与完善；同时不忘探索研究和发现，在丰富物质的同时，怎样选择和改变世界，并坚持个人理想与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阅读中的你我，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