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苏洵（１００９—１０６６），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长于议论，具有论点鲜明、论证有力、语言锋利的特色。其抒情性散文数量不多，但不乏优秀之作。《木假山记》、《送石昌言使北引》都是苏洵散文中富有特色的篇章。
1、大器晚成
苏洵的名字为人所熟知，除了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外，还因为《三字经》提到了他。这部家喻户晓的蒙学读物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让苏洵的名字和事迹广为人知。不过，《三字经》的这几句话，有不确的地方。
《三字经》称苏洵为“老泉”，后来，明代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将苏洵文部分称为《老泉文钞》.可是，“老泉”并不是苏洵的号，而是苏轼晚年的号。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说：“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莹有老翁泉，故云。”明末黄灿、黄炜兄弟《重编〈嘉佑集〉纪事》载马调元语：“老泉固子瞻号也。”理由是：“吾尝见子瞻墨迹矣，其图书记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合为一章。”苏轼自己的文字中写有“老泉”，这“老泉”是指自己，而不是自己的父亲。而宋代如同古时的其他朝代一样，是讲究“避讳”的，苏轼不能书写自己父亲的名字。总之，“老泉”不可能是苏洵的号。对这种看法，今天的研究者也多是认同的。
《三字经》说苏洵“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也不是太确切。固然，苏洵童年、少年时期不是很用功。但他决不是从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籍”。苏洵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他的哥哥苏涣即登进士第，这年苏洵已经16岁，而且两年之后，18岁时苏洵也参加了科举考试，虽然没有及第，但既然参加了科举考试，就不可能没有读书。只是他读书没有苏涣那样刻苦而已。
关于他“发愤”的具体时间，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苏洵自己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的是：“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始知读书”。欧阳修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则说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一个说是二十五岁，一个说是二十七岁，时间不完全一样。关于这一点，有研究者解释说，二十五岁是“知读书”，二十七岁是“始大发愤”，两者程度是不一样的。
苏洵发愤学习，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争取科举考试的成功。但在这方面，苏洵却很不顺利。苏洵发愤读书之后，又参加了两次科考，一是二十九岁时举进士，二是庆历五年举制策，两次都没有考中。
苏洵未能科举及第，也是有原因的。苏洵少年时喜欢游历，而不太喜欢读书。他先后游历了峨眉山、青城山，后来又游览了剑门蜀道、秦岭终南、西岳华山、中岳嵩山、江西庐山等名山大川。四十多岁时回忆少年时，曾写下“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这样的诗句。苏洵在为科举做准备方面则“起步较晚”。而且，其早年的学习与科举考试的要求也不是十分吻合。苏洵后来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回忆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当时的科举考试需要举子掌握“声律记问”之学，苏洵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对科考是不利的。
科考失败，苏洵受到的强烈的刺激，由此他对科考失望，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学习，不再以科考的成功为目标，这是一个大胆、果敢的决定，由此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自由。他的新的人生由此开始。关于这次转变，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道：
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作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苏洵的“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终日读书，与世事隔开，这似乎像是自我“束缚”，但实际上则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过程，即从纷扰的现实中解放出来，潜心于一个书本的世界，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一经历，犹如蚕的幼虫吐丝而结茧，让自己变成蛹。而结茧成蛹，这是蚕一生成长发育的一个重要时期，蛹似乎只是在茧中酣睡，但实际上它正是在这“酣睡”中完成了蜕变，由此生成了美丽的翅膀。
此前，汉代大学者董仲舒已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为了领会《春秋》中的微言大意，他狠下心来，刻苦攻读，三年不进园子一步，甚至眼睛也不朝园子望一望。经过整整三年的闭门苦读，他终于精通了《春秋》，成了闻名一时的鸿儒。
韩愈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答李翊书》中讲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讲“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董仲舒、韩愈都通过这一过程而完成了自身的转变，使自己在思想上、学术上乃至境界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苏洵也是如此。通过多年的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也获得了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他所说的“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对此，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又说：
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従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
意思是说：我致力于圣人贤人的学术，迄今已经很久了，我的言论、我的文章。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以有用于当今而流传于后世的，却唯独奇怪为文*论发**并不费力。当我用心思考的时候，好像有人启发我，当我用笔写下心得的时候，好像有人辅助我。
苏洵的这一体会，也是韩愈曾经表达过的。韩愈讲自己刻苦读书，“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韩愈说的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苏洵则说“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讲的都是，有了丰厚的积累之后，写作即成为一种非常顺畅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