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祚]：刘老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和您探讨，现在一提起常氏相声，就要提常宝堃先生，我总觉得常先生只活了29岁，即便他再聪明早慧，他的艺术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您肯定是看过常先生演出的，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他演出的情况吗？常宝霆先生的艺术与宝堃先生相比有没有发展呢？
首先很抱歉，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复您。关于您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原因是涉及别人家的事不能乱讲的，但我又是的确赶上了那个时代，为了便于年青的朋友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我就不负责任的姑妄言之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不能以年龄来确定艺术水平的高低，过去杂耍园子里普遍成名较早，当然也有大器晚成的。年龄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比如花四宝和爱莲君去世时都很年轻，但却留下了两个流派。
至于成名的问题，受很多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我总说“时代造英雄”，宝堃师哥就是如此。他生于1922年，满族，北京人，生于张家口，他父亲常连安学过京剧，是富连成科班的。宝堃三、四岁的时候，常连安就带着他变戏法，最早就是“抄子”，撂地演出。在张家口人送外号“小蘑菇”，所以他是打小在这个环境里熏出来的。因为是小孩，能把词学会了，能把包袱儿掌握住了就行了，可以“戏托儿”。慢慢有了一些名气了，7岁的时候来到天津，1930年寿爷又收他为徒，带拉常连安为师弟，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蘑菇在天津首次登台是在北大关海风茶社，他人小，但非常聪明，节目使得灵活，眼不前的这些活，如《五行诗》、《反七口》、《六口人》等等，这些都由常连安带着他说，给他捧哏，他的聪明机灵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看小孩说大人话本来就有意思，再如拿爸爸当儿子叫，类似这类的包袱（有关现在所谓“伦理哏”的问题好象在网上争议很多，我认为关键在于使法，传统这类的节目很多，但使得不庸俗），再说蘑菇，因为是小孩，那么点小孩能找大人的便宜，观众看着哏儿，所以他一出来响了。以后陆续在山泉茶社、侯家后义顺茶社、聚英、小广寒等处演出。十几岁上，他们爷俩又随金万昌、荣剑尘、钟三姑娘等去南京、烟台等地演出，在南京鸣凤杂耍馆就能演倒二了，可见非常受欢迎，小蘑菇的名字也逐渐风靡南北。
等赶到他再上了电台，小蘑菇的名字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后来宝霖也出来了，都是小孩，有时也爷仨说。是小孩出来都沾光，这种情况很多，比如：佩茹当初叫“小神童”，为什么小立本一出来就火了，其实岁数不小了，但他的个头小，都拿他当小孩，后来的文亨、伯祥、文亮都是这个意思，从小就红了，后来再根据自己的擅长加以发展，但都不如蘑菇火得厉害。
后来宝堃的段子使熟了，艺术上逐渐就有所取舍了。我记得最早看他的《五行诗》的时候，台上满带翻跟头的，或者在台上来个旋子什么的，后来逐步就规范一些了，各类的活也丰富了。蘑菇的活最多，一般传统的活都有，另外还有些新编的如《学日语》、《怕妻论》、《抓张子》等，1940年他在天津特殊电台广播的节目就有100多段。他的腿子活我就听过“楼腿儿”和“湾腿儿”。再加之搭上了这位好量活的，赵佩茹，可以说在相声史上量活无出其右者。一般的量活有些东西是死的，有些东西是活的，恩啊着是，放得恰当就行了，佩茹量活的话比使活的不少，占的分量重，即便是“一头沉”的活，他的情绪也不断。
据我所知，相声中的分帐，最强的是四六帐，一般的三七帐，惟独他们俩人，刀切帐，自从1937年开始直到1951年宝堃牺牲，俩人一辈子没散过，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宝堃和佩茹在艺术上非常合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佩茹的话，宝堃也不会有日后的发展。
对于蘑菇艺术方面的评价，用今天的观点来分析，就是哏，逗乐，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艺术特点，但是他给观众一个好的印象，并不让人反感。他可以在台上折腾、闹，也照样受欢迎。宝堃后来成立了兄弟剧团，有陈亚南、陈亚华、秦佩贤等，后来又有刘桂田、佟浩如加入，荷花女，张君和沈君等等。
那时我父亲和我经常去庆云、群英后台，跟他们比较熟。由于当时市面上比较乱，他们为了业务需要，研究反串戏和笑剧。我记得大多时候都是刘连玉的梅花开场，他们倒三说相声，然后下去化妆，有时是林红玉的京韵大鼓倒二，最后攒底是他们反串的小戏。因为有张鹤琴在剧本上的帮助，加上他们每个人都有表演方面的擅长，所以在形势不景气的年代，还是很受欢迎的。
前些年，也有相声演员反串过《法门寺》，基本上是那意思，但我认为水平比起蘑菇他们来还是很有差距的。我在天津群英和北京大观楼都看过他们反串的这出戏，他们好的地方，第一个演员的“份儿大”，有身份，有很多是正的，再加上一些突如其来的歪包袱，看着就可乐了。蘑菇的刘瑾，佩茹的贾桂，秦佩贤的太后，杨玉华的宋巧娇，陈亚南的赵廉。比如：
刘瑾上场念引子“腰横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保皇朝。”后面“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满朝文武尊咱贵，何必西天把佛成！咱家--刘瑾，字表春华。陕西延安府的人氏，自幼七岁净身，九岁入宫，一十三岁扶保老王。老王晏驾，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如手足一般。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认为义子螟蛉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前面这都是正的）我说桂儿呀！咱们爷儿们够瞧得了吧？”“敢情！您这会儿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这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爷儿们呀！呦！哈哈哈……”佩茹那：“还乐呢！你妈都嫁人了。”蘑菇“这且不提！”接得紧凑极了。
太后出来念引子“一心赴蟠桃，但愿得长生不老。”蘑菇接过来“不老啊，你也就多唱几年太平歌词。”
佩茹的念状真下了功夫，跟小花脸没什么区别，一篇状子念下来，最后“永无既极矣！谨状啊！”念完后一擦汗“这可比说相声累得多。”
韦汉生（陈亚南的徒弟）打旗，贾桂问：“我说校尉的，怎么事这么鸡猫子喊叫的？”“千岁爷的虎威！”“什么猫威虎威的，变你的魔术去吧！”类似这些地方那包袱都响极了，一个连一个的。
解放前能上大场合的就是所谓五档相声，寿爷就不用说了，马三爷是一档，戴少甫是票友下海，在北京有“笑林五杰”之称，1939年和于俊波来津，侯宝林也是后来来天津的，他一直就在南市燕乐，他主要以柳活为擅长，另外一档就是蘑菇和佩茹。但最火的还是他们这档，过去在电台报广告，找蘑菇是最贵的，他们是把广告加在段子里面。
我记得他们上来总是“学徒小蘑菇”“我--赵佩茹”就跟死句一样。我认为艺不错传，凡是成名的演员，肯定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或者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实，在那个时代，天津北京相声说得好的人大有人在，或者说都有一定的本事，但很少能进大的杂耍园子，这也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现在还有人说“兄弟剧团”如何如何，那时我的确听说过“五族共和”的说法，其实这种现象很正常，是一个客观的规律，进大的园子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其实就连相声场子也不是轻易进得去的，包括北京的“启明茶社”等，这种情况事例很多。
还有一个原因，小蘑菇的名字一旦响了，他成名了，别人就不好把他压过去了，谁占先，谁就得“万儿”。比如一个小组，你能耐再大，如果选他是组长，你多咱都在他下面，要想压过他的威信不容易。
老三宝霆打小的时候就在启明茶社，是从那出来的，文茂和宝华也是。后来到了天津，宝堃带着他，给他说活，这活从哪到哪，该怎么使。这垫话怎么说，入活怎么入？都是一些死规矩的东西。那个时候学相声，基础首先来个《菜单子》，随后再学个《八扇屏》什么的，学跑梁子，嘴皮子利索，快而不乱。但是这道儿你会了，究竟这方面技巧怎么用的，那时候还没有研究到那个程度。
我曾经见过李寿增在东兴市场跤场后面那个屋子的后台给英培念活，就是念大道，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哪句跟哪句挨着。宝霆刚到天津的时候，有一回宝堃从小梨园下来，穿着个灰大褂，他们哥俩边走边过活。我进泰康商场正碰上他们，我那时正在金店学徒，我在旁边一听，给他念的是“钱滚子”（也叫“搞交情”，后来套着这活改成了《高人一头的人》）。想来也可笑，您算吧，我那时也就十几岁，我就知道是这活。
宝霆一直是按照常连安教的那种神相、气口、劲头，尤其是垫话“打雨伞接唾沫星子”那点，都是死规矩的。他也沾光是有白全福给量活。白全福卖一个“亘”和一个“狠”，他是逗活的“范儿”，他那相也非常好。
所以说常氏相声的提法还是有道理的，不光是从家族成员的方面，就是在表演上也有其独特风格的东西，一直到宝丰、贵田都是一样。宝堃在台上的活分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我认为文茂学的倒是寿爷的范儿，而并非宝堃的范儿，蘑菇的大徒弟是拉胡琴的李伯仁。
我记得我小时说过“要说相声，就得压过蘑菇去，要说评书，就得赛过陈士和。”后来这话让我师爷知道了，问我是不是我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师爷对我说“告诉你，学死了你也变不了陈士和。”当时我还不懂，后来逐步才知道师爷的意思，是不能死学他的“范儿”，要汲取他艺术上的精华化为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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