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storage/emulated/0/DCIM/yidian_116112022827.jpg[/img]
3 韩信的*局破**之败
C 诗人司马迁
在帝制时代里，谋反这种事便有如今日男明星出轨嫖娼、女明星劈腿艳照的各类绯闻一样，人们对之一贯喜欢采取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更何况，有的时候娱记狗仔们为了版面、流量、点击、广告、封口费等，专爱抓寻蛛丝马迹，极擅无中生有之事，而古代的帝王近臣们处理谋反案时所运用到的花样手法其实亦不遑多让。
关于汉初韩信谋反事件，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一共有两次，仿佛史实俱在、不可辩驳。第一次是“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于是斩钟离眜首以自媚于上，结果韩信被擒住做了囚犯，后来大概是刘邦自感无凭无据的实在不好意思，就贬其王号改为侯爵，将之带回了长安（软禁）。起之于“有人告发”，收之于复爵为官（“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太史公这句话最是让人哭笑不得，谋反之罪难道也能赦免？那刘邦这皇帝做的也太粗心大意了！），这次莫名其妙、虎头蛇尾的“谋反”，彻底地将刘邦和韩信之间因先前“自立为齐王”事件而隐然破裂的君臣关系正式明朗化了，二人间互相的猜疑忌惮从此昭然若揭。韩信这人，才高天下，自信不凡，曾当着刘邦的面直言不讳地道:“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耳，臣则多多而益善。”所以，对于刘邦的施为，他心里是很不服气的，在长安被软禁的日子里，“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同列”。有趣的是《史记》里关于“怏怏（鞅鞅）”一词的运用，除了此处对韩信情绪和心理状态的描摹外，司马迁还对伍子胥、白起、周勃的传记也使用了“怏怏”一词。看上去只是行文用词上的巧合，但若仔细琢磨，这四个人身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才卓能异的大兵家，战胜攻取名盖天下，都曾得宠一时位尊爵显，最后都有一个因谗言谋反而遭诛的悲惨结局。太史公使用这样的一个词眼，鲜明地流露出其对冷酷无情的帝王手段充满了无可奈何之感，同时对欲加之罪见疑被杀的忠耿之臣抱有无限的同情与怜悯。四个人中，后三者的事迹是十分肯定的，其“谋反”之罪名确乎是无中生有。韩信的种种事迹与之类似，则韩信“谋反”的真假性便值得玩味了！
韩信的第二次谋反就有意思多了，不同于记载第一次谋反时的语焉不详，对于此次致韩信于死命的谋反事件，太史公甚是不吝笔墨，用笔极其绘声绘色，富于诗意，充满了画面感: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三族。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陈豨这个人来历不明，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里司马迁称:“不知始所以得从”，他主要的事迹就是在汉高祖十年于赵代之地发动谋反，而且对于此人之能耐，司马迁评价只有四个字“名声过实”，刘邦亲自帅军平叛，一到邯郸就“知其无能为也”，可见陈豨真的没甚本事，大抵上就是草包一个。关于陈豨谋反，传记里也只记载了是由于他与赵相国周昌的矛盾冲突，因而引发了反叛之举，却丝毫没有提及其与韩信有任何的关联。韩信与陈豨的交集只出现在了《淮阴侯列传》里，韩信居然和这样一个草包一般的人谋举大事，韩信怎么会选择相信这样一个来历不明而又从未共过事的人做伙伴呢？实在使人感到困惑不解。而且在司马迁有如画画一般的笔意下，使得韩、陈二人执手相谈密谋*反造**的形象十分像后世宋明之人所创造的“东窗密谋”故事，简直可以以之为素材创作一部绝妙戏剧了。细细品味这段描写，文字简练毫不拖泥带水，情节凸出而又进展地自然而然，寥寥数十字，烘托尽显，人物之言谈举止、神态样貌、场景氛围，都在不写之中实现了大写特写，实在不像史家正笔，倒很像是一段惟妙惟肖的小说桥段，比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描写各种阴谋时的笔法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找了陈豨这样一个猪队友也就算了，韩信居然还企图在被解除兵权、软禁五年后在关中首都长安地区发动叛乱，这简直太不像以谋略见长的战神韩信的做法了。长安是谁的地盘？这里可是大汉王朝的根基之地，是萧何勤恳经营了近十年的国本所在。遥想当年汉中谋对，韩信坚定的对刘邦说:“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如今韩信会愚蠢到在没有得到萧何的支持下就在刘邦的腹心之地搞谋反？更可况，擒贼先擒王，此时刘邦正帅军在外平乱，即便侥幸能够劫杀吕后和太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如何应对刘邦数十万大军的*压镇**？长安地区自有南军和北军戍守，韩信常年被软禁，根本不可能染指长安南北两军的兵权，单单靠家将和官奴囚徒们就能打败汉初身经百战的南北中央军？这简直是痴心妄想，韩信怎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假若韩信真想于此时谋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趁刘邦不在，人心惶惶之时，潜逃出关返回楚地，联合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召集旧部人马扯旗*反造**，与陈豨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彻底把刚刚立国不久的大汉王朝拖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中去。须知彼时韩王信、卢绾、赵王敖等皆已被废黜，汉王朝对异姓王功臣的刻薄寡恩、寻机*压打**已经是很明显的大势，彭越和黥布也正心中惴惴不安，一旦有韩信这位不世出军事天才的出面领导，他们*反造**的意愿必然有如天雷勾动地火，三人肯定是一拍即合。但是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此时之韩信偏偏没有了当初汉中谋对时敏锐的战略战术眼光，竟然昏聩到想要在没有任何政治根基、没有一兵一卒、自身本就被软禁猜忌岌岌可危地情况下空手套白狼，夺取大汉天下，这可能吗？这还是那个睥睨天下自信不凡的韩信吗？事出反常必有妖！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此次谋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
不同于第一次“谋反”的“有人上告”，这回是韩信家的“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总算是比上次有了个较为明确的告发人。舍人弟告发韩信的原因也很值得讨论:“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这倒和彭越被告发谋反时极为类似:“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这种因私怨而告人谋反的事实实在在的让人无法信服，十有八九是污蔑，借朝廷之刀报自己私仇的嫌疑太大了！观诸韩信和彭越均轻易受擒被诛，不费吹灰之力，其“谋反”之实情早已不言自明。这其中都涉及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吕后，关于吕后，司马迁记载了两句话很有意思，其一是《吕太后本纪》里的一句:“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其二则是《韩信卢绾列传》里刘邦的发小卢绾讲的:“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由此可见，有关韩信谋反事件的本质不在于韩信是否谋反了，而实则在于吕后心里的想法。本就被软禁的韩信原本没有能力谋反，但若是趁国家有事、皇帝出征在外，这位昔日雄心勃勃的大将军复又阴谋暗逞，想要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就显得顺理成章多了。于是刘邦帅军平乱，吕后趁便居中行事，一举解决了暗藏在刘邦心底的心病。萧何自然也明晓刘邦的心病所在，吕后一提议，他自然也就选择了附从而行。待得刘邦平叛归来，闻听韩信被诛，其态度是“且喜且怜之”，首要是“喜”。
司马迁关于韩信两次谋反的记载，差别很大。第一次时，平铺直叙，有一是一，而且和《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相互印证，真实可信。第二次时，先是突兀地提出了陈豨，继而描声绘影的写了一段二人构谋的故事，紧接着就是消息走漏，吕萧合计消弭大祸于无形，韩信表现的愚蠢不堪，就像后世《三国演义》里志大才疏而又狂妄无比的吕布似的。司马迁有如一个情绪丰富的浪漫诗人，他把韩信谋反描写成了演义小说，端的是无韵之离骚！这也在无形中造就了一种史记传统，把历史写成史诗，于是中国人就过起了史诗化的生活，即便没有欧洲式的宗教和宗教生活，中国人也可以从历史的诗意中得到现实和超现实的双重体验。史诗即哲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都是哲学的（非宗教的）！
至此，汉初三杰里，韩信被诛，张良退隐，萧何也因屡次见忌而不得不自污以去疑，小心翼翼地求得了善终之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